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历史上的佛教（上）

兖州历史上的佛教（上）

三年前曾作《东鲁梵林拾叶录》28题。不久前忽得省博肖贵田先生函，邀予参加佛教艺术与考古学术研讨会。于是找出旧稿，略作改动，又新增2题，易名为《兖州历史上的佛教》以参加会议。会议9月17日—21日在泉城举行，其间得聆多位专家报告，得见众多文物精品，大长知识，深受教益。予亦在会上介绍拙文15分钟。予观会议上文章，多以类型学之方法，附以图片表格，生动直观，而绝少有出入文献者。反观拙文，则予之落伍于时代，良可叹也。归来后深自反省，亦无如之何，唯暂将拙文贴此，以志鸿爪云尔。

想了解佛教在兖州历史上的流传与发展情况，最大的困难在于可供参考的资料太少。笔者现在所能做的只是把平时读书所得东鳞西爪的材料加以抄撮，略作评说，读者也许能从中获得某些启示，对进一步的探讨有所帮助。应该说明的是，兖州这个地名在历史上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复杂。本文涉及的材料，重点在于今兖州（即古之瑕丘、瑕丘县、瑕县、嵫阳县、滋阳县），但也兼及今兖州周边地区。这是因为从东晋到隋的数百年中，并没有一个瑕丘县的建置；而且从南北朝到明清的一千多年中，这里又始终都是兖州的治所。与其斤斤计较于历史上复杂的沿革变迁，毋宁说本文是将兖州作为一个文化区域的概念看待的。共得30篇。

（一）竺僧朗与瑕丘

笔者所见有关兖州历史上的佛教的材料中，所涉及的人物最早者是活动于东晋十六国时的竺僧朗。

竺僧朗，《高僧传》卷五有传。他是西域高僧佛图澄的弟子，曾受到过前秦苻坚、前燕慕容德、后魏拓跋珪三国君主的礼遇，奉之为神圣，名重一时，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有名的高僧大德。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三有一条：

卢县有金榆山。昔朗法师令弟子来此采榆荚，诣瑕丘市易，皆化为金钱。

文中的卢县，《汉书·地理志》记属泰山郡，《后汉书·郡国志》记属济北国，《晋书·地理志》同。据考，其治地在今山东济南市长清县西南。金榆山，应与金舆谷有关，而金舆谷又与琨嵛山、琨瑞谷、琨瑞谿有关，都存在着同音相转的关系。《高僧传》云：

竺僧朗，京兆人也……以伪秦苻坚皇始元年移卜泰山……于金舆谷昆嵛山中别立精舍，犹是泰山西北一岩也。峰岫高险，水石宏壮。朗创筑房屋，制穷山美，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余人……

又，《水经注》卷八济水“又东北过卢县”句下：

……泰山朗公谷，旧名琨瑞谿，有沙门竺僧朗……隐于此谷，因谓之朗公谷。

还有《魏书·释老志》也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之琨瑞谷”的记载。

这个朗公谷，一般认为在今济南柳埠镇，该地有神通寺遗址，据说此寺即朗公所创。又有人说在今长清县，灵岩寺中现在还有朗公石之类的古迹。

瑕丘县，是今兖州之前身，瑕丘这个地名出现很早，又叫负瑕，春秋时候是鲁桓公庶子的采邑。秦代实行郡县制，始设瑕丘县，属薛郡；两汉均有瑕丘县。《晋书·地理志》中已无瑕丘之名，是已经撤销，直到隋开皇年间才又割邹、汶阳、平原三县地重设瑕丘县。从晋到隋这三百多年中只有瑕丘城而无瑕丘县，此谓之“县省名存”。竺僧朗的时代正是县省名存的时期。

竺僧朗“皇始元年移卜泰山。”皇始元年为公元351年。他的“移卜泰山”是佛教在中国北方传播的较早记载。他有弟子百余人，其中当然是泰山周围地区的人为多。弟子们采了榆荚到瑕丘市易，说明了瑕丘在当时是交通畅达、贸易发达的城市。这也大概是为什么后来在刘宋元嘉三十年（453），北魏军队南侵时把兖州治所须昌（今东平）毁坏一空后，兖州要迁到瑕丘的原因。

