∵当然，佛教的这种辩解，背后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自视为“方外之宾”，既然如此，他也就很难与“方内”融成一片；再者，其所谓“大德”、“大孝”，与世俗之仁义礼俗毕竟是有很大的区别，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佛教的融入社会，进而妨碍佛教在中土的发展，这种情况到了隋唐之后就逐渐发生了变化。与以往佛教用“在家”“出家”、“方内”“方外”及一些包涵广泛的所谓“大忠”“大孝”来进行辩释不同，隋唐以后的佛教，也逐渐走上世俗化的道路，所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忠孝仁义，并把它与儒家的“修齐治平”统一起来。
∵例如，到了唐宋时期，中国佛教逐渐把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仁义忠孝统一起来，唐初李师政在其《内德论》中就说：“佛之为教也，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唐代名僧百丈怀海始创、后历代均有所损益的《百丈清规》更大讲“忠”、“孝”：首二章“祝”、“报恩”讲“忠”，次二章“报本”、“尊祖”讲“孝”，与儒家思想渐趋一致。宋元时期的许多高僧更进一步把佛教的五戒与世俗的仁义五常、把佛教的“治心”与儒家的“治世”统一起来，并大讲实实在在的“孝道”。
∵宋元时期从佛教方面倡佛儒交融之最着名者当推天台宗山外派代表人物孤山智圆。智圆自号中庸子，因“中庸”乃儒家经典之名，又向来被视为儒家之思想和传统术语，故有人问智圆：“中庸之义，出于儒家，你是佛教徒，怎么剽窃儒家语以自号呢？”智圆答曰：“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都是教人迁善远恶也。儒者，修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生民，岂越于身心哉？二教，其共为表里乎！”（《中庸子传》上）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儒学之与释教，虽然言说不同，但道理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教化民众，使之习善远恶；儒学乃修身之教，所以称之为外典，佛教乃治心之教，故称之为内典；身之与心虽然有内外之别，但人之为人，岂能越乎身心之外，所以二教实正好互为表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智圆以儒家语为号又有什么不好呢？
∵其次，智圆进一步指出：“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而行哉！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呜呼！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岂能庶中庸乎？”（同上）此说简直把儒教作为释教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儒教，则不能治国、宁家、安身，既然国不能治，家不得宁，身无以安，那佛教以什么为依托呢？所以，他提倡用儒修身，以释治心，拳拳服膺，不敢有丝毫懈怠，目的正在于至于理而达于道，把佛教与儒学、治心与治世较好统一起来。
∵在智圆看来，儒教修身，释教治心，二者互为表里。他认为儒是“域内”之教，“域内”之事，诸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舍儒不可他求，所谓“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者是。虽然此教“谈性命焉，则未极于唯心；言报应焉，则未臻于三世”，（《四十二章经序》）亦即在探性灵之真奥及明三世之因果方面，儒教并不擅长，但就今生今世言，则“不可一日而无之矣”，因为没有它，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至于佛教，它是“域外之教”。“域外则治于心矣”，亦即其功在于探性灵之真奥，明三世之因果。虽然如此，“实有毗于治本矣”，亦即它对于修身、治世也不是全然没有益处，正如以往的僧人所说的，如果天下人都能持五戒、修十善，则皇帝可以坐致太平。因此，释氏“之训民也，大抵与姬公、孔子之说共为表里”。（《翻经通纪序》）
∵另外，智圆还从儒释二教都能迁善远罪、有益教化方面论证儒释二教有其一致性。从儒教方面说，其要修、齐、治、平，自然不能没有礼仪教化，使人去恶从善；就佛教言，它的所有教义，几乎也都有这一功能。“何耶？导之以慈悲，所以广其好生恶杀；敦之以喜舍，所以申乎博施济众也；指神明不灭，所以知乎能事鬼神之非妄也；谈三世报应，所以证福善祸淫之无差也。使乎黎元迁善而远罪，拨情而反性。”（《翻经通纪序》）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智圆认为：就拨情复性的深浅而言，或者就论事之远（如佛谈三世）、近（如儒明今生今世）说，二教不得不有小异，如果把三教视为一物，混同看待，“或几乎失矣”；但就“迁善而远罪，胜残而去杀”言，则二教“不得不同也”。（详见《四十二章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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