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地考论

一、中国佛教史略

本编为妙钦法师初稿，由印顺整理删补而成，时为民国三十二年。三十六年七月，初版于上海。七、「新佛教之成长」，有关牛头禅部分，间与史实不合。今不加改编，其详可读印顺近着『中国禅宗史』。印顺附记。

一绪言

中国佛教，源于印度之佛教，流行于中国民间。源本于印度，故印度佛教思潮之演化，与中国佛教有密切之影响。流行于中国，故中国民族之动态，与中国佛教有相互之关涉。必合所源承之佛教、所流行之中国以观之，庶足以见中国佛教之真。

中国佛教之流行，且千九百年。自其承受于印度者言之，可分为二期：一、汉、魏、两晋所傅，以「性空」为本，兼弘大小乘，相当于印度佛教之中期。二、南北朝、隋、唐、北宋之所传，以「真常」为本，专弘一大乘，相当于印度佛教之后期。自其流行于中国者言之，亦可为二期：一、上自汉、魏，下迄隋、唐，为承受思辨时期（约偏胜说）。传译而思辨之、条贯之，其特色为融贯该综。得则华贵宏伟，失则繁文缛节，如世家子。确树此一代之风者，襄阳释道安也。二、上起李唐，下迄清季，为延续笃行时期。即所知而行之证之，其特色为简易平实。得则浑朴忠诚，失则简陋贫乏，如田舍郎。确树此一代之风者，岭南卢慧能也。思辨该综之佛教，初唯「性空」之一味；继分化为南之「真空妙有」、北之「真常唯心」；极其量，成大乘八宗之瑰奇。笃行简易之佛教，初承诸宗而隐为二流，即天台之「真空妙有」，禅者之「真常唯心」；极其致，成禅、教、律、净之浑融。中国佛教源远流长，巳不仅为行于中国之佛教，且进而为中国所有之佛教矣。

┌中期性空教─（汉魏两晋）……性空一味┐

源┤∵├思辨该综期┐

│∵┌（南北朝）………二流分化┤∵│

└后期真常教┤∵│∵├流

│∵┌┘∵│

└（隋唐五代）……八宗并畅∵│

└┐∵│

（宋元）…………会归二流┼延续笃行期┘

（明清）…………诸宗融合┘

二∵佛教之输入中国

中国佛教之输入，以「汉明感梦，初传其道」说，为历来史家所公认。近人或疑其虚构，然汉之王景，「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金人」之在当时，固实有其事。「寺」非梵语，汉代「府廷所在，皆谓之寺」，今僧居曰寺，自应与***有关。故汉明见金人，遣使求法之说，传说容有不尽不实处，而事出有因，盖可断言。然此但托始云尔，佛教之来中国，实已久矣。汉明帝永平八年（西元六五年），诏谓「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中傅。明帝之世，佛教已为王室所信奉，国家所尊重，应已大有可观。溯之于前，「西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豆（或讹作复立，即佛陀之古译）者，其人也」。此『魏略』之说，出晋中经，晋中经源出魏中经，其说亦可信。博士弟子而能重视佛法，受经于西来之使节，其时佛教应非创闻。更前，成帝河平三年（前二六），刘子政奉命校书天禄阁，作『列仙传』，叙曰：「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宋宗炳，梁刘孝标，北齐颜之推，并见其说如此，是则佛教之来中国久矣。考我国佛教之初入，西域诸国实为之介，大月氏所关尤切。月氏族原居炖煌、祁连间，汉文帝时见逼于匈奴，乃西出葱岭，臣服大夏，建贵霜王朝，承受当地之佛教文化而广布之。月氏西迁，而印度与西域通；汉武开西域，而西域与中国通；佛教东来大路，因以畅达无阻。张骞西使以还，月氏等国与中国颇有往还，佛教即藉以传入，因有月氏王使口授浮屠经，汉明帝遣使月氏之说。佛教由月氏等国之使节、商贾、僧侣络续传入。至明帝永平中，有「金象」之瑞（见抱朴子），大通西域。当时佛教，应有一番盛事，传说于人间，学者乃据此为佛教传入之始。唯流行不广，世俗多以神明视之，故传化事迹，犹□昧难详。

梵僧东来弘化之有显着事迹者，始于汉桓帝初年。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安世高东来，游化江淮间，译经三十余部。世高「博闻稽古，特专阿□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如『安般守意』、大小『十二门』等明禅定；『阴持入经』、『九十八结』等，并明法数。所译文义明允，为后人所重。时为笔受助译且传其学者，为临淮严佛调，实我国出家并助译之第一人。其前后，有安玄优婆塞，译『法镜经』等，佛调亦为参助。安玄与世高，同籍安息，彼此或不无关系。又月氏国支娄迦谶，亦于桓帝时来洛阳，译『道行般若』、『般舟三昧』、『首楞严经』等十三部（依「佑录」），皆大乘学。竺佛朔与之同时，且曾合作翻译。余支曜、康巨、康孟详等，亦略有所译。

