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峰崖石龛：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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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峰崖石龛：扑朔迷离的历史悬案

绝壁之上、天然石龛，精美的雕塑、壁画，有人认为石龛起始于元、明，有人认为起始于魏、晋。联系周围被毁的大寺庙和仇池国。因此，断定石龛的创始年代更加扑朔迷离，难有定论。

2006年7月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甘肃省西和县发现一处魏晋时期石龛的新闻。

这条新闻一经播出，立即引起了有关专业人士的关注。几乎在同时，一些盗掘文物的不法分子也从相邻的省份闻风进入了西和县，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不得不连夜召开专题会议，紧急布置防范措施。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的这处石龛，位于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境内。

陇南市下辖九个县，地处秦岭与岷山之间，是古代甘肃通往西南各省区的交通要道，被称为“秦陇锁钥”和“川蜀门户”,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在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秦陇交界的陇南地区战事迭起，烽烟不息，留下了遍布全境的古战场遗址遗迹。

西和县的文物遗存十分丰富，这里发现过大量的仰韶、马家窑、齐家文化遗址，证实了在原始社会时期西和县就有人类从事农业活动。县内自南向北流淌的漾水河与自东向西流淌的西汉河的交汇处，就是秦人先祖的发祥地——西垂陵区，也就是近十几年间名扬中外的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

发现石龛的八峰崖，在西和县城东南32公里的石峡乡西侧。史前时期，八峰崖石龛的所在地是水天一色的浅海湾，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地质变化后，山峦拔地而出，群峰林立，千姿百态。这八座凌空突起的石峰如同群仙聚首，又似众峰争空，八峰崖因此而得名。古代诗人这样描绘八峰崖的秀丽风光：“迭迭云雾绕，奇石尤嶙峋。古洞松映掩，涧水潺潺响”。

诗中描写的风景，今天已经不复存在。频繁的战火，毁灭性的乱砍滥伐，干净、彻底地消灭了这里的天然森林，使这个地形奇特、风光优美的古浅海湾逐渐变成了人烟稀少的山区苦地方。

八峰崖的主峰西峰的顶端——据地面160米的高处，有一个高约15米、长约60米的天然岩穴。八峰崖石窟在老县志上的名字就叫蜂腰石龛，在山峰的腰部。

岩穴朝南的一侧敞开在峭壁之上，八峰崖石龛就建在岩穴之内。

八峰崖石龛共有14个，分上下两层，上层10龛，下层4龛。从山下到石龛，只有一条悬空栈道。在栈道的木栏上俯瞰山谷，令人提心吊胆，头晕腿软。

石龛，是天然形成的岩石凹槽，多在岩壁的高处，完全不同于人工开凿的石窟。八峰崖上天然形成的石龛，为塑造佛像、神像提供了便利。至于西和县的古人何时开始利用石龛建造佛像，至今还没有一致的说法。

据史料记载，八峰崖石龛在明代曾遭到大火焚毁，然而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八峰崖石龛尚有殿宇14间，造像200余尊，虽然年久失修，却仍旧能够看出这座石龛当年的宏大规模。1960年，八峰崖石龛又遭遇了一场大火，石龛的木质结构建筑全部在熊熊火焰中化为灰烬，仅剩了90余尊泥塑造像和部分壁画。

在我国历史上，民间的信仰常常随着历朝历代皇帝信仰的改变反复变化，许多寺庙在另一种意义上几乎成了多种宗教文化交汇展示的基地。八峰崖石龛内的塑像就有佛教的佛陀、菩萨，道教的祖师、灵官，还有民间信奉的求子娘娘等等。这种佛教、道教和民间神灵共处同一石龛的文化现象，就是外来宗教和本土宗教信仰兴衰交替、互为补充的具体体现。

一尊象征着能使妇女生育儿子的奇特塑像——三个男子体魄健壮，夸张的生殖器，就像古代彩陶、石器和岩画里的生殖崇拜一样，寄托着人们繁衍子嗣的朴素愿望，也体现了当时社会高度重视男性的风气。那些崇信神力、渴望生育男孩子的妇女抠去了泥土制作的男性特征，当作仙药服用，以求早生贵子。

至于墙上的壁画，则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如果居住者需要，就用稀泥随心涂抹，使得后世再也难以见到。没有抹到稀泥下面的壁画，历经烟熏火燎，磨擦、刺划，致使画面依稀难辨、惨不忍睹。