榆荚化为金钱当然是神话传说，这类传说在佛教典籍中是很常见的。但竺僧朗的弟子经常到瑕丘市易却应是历史的真实。这至少可以说明，在公元四世纪五十年代，今兖州一带已有佛教徒的踪迹了。

（二）慧重和僧钟

西晋末年以迄十六国时期，因战乱而南迁的兖州人或者他们的后裔中，颇有虔心事佛而有所成就者。如《高僧传》中所记载的慧重和僧钟。

《高僧传》卷五十有《齐瓦官寺释慧重传》：

释慧重，姓闵，鲁国人。侨居金陵。早怀信悟，愿言未遂，已长斋菜食。每率众斋会，常自为唱导，如此累时，乃上闻于宋孝武。大明元年，敕为新安寺出家，于是专当唱说。禀性清敏，识悟深沉；言不经营，应时若泻。凡预闻者，皆留连信宿，增其恳诣。后移至瓦官寺禅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

传中说慧重是鲁国人，鲁国即今曲阜。

慧重卒于南齐永明五年（487）年七十三，则生于东晋义熙十一年（415）。他的多半生是在刘宋时代，文中的宋孝武指孝武帝刘骏。慧重正式出家前已一心向佛，而且已经以善于唱导而闻名于世，因此皇帝亲自批准他剃度出家，此时他四十二岁。出家后，就“专当唱说”，成了职业的讲唱僧人。

所谓唱说，是佛教宣传的一种形式。即把佛经里的故事，用通俗的引人入胜的方式讲唱出来，从而诱导俗众，推广教义。慧重在《高僧传》中被编入“唱导”部十人之一，传后有论曰：“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夫唱导所贵，共四事焉，谓声、辩、才、博。非声则无以警众，非辩则无以适时，非才则言无可采，非博则语无所据……”看起来，一个杰出的唱导者，其实是一个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他不仅要有很高的天赋条件如嗓子（声）、口才（辩），还要有出众的艺术才华（才）和广博的学识（博）。传中说慧重“言不经营，应时若泻”，又说明他有极强的现场即兴发挥的能力。

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五代写本中，有一些被称为变文的，如《维摩诘经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佛本行经变文》等，就是边讲边唱的形式，是后代讲唱文学的滥觞。慧重的讲唱比那要早数百年。

卷八有《齐京师中兴寺释僧钟传》：

释僧钟，姓孙，鲁郡人，十六岁出家。居贫履道，尝至寿春，导公见而奇之。谯郡王邺重其志操，供以四事。后请讲《百论》，导往听之，乃谓人曰：“后生可畏，真不虚矣！”钟妙善《成实》、《三论》、《涅盘》、《十地》等，后南游京师，止于中兴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来聘，会于寺内。帝以钟有德声，敕令酬对。往复移时，言无失厝。日影小晚，钟不食，固曰：“何以不食？”钟曰：“古佛道法过中不餐。”固曰：“何为声闻耶？”钟曰：“应以声闻，得度者故现声闻”。时人以为名答。尔后盘桓讲说，禀听成群。齐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数请南面。齐永明六年卒，春秋六十……

传中说僧钟永明六年（488）六十岁卒，则其生当在宋元嘉六年（429）。鲁郡人，当时兖州属下有六郡，其中鲁郡下辖邹、鲁、汶阳等六县，治曲阜。

僧钟是北方人，但传中所叙其活动地区主要在江淮一带。大概他是早期南迁者的后裔，也许是出家后因战乱而南迁，现已不可考。他“尝至寿春”，寿春即今安徽寿县；“导公见而奇之”，导公是寿春石涧寺的着名高僧僧导。谯郡为今天安徽亳州。王邺大概是一个有钱的施主，钦佩僧钟的才学，所以“供以四事”。佛家以房舍（一说卧具）、衣服、饮食、汤药为四事，是一个僧人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