东汉桓、灵、献三帝七十年间，佛教之译弘可分二系：一、安世高等之小乘禅数□昙系，二、支娄迦谶等之大乘方等般若系。盖时当西元二世纪后叶，正印度佛教大小兼畅之世也。西北印承说一切有系之学，以□宾、犍陀罗为中心，而远及吐火罗、安息，声闻佛教历久弥新。于时「大□婆沙论」结集前后，东方□宾之学盛弘一时，西方外国诸师亦日以宏肆。说一切有系素以禅学称，□宾尤为渊薮。安世高籍安息，安息多声闻学，其传禅数也宜。中南印度，学承大众、分别说系，发为方等般若之大乘，与案达罗王朝并兴。嗣以北方贵霜王朝，尤以迦腻色迦王之护持佛教，大乘学者多北上，般若方等之教，因得行于月支及岭东莎车、于阗等地，此所以『般若经』有「佛涅盘后，此经至于南方，由此转至西方，更转至北方」之记。支谶月支人也，略与龙树、提婆同时。受地方时代学说之熏陶，故学大乘法，传般若教。汉末二大译师，虽同来自印度之西北，而实代表印度佛教之两大学系也。

三国时，梵僧之先后来洛阳者，有昙柯迦罗、昙无谛之传戒律，康僧铠之译『无量寿经』，为新规制、新信仰之输入。然曹魏之译，当时殊鲜影响。汉末安世高与支谶之学，则因世乱而流入东吴。绍承其学而予以弘扬者，为支谦与康僧会。僧会之于世高，支谦之于支谶，并有再传之关系；是则南吴之佛学，即汉末二系之延续也。

支谦自吴大帝黄武初（二二二）至建兴中（二五二──二五三），在吴译经，颇得朝野信重。孙权拜为博士，并敕辅太子。谦译『孛经抄』，有比丘参政之说，盖即以自明其所行之当理者。谦承支谶之学，译经三十余部，重治『道行』、『首楞严』，于方等般若弘阐颇力，足为两晋般若学之先导。康僧会于赤乌十年（二四七）抵建业，译经数部。传说因诚感舍利，倾动一时，孙权为立建初寺。会尝从陈慧习禅，注世高译之『安般守意经』，深能绍述其学。支谦生于洛阳，僧会长于交趾，均为半汉化之西域人，故颇注意于消化整理：如谦之重治『小品』，意在润文；且创为会译。僧会注『安般』等三经，集六度要目，制泥洹梵呗。江东佛教，渐可观矣。

西蜀隘塞，经录有蜀经多种，而事迹不详。

自东汉建和至魏末一百二十年间，佛法渐流行于中国，一以印度西域佛教之隆盛，一以中国政教之衰落；因缘时会，不可偏取。我国自王莽政变失败，五德始终，禅让礼乐之说衰，儒者乃困于经学考据。道者自黄老之学不行于西汉，长生久视又不能得志于王公，唯下流于民间，成为符水、祈禳、忏罪、役神之说。黄巾太平道、五斗米道盛行，几全无学术可言。学术界颓然无生气，政乱时荒，学者且窒息将毙，思变革而无由。支谶、支谦辈适弘传方等般若于此时，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为中国学术辟其生路。虽然，汉、魏之佛教，其初也附黄、老而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佛老混杂，信仰者类不能峻别其异。宗教重于学术，信仰多于理智，是亦创传时期应有之徵也。

三大道南行

两晋一百五十余年之佛教，上承草创期大小兼弘之学，下启空有真妄之分。时中国衰乱甚，传统之儒学解体，伦常气节，澌泯殆尽。种族间战乱频仍，远过于春秋戎夷之逼。际此时而佛教兴，尊释迦法王，布悲智平等之教。胜胡之凶残，矫汉之纵逸，维护国族生命于垂绝之秋；亦即于此时，奠定中国佛教不拔之基也。

时佛教上承汉、魏，以般若性空为本而大小兼畅。般若性空学，研习弘扬之盛，传译部帙之多，无出其右者。溯『般若经』之传入，始于汉末支谶之译『道行』，为「小品」初译；吴支谦重治「小品」，曰『大明度无极经』；传说康僧会亦曾出「吴品般若」：是三国时般若已为人珍重。唯时际草创，仅及「小品」，幽旨隔于译词，微言滞于弘通。魏甘露五年（二六0），朱士行慨般若之「译理不尽」，奋志西行，得『放光般若经』于于阗，展转送达仓垣。至西晋惠帝元康元年（二九一），始得无罗叉、竺叔兰为之译出。旋即传诵南北，竞起研究，般若之道，渐光大矣。