有的墙壁上的壁画，多达三层。表层的一幅壁画场面宏大，绘制细腻，龙、凤和骏马分别拉着三架富丽华贵的辇车，车上的神仙抑或皇亲贵胄面带微笑，周围的随从前呼后拥，张扬着世俗的荣耀。然而，这仅仅是壁画的上层，被它覆盖在下面的两层，究竟画的是什么？又是什么年代画的？这些疑问，都成了暂时不能解答的难题。

有专家根据八峰崖石龛现存的实物认为，八峰崖石龛始于宋代；也有专家认为，八峰崖石龛始于元代。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时任甘肃省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张学云先生考察了八峰崖石龛，认为这尊站立的造像具有宋代风格。

2008年11月14号，甘肃省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晓峰来到了八峰崖。这是他第三次进入八峰崖石龛考察。

孙晓峰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系文博专业，曾受甘肃省文物局的委托，完成了陇南魏晋石窟的调查，对陇南市辖区的许多石窟都十分熟悉。

甘肃省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晓峰介绍：它坐得这个姿势有点像十二生肖俑的姿势，因为在古代墓葬里有一种生肖俑，它把十二生肖放进去，上面头可能不是个人头，是个十二生肖的头，鸡、狗、猪、马、龙，这种样子，大拇指这么翘起来。宋代造像它这个女性化都比较的严重，人它就像咱们传统这种瓜子脸，眼睛是吊眉，鼻子非常漂亮，它叫做旋转鼻，嘴就是小四瓣儿，就像中国古典美人那种神话故事，所以非常好认。不管它是佛也好，菩萨也好，它都呈一种女性化，这种倾向。

孙晓峰仔细考察了八峰崖的每一个石龛和石龛内的造像，最终认定八峰崖石龛现有的文物遗存都是元朝和明朝以后的。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晓峰介绍：从八峰崖我们现在看的情况来看，现存的塑像主要都是明清时期的一些造像，在个别造像身上多多少少有一点宋元造像的这种影响，但是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判定。

但是，孙晓峰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晓峰认为：像仙人崖石窟它是非常典型，也属于这种情况，它也是这种丹霞地貌，它最早开窟还是北魏开窟，但是大规模存在的东西是明清的东西。

孙晓峰提出的这个观点和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八峰崖石龛开凿时间始于魏晋是一致的。

《人民网·甘肃视窗》发布的文字认定：八峰崖石龛建于敦煌千佛洞，大同云岗石窟前后。西和县是陇南石窟造像胜地，南有八峰崖石龛，北有法镜寺石窟。这些精湛的石窟艺术告诉人们，西和是陇南佛教传播最早，也是石窟造像最早的地区。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地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都肯定八峰崖石龛开凿于魏晋时代。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和西和县地方史志研究人员认为，虽然目前找不到八峰崖石龛始建于魏晋的实物证据，但却有许多理论上的根据支持这种推断。

西和县地方史志研究人员否定依据八峰崖石龛现存文物就断定其始于宋元时期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一组诗作。

公元759年七月，诗圣杜甫为了躲避“安史之乱”，从陕西的华县弃官西行，到了甘肃天水。这年阴历十月，杜甫和家人经过西和去同谷县——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成县——投靠当官的好友。

原陇南地区作家协会主席、西和县政协副主席黄英介绍：为什么要经过西和呢？现在从天水去成县根本就用不着经过西和，那个时侯林木茂密，像现在的大山坝那一带，无路可走，当时杜甫带着老婆孩子，两个孩子，他自己还有他弟弟。

法镜寺在西和县城北十公里处，是杜甫经过西和县去成县的必经之路。在那里，杜甫写下了《法镜寺》。

在《法镜寺》这首诗中，杜甫描绘了西和县法镜寺的早晨。意思是说初升的太阳冲出云雾，红色的屋脊闪烁着光芒，映衬着寺庙历历可数的明亮窗户。

八峰崖石龛距离法镜寺石窟只有5公里，杜甫经过法镜寺后，在继续颠沛流离的南行旅途中，又写下了描绘西和县八峰崖的《石龛》。

杜甫借景抒情，在《石龛》的下半部分写出了“安史之乱”给西和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

也有研究人员认为，《石龛》里的“虹霓”这里是指古代寺庙使用的琉璃砖瓦。

原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赵逵夫教授介绍：杜甫写的《石龛》是指现在的八峰崖，那个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由这一点就说明这个八峰崖（石龛）是在唐代以前就已经有了的。

毫无疑问，杜甫的《法镜寺》和《石龛》两首诗明确地传达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八峰崖石龛同法镜寺一样至迟在唐代以前都已经存在了。