僧导在听了僧钟讲《百论》以后，发出了由衷赞叹，这是对他学术水平的高度肯定。僧导不是等闲之辈，他是佛学大师西域人鸠摩罗什的入室弟子，其事见《高僧传》卷七。《百论》为古印度提婆所着，与《中论》、《十二门论》合称《三论》，此经曾由鸠摩罗什两度译为中文。僧导卒于刘宋大明元年（457），九十五岁，他听僧钟讲《百论》时已是八十岁的老者，而僧钟当时只有二十多岁，故有“后生可畏”之叹。

僧钟后来到了首都建康（今南京）中兴寺，此时他已是名声很大的高僧，因此南齐武帝萧赜敕命他在寺内会见北魏大使李道固。《资治通鉴》卷一三六记：“永明二年五月甲申，魏遣使员外散骑常侍李彪等来聘。”此年十月还有一次，不知与僧钟的相会是哪一次。这年僧钟五十六岁。李道固即李彪，顿丘卫国人，《魏书》卷六三有传。传中说他自幼读书，“笃学不倦”、“手抄口诵，不暇寝食”，是一个有着很高学养的人。僧钟与他“往交移时”的“酬对”，既是文化学术的交流，更具有国际间政治谈判的意味，僧钟“言无失厝（厝即错）”充分表现出他学识的高深、思维的睿智和口才的出众。

传中的“齐惠文太子”指武帝长子萧长懋，竟陵文宣王指萧子良，他们对他“数请南面”，可谓极度尊崇，奉若神明了。

僧钟在《高僧传》中列于“义解”门，表示他的成就主要在于佛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因此可以说，他是南朝时的一个着名学问僧。

（三）释法力的故事

南齐陆杲撰《系观世音应验记》中有一条《释法力道人》，：

释法力道人，精苦有崇行。欲于鲁郡立精舍而钱物不足。与沙弥明琛往上谷，乞得一车麻。载行空泽，遂遇野火；车在风下，无得免理。于时法力倦眠，比觉，而火势已及。因举声称“观”，未得言“世音”，便自应声风转火灭，无他而归。

念观世音可以立刻得消灾弥祸之效，是这条文字的核心内容。《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一书中近百条故事都是讲这一点的。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荒诞不经，甚至愚蠢可笑，但在当时却是相当多人坚信不疑的事，这也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真实反映。

法力和他的弟子明琛为了在鲁郡创建寺院，到上谷（河北地）化缘，这件事情本身也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采取各种方式，募集钱物以兴造塔寺，是佛教徒重要的工作；而向寺院施舍钱物，也是信徒的重大功德。佛教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发展的。

据《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一书后附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文章，《系观世音应验记》一书编于南齐中兴元年（501），其时为北魏景明二年。因此，这个故事所反映的现实应是北魏中期的事情。

《法苑珠林》卷十七亦收有这段故事，文字略有不同。开头为：“魏末鲁郡释法力，未详何许人，勤营塔寺……”将法力坐实为魏末人。其实北魏亡于永熙三年（534），而由北魏分裂而成的西魏和东魏亡的时间更晚，因此称法力为魏末人并不确切。

北魏尤其其中晚期，佛教十分发达。前文说过，魏道武帝拓跋珪（386—408在位）曾礼敬竺僧朗，奉为神圣；他之后的明元帝拓跋嗣（409—423在位）亦崇佛教。除了曾经灭佛的太武帝拓跋焘外，此后的诸帝基本上都是信佛的。在当时，创建佛教寺院，兴塔造窟是最流行的事情。上到皇帝官宦，下到平民百姓，全民动员，遍地开花，把社会财力的相当大部分都用到建佛寺上去了。正如《魏书·释老志》所说：“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据记载，孝明帝元诩（516—528在位）神龟元年（518）时，首都洛阳有佛寺五百所。到北魏灭亡的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各郡佛寺竟达到三万多所，僧尼有二百万人之多。从此种意义上说北魏亡于佞佛，亦不为过。当时兖州领有六郡三十一县，治瑕丘。可以想见，瑕丘及整个兖州的佛寺和僧尼都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数量。释法力师徒为创建佛寺而远到河北上谷去化缘，正是这段历史的真实反映。