西晋佛法之足资称道者，推炖煌菩萨竺法护之翻译。法护译经历武、惠、怀三帝，略与西晋同始终。所出百余部，三百余卷，多我国初期佛教要典：如『渐备一切智德经』，为『华严』「十地品」之初译；『正法华』及『维摩经』，并当时所盛行；『大集』、『宝积经』，亦有零译。于太康七年（二八六），译『光赞般若经』三十卷，为「大品」初译；再翻「小品」七卷。惜出在关中，遭世乱而沈没凉州；道安始得『光赞』残本而表彰之，「小品」则不可得矣。法护所出，皆初期性空大乘之经，且尝抽译龙树之『十住论』，盖一般若性空学者也。

自晋室东迁，北方为五胡角胜之场；东南粗安，南方般若之学因日以隆盛。罗什前之研究般若而可考者，不下五十余人，类皆一时之名德。或于般若读诵讲说──读诵者多矣。讲说则道安年讲般若二次；支道林、竺法深、竺法汰、于法开等，均应晋帝之请，讲般若于宫阙；荆襄讲说亦盛。或注解经文──道安于此用力最勤，竺法汰、竺僧敷等亦有义疏。或往复辩论──于法开与支道林论即色义，慧远与道恒争心无义，郗超与法汰辨本无义。或删繁取精而为经钞──卫士度略「小品」为二卷。或提玄钩要而作旨归──道安、支道林均有之。或对比「大品」、「小品」──支道林有『大小品对比要钞』。或合异『放光』、『光赞』──道安有『合放光光赞略解』。研习既盛，义解或异，遂有「六家七宗」之分──一、道安、法汰与竺法深之本无，二、支道林之即色。三、于法开之识含，四、释昙一之幻化，五、竺法蕴、支敏度之心无，六、于道邃之缘会。本无家有二宗，故成七宗。如春兰秋菊，各擅其胜，不可谓不盛也。

迨罗什三藏入关（四0一），俊秀云集，大事译弘。重译『大品』、『小品』，文义既定，别翻龙树『智度论』以释之。又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十住□婆沙论』，性空般若之学，至此乃文备而义明。什公所译，复有『十住』、『法华』、『维摩』、『持世』、『思益』、『无行』、『禅经』等，并文妙义精，今古依遵。什公「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忘己为法之精神，不可及也。即门人之久沐熏陶者，如「解空第一」僧肇之论，僧□之序，昙影之疏述，亦精义入神。什公师资，承汉、魏来般若性空之思潮，斥「格义」之迂，正「六家」之偏，宗龙树、提婆论以阐性空之中道，大乘真义，始闻于中国，不复为三玄所蒙混。「关中洋洋十数年中，当是大法复兴之盛也」，此语不虚！惜姚秦祚短，法为时崩，未得适宜之光阐。沈隐八十年，始得三论学者为之重光焉！

声闻藏之传译，亦于时大备。符秦通西域，西僧应时来游。建元之末（三八0顷），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来长安，因出『增一』及『中阿含经』，『阿□昙心』、『八犍度』、『婆须密集』、『三法度』等论，道安、法和为之审定。次僧伽提婆南游庐山，慧远请其重出『□昙』。又东下扬都（三九七），再译『阿含』、『□昙」，大事弘通。使江南大乘之绪，为之减色。当「提婆始来，义、观之徒，莫不沐浴钻仰，便谓理之所极；谓无生方等之经，皆是魔书」。然不数年而罗什入关，性空大乘独步当时。虽声闻三藏续有传译──竺佛念出『长含』，功德贤出『杂含』；罗什出『成实』，昙摩耶舍出『舍利弗□昙』等；弗若多罗等续出『十诵律』，佛陀耶舍出『四分律』，觉贤出『僧只律』，佛陀什出『五分律』──而终不复能摇撼大乘矣。

东晋百年之法运，有大可注意者二：一、以五胡乱华而佛法随中原士族以南行，奠定中国佛教之特质。初有竺法深师资，于法兰师资，康僧渊、支敏度、支道林等渡江而南；支道林之学德，尤为士大夫所倾倒。时北方幸有竺佛图澄，以智术干石勒、石虎，佛化乃大行于河北。胜残止杀，为益不少。其弟子多一代名德，如竺法雅、法和、法汰、道安；尤以道安为第一。安公以释为氏，仰推释迦以泯于、支、康、竺传承之异；重僧制而定僧尼轨范；于教理之研几尤勤，创编经录，疏注众经。安公于般若性空之义，所见特多，尝作「本无论」以申性空之旨。弟子僧□云：「安和上凿荒涂以开辙，标玄旨于性空」。衡以什公所传，则「性空（安公义）之宗最得其实」，然「炉冶之功微恨不尽」，此安公之「所以辍章遐慨，思决言于弥勒也」。安公「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值乱离之世，常共弟子千百人，展转流徙，唯道是务，深得佛教德化之意。迨「石氏之末，国运衰危，冉闵之乱（三二五），人情萧索」，而佛教名德又南行。安公初「率众入王屋」，「复渡河依陆浑」，次又「南投襄阳」；法汰之下扬都，法和之入蜀，