此外，以西和县地方史志研究人员为主认为八峰崖石龛开凿于魏晋时期的另一个参照物就是西和县的法镜寺造像。法镜寺是魏晋时期的石窟，这一点考古界和当地研究人员都没有争议。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晓峰介绍：它的服饰是典型这种的V字领，这是一种当时北魏孝文帝服饰改革以后北方鲜卑民族与中原民族服饰结合的绝好的一种例证。

持这种观点的研究人员认为，魏晋时期开窟造像风行天下，既然古人能在法镜寺开凿石窟，那么，利用八峰崖石龛的天然大空间，在其中塑造佛像，就等于在更短的时间里圆满了宗教功德，完全在情理之中：有现成的天赐石“窟”，又赶上了佛教大兴的时潮，古人一定要利用石龛造像，绝不会见而不用，等闲视之。

法镜寺石窟紧挨着西和县的漾水河，河水恰好在寺前掉头东拐。为了避免水患，明清年间，法镜寺石窟移建到了河北岸的五台山上。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当地扩展祁山至西和的公路，挡路的五台山被拦腰炸成东西两段，法镜寺石窟随之一分为二。在随后而来的政治运动中，法镜寺本已损毁的文物又一次遭到破坏。东段的佛像所剩无几，只有一尊身高6米的北魏释迦牟尼佛像仍在这个石窟的中心位置，孤孤单单的站立着。其余距离地面4米高的空空如也的石窟，如今成了农民堆放柴草的窑洞。

在法镜寺遗留的石窟西段，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尊身陷坑地的石窟佛像身躯是北魏时期的，佛首却是当代人重新塑造的，粗俗不堪，毫无艺术价值，并且涂上了厚厚的泥皮和鲜艳的颜料。

当地的佛教信徒把这种给佛像改头换面的行为通常叫做“给佛像洗脸”。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功德善举”，使佛首的原貌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要想知道原始的创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佛教信众的动机原本无可厚非，但他们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却加大了对造像雕塑年代的考证难度。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对没有文化或者缺少文化的老百姓普及文物知识，是弥补传统教育中文化缺失的迫切课题之一。

那么，八峰崖石龛的佛像是否也被“洗过脸”呢？答案毋庸置疑。

这是八峰崖石龛的一尊元代佛像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和现在的实物比较，仅仅过了三十年时间，这座佛像就已经面目全非，还有谁敢认定它是元代的造像？

八峰崖石龛的这面墙壁上，有清代塑造的几十尊生动的人物和动物造像。这个渡海题材的雕塑，再现了诸多仙人、大成就者凭借各自的宝器，凌波踏浪、漂洋渡海的美丽传说，喻示着芸芸众生都可渡过苦海走向极乐世界的直观景象。清代民间工匠高超的雕塑技法和海阔天空的艺术想象力，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

遗憾的是，这些雕塑的大部分已被现代人用广告颜料涂抹得不伦不类，专家见之除了一声叹息别无奈何。

而这些美丽、精致的泥塑花卉，它们同样没有躲过被涂抹的命运。

这样反复的“洗脸”和“涂抹”，就是造成八峰崖石龛难以断定开凿年代的主要原因。

《陇南风物志》记载，八峰崖的个别佛像被“多次重修”。

就因为这“多次重修”，使八峰崖石龛始建于魏晋年代的说法占据了理论上的优势。这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在八峰崖石龛始建于魏晋年代至今的1400年里，魏晋时期的造像和壁画或者被彻底损毁，或者因为屡次修饰而失去本来面目，完全是可能的。此外，除了参照杜甫的诗和法镜寺石窟的造像外，持这种观点的研究人员还有另一种更加有力的论据。

八峰崖石龛绝壁之下，向阳的北面有一片较大的平缓坡地。这个只有一户人家的山谷叫寺湾。据说很早以前这里有一座大吉祥寺，寺湾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原陇南地区作家协会主席、西和县政协副主席黄英介绍：从现在留下来的碑文来看，八峰崖石窟它就成文吉祥寺。但是，当地老百姓说，石窟下面的那一片开阔地，名字叫寺湾。就是说原来的寺庙就在山下面。当地父老还说，下面有戏台，每年都有庙会，庙会中间下了一场暴雨，山洪下来以后，把人都淌了，把这个庙毁掉了。

