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仁、义、忠、孝”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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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仁、义、忠、孝”形成

宋代在佛教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开辟了很多古佛教所没有的教义新领域。佛教的世俗化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大趋势，到了宋朝，又有了很多新的特点。宋代初年，王朝以儒治国，当下儒学大盛，一代文豪在其修撰的《本论》中，认为中国佛教为患，是“王缺政、礼义废”的结果，他认为只要“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则“世虽有佛，无由而入”。而理学家程颢则更鲜明的抨击佛教“其术大概且是绝伦类，世间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哪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程颐批评神禅：今之学禅者，平居高谈性命之际，至于世事，往往直有都不晓者，此只是实无所得也，禅宗放任自然，不问世事的风气受到了道教的抨击。在《万善同归集》中说：“文殊以理印行，差别之义不亏；普贤以行严理，根本之门靡废。本末一际，凡圣同源；不坏俗而标真，不离真而立俗”。这从理论上论证了僧尼参与世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克勤更认为“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佛法”。

在儒学大兴的宋代，宋时佛法也吸收了儒学的精髓，用来发展充实佛教的新教义，即针对程颢所言的“忠、教、仁、义”。智圆说：“士有履仁义，尽忠孝者之谓积善也”。契嵩的名着《辅教编》中有《孝论》12章，以儒的《孝经》阐明佛意，同时批评后世的佛者，不能尽《孝经》者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他认为佛教不可离“天下国家”大事和君臣伦理规范，而只管一人修行：“佛之道岂一人之私为乎？抑有意于天下国家矣！何尝不存其君臣父子邪，岂妨人所生养之道邪？”在两宋之际的禅宗领袖宗杲，用“忠义心”来解释作为成佛基石“菩提心”。他说：“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但此心与义相遇，则世出世间，∵一网打就无少无剩余矣”。宗杲自谓：“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运往矣”。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宋代佛教所推行的“忠孝仁义”，彻底结束了沙门与王者的对抗，自此，僧尼臣服于君王。明代神僧元贤说：“唐以前，僧见君皆不称臣，至唐，则称矣”。在崇宁二年编制的《禅苑清规》，连国家行政长官放在的祖师之上，在寺院住持的上香祝辞中，先是祝当今圣上“圣寿无穷”其次愿地方官僚“常居禄位”，再次谢祖师“法乳之恩”。

至隋唐时寺院经济与世俗社会的联系则相当活跃，寺院普遍设立了商业性服务项目，发展营利，在寺院内部的人员分工也日趋严谨，上下级关系非常清楚，禅宗初期平等关系不复存在。在农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寺院，与世俗生活更加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