（四）兖州尼寺和沙丘城碑

《北齐书》卷四十三《羊烈传》载：

……烈家传素业，闺门修饰为世所称，一门女不再醮。魏太和中，于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无子者，出家为尼，咸有戒行。

按，泰山羊氏是自晋以迄南北朝时的名门巨族。其中羊秀为晋太仆卿，羊哲为济南相，羊规之为宋营州刺史，羊祉为魏兖州、梁州、徐州刺史，羊灵珍为魏兖州别驾，羊深为魏中书令，羊烈为北齐义州刺史、兖州大中正等，不可遍举。文中的太和为北魏孝文帝元宏年号，为公元477—495年间。北魏兖州治瑕丘，故羊氏在兖州所建尼寺应在瑕丘。《比丘尼传》卷一的《洛阳城东寺道馨尼传》和卷四的《禅林寺僧念尼传》，就分别记述了羊氏家族的两位高尼，但她们并非在瑕丘修行。赖非先生着《山东北朝佛教摩崖刻经调查与研究》一书第四章《刻经周围的寺院、僧人、经主》，引此则时径直称为“瑕丘尼寺”。尼寺即比丘尼之寺，是女性僧人修行的地方。无独有偶，在1993年从兖州泗河南大桥下出土的一件残碑上，也提到了“比丘尼之寺”：

……若夫邑义人等……以大齐河清三年，岁次实沉，于沙丘东城之内，优婆尼、比丘尼之寺，率彼四众，奉为太上皇帝陛下、师僧父母、俾闰含灵一切有识。于是法堂巍巍，廊庑赫奕，磊硌而重叠，峨峨以连属。又乃敬造阿弥陀连座三佛……

从上引这段碑文看，这是在修造一座尼寺并造佛像后所刊的纪功德之碑。文中的邑义是北朝时候民间佛教信徒以村舍为单位结成的组织，从事修窟造像、诵经礼拜等活动。其负责者称邑义主，成员称邑义。河清为北齐武成帝高湛年号，河清三年为公元564年。沙丘城应即为瑕丘城。优婆夷指在家修行的女性佛徒，比丘尼指受过具足戒的女性佛徒。四众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泛指出家在家的奉佛之人。太上皇指北齐武成帝高湛。按《北齐书·帝纪第七》载，“河清四年夏四月……太史奏天文有变，其占当有易王。丙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于皇太子。大赦，改元天统元年……于是群臣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可见，高湛是在河清四年因“天文有变”才禅位给其子高纬的，河清三年是还没有“太上皇帝”之称的。所以此石的刊刻时间并非河清三年，而应在天统元年（565）之后。

从北魏太和年间到北齐河清、天统年间大约有80年的时间。这个尼寺是羊氏所造的那个尼寺吗？很值得研究。赖非先生说：“一州治中有两处尼寺可能性不大。此题记中的比丘尼寺很可能就是羊氏当年所造的瑕丘尼寺，其位置在沙丘东城之内，距今金口坝不远。”其说很有道理。

附带提及，赖非先生书中还有慈云寺，云：“在兖州西。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北朝卷载（兖州）晋阳山上有摩崖刻经，正书，无年月，上书‘慈云寺薛子岫等人’。今晋阳山已夷为平地，慈云寺遗址也无处找寻。”按，兖州城西之山为嵫阳山而非晋阳山。笔者所见《寰宇访碑录》滋阳部分似无此条，现手头无书，无法复按。但查万历二十四年《兖州府志·寺观志》，济宁州有：“慈云寺，在州西晋阳山上。”先生殆将济宁州误为兖州欤？

（五）泗河金口坝残石·嵫山摩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