现在寺湾已无寺可寻，摇曳的荒草下，一大堆瓦砾堆积在农田的边缘，在这荒山野地，它们是哪儿来的？它们是大吉祥寺的遗物吗？

这个础石直径大约60厘米。如此大的础石，上面立放柱子的直径也就可想而知。由此推断大吉祥寺的规模，绝非是一般的中小寺庙。

西和县文化馆馆长蒲立还在大吉祥寺的遗址上发现了小础石和类似碌碡的石器，在破瓦烂砖中找到了用稀泥烧制的砖块。

这种稀泥烧制的砖块质地坚硬无比，当地人称为“铁砖”。它们和甘肃省河西走廊阳关遗址上发现的汉代砖块完全一样，可以磨制砚台。

那么，是谁在西和县的偏远山区，修建了一座规模恢宏的寺庙呢？

西和县位于甘肃省陇南市北部，西秦岭南侧，长江流域的西汉水上游，气候温暖湿润，瑰丽的丹霞地貌和雄奇的崇山峻岭中，星罗棋布着多处历史文化遗迹。

八峰崖的东面，就是华夏人文始祖伏羲的出生地——仇池山。南宋学者罗泌在《路史》中写道：“伏羲生于仇夷，长于成纪。”仇夷就是仇池山。今年有学者论文认定，仇池山还是远古神话英雄刑天的葬首地。

仇池山和八峰崖的直线距离不过五公里。站在八峰崖上，可以看到仇池山上的建筑物。这些寺庙，是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伏羲修建的庙宇。

仇池山，也是中国古代西部少数民族——氐族的发祥地之一。

仇池山孤立于悬崖之上，四面绝壁，地势险峻，只有一线羊肠小路连通山里山外。山上有清泉四季流淌，良田百顷，平坦肥沃，有土可以煮熬成盐。一旦战事来临，退可守全自保，攻可拓展疆土，困不死，攻不下，无疑是冷兵器时代最理想的兴霸称王之地。

西和县文化馆馆长蒲立介绍：仇池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现在，不用现代化武器，要说光靠人把它攻下是非常难的。

直到民国初年，当地人马尚智还利用仇池山的地理优势，啸聚同伙，占山为匪。1943年，地方***收买了马尚智的干儿子，将其击毙，仇池山的匪患才从此绝迹。

东汉末年、魏晋时期，中国西部的战乱连年不息。西部氐族的一支——杨氏部落迁徙到山大沟深的仇池，凭借孤绝险要的地形定居下来。东晋初年，首领杨氏在陇南及周边地区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仇池国。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佛教最为兴盛的时期之一。开凿洞窟，塑造佛像，成为皇帝倡导、全社会普遍崇尚的无量功德。地处甘肃和四川交界要冲的西和县，自然会受到这种大规模雕造佛像活动的影响。

仇池国王杨茂搜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被称为东方泥塑艺术馆的麦积山石窟壁画和榜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仇池国王杨茂搜捐资修造佛像的记录。

原陇南地区作家协会主席、西和县政协副主席黄英介绍：从麦积山78龛发现的这个壁画来看，它上边有“仇池镇写经僧供养十方佛”这样的字样。能够确证麦积山石窟在开凿造像的过程当中仇池国是参与过的。仇池镇是仇池国这三百多年历史里面的一段，这一段只有四十年的时间。

仇池国王杨茂搜能在150公里之外的天水麦积山开窟雕凿佛像，为何不在距离仇池山只有五公里的八峰崖天然石龛塑造佛像呢？

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孙晓峰介绍：现有的资料因为不是很全，这个地方也没有做过考古发掘，或者更进一步、更系统的进行一些考古调查，但是，从这些现象再结合历史上的一些史料，我感觉在历史上仇池山与八峰崖应该有一定关系。

一位有研究人员根据仇池国王杨茂搜开凿麦积山石窟时所留壁画的衣服形式，推定了八峰崖石龛的始建的准确年代。

原陇南地区作家协会主席、西和县政协副主席黄英认为：我推断，这个八峰崖的开凿，就是在公元452年到486年之间，因为486年以后，魏孝武帝改制以后这个服装就变了，不准穿这种胡服了，就汉人的服装了，这个壁画上的东西都是一些胡服，这只是一个大致上的推断，就是说大致开凿可能就在北魏时代，北魏的什么年间现在很难确定，如果以后进一步发现了一些地下的文物，能够证明它的话，才可能考证出它的确切年代来。

在中国四大石窟之一——河南省的龙门石窟中，也有杨茂搜的七世孙杨大眼替北魏皇后造佛像、做功德的记载。

杨茂搜的后代中，有人名字就叫做“佛奴”、“佛狗”，足见氐人杨氏对佛陀的绝对虔诚。氐人杨氏累世对佛教信仰如此笃信，但是氐人杨氏却没有在其根据地——仇池山上——留下建造佛教寺院的蛛丝马迹，这又如何解释呢？

在当地，世代流传着关于寺湾大吉祥寺和八峰崖石龛的民间传说：西晋元康年间，仇池大旱，氐王杨茂搜在八峰崖脚下的寺院里延僧祈雨。不料大雨滂沱，山洪暴发，一夜之间将寺院冲毁殆尽。正在杨茂搜嗟吁之时，有人发现寺院的殿宇完整地移到了离地百仞的八峰崖石龛内。

传说无不带着浓厚的神话色彩，但也未必全是空穴来风。

原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赵逵夫教授介绍：一般来说传说总是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只是它反映的比较宏观一些，模糊一些，不可能就好像史料记载的一样，把它看做很确凿的历史记载，当然传说本身有它的历史的内核。

因此，仇池国王在邻近大本营的寺湾建造大吉祥寺和八峰崖石龛的传说是可以相信的。

那么，寺湾被毁的大吉祥寺，究竟是不是仇池国建造的呢？

原陇南地区作家协会主席、西和县政协副主席黄英介绍：我认为山上的石窟跟山下的寺院同名叫吉祥寺，佛像在山上，山上没有办法进行庙会。山下进行宗教活动，庙会唱戏，而且从这个规模来看，这个寺院很可能就是仇池国这个政权的国家级寺院。

魏晋南北朝是仇池杨氏政权最为鼎盛时期，仇池国的疆域包括今天陕西省南部的汉中地区、甘肃省东南部的武都地区、四川省西北部的平武、广元地区，形成了一个地跨三省的独立王国。

仇池氐人杨氏先后建立了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等五个氐族小国，从东汉到后梁，杨氏十八代人统治甘、陕、川六郡十八县长达386年，比“五胡十六国”中的任何一个政权都长。

公元580年，氐人杨氏的最后一个政权——阴平国被北周军队摧毁，再也没有复兴。如果按照杨氏占据仇池的时间算起到阴平国为北周所灭，仇池国完全能够名列中国古代长寿王朝的前几名。

氐人杨氏最后的阴平国，就在甘肃省现在的文县。文县和相邻的四川省的平武县、九寨沟县是我国白马藏族的聚居地。《魏书·氐传》记载：“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

在今天的白马藏族中，有人就坚持认为自己是氐人，不是藏族。

他们到底是不是氐人？他们和氐人杨氏先后建立的五个小国有没有什么关系？这又是另外的一个历史之谜。

现在，仇池山依旧是世外桃源的安乐景象，在和煦的阳光和平静的田园图画中，看不到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轰轰烈烈历史事件的任何迹象，山上的所有村落里，也没有一户人家姓杨。

这不能不叫人怀疑，是不是北周在灭掉仇池国之后，为了铲除氐人杨氏政权的影响，彻底毁坏了仇池山上的所有存在物？驱赶、迁移、或者杀绝了山上的氐人杨氏？这个疑问，只能等待对仇池国的考古发现来解答。

八峰崖的险绝石龛上，没有水、也没有土，修建寺院要到山下背水、后山背土，工程难度大，需要很多人才能完成。倘若没有官方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大力支持，单凭当地百姓的力量不可能建成这样规模的寺庙。

寺湾大吉祥寺的遗址上，有一块半截深埋地下的石碑，石碑上面的题目清晰可见，近似汉字偏旁的组合，但没有人能够认读。石碑正文的小字模糊不清，也无法辨认。

研究人员坚持认定八峰崖石龛始于魏晋时期的另一个理由是：八峰崖石龛周围发现的遗址古迹，没有一处在魏晋以后。理所当然的结论是：八峰崖石龛也必在魏晋时期或魏晋以前。

西和县文化馆馆长蒲立介绍：在省博物馆保存的三块金印就是咱们向前仇池山脚下，这块地方和西高山紧连的这块地方出土的。

公元前111年，汉王朝设立武都郡，郡址就在八峰崖周边。这里发现过大批的汉代和魏晋墓葬，出土了许多文物。如果只凭八峰崖石龛的现在遗存就把它定为元明时代的建筑，确实存在过于简单化的嫌疑；但是，把八峰崖石龛认定为魏晋时代的却没有实物证据，只有理论上的主观推断。因此，这两种观点那一种最后能够得到公认，只能等待考古学的新发现来决定。

尽管目前各方面研究人员对八峰崖石龛的始建年代各执一词，无法形成一致的意见，但八峰崖石龛却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有的文化内涵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它的始建年代就像一个感觉容易确定却又找不到准确结论的疑问，等待着研究和考古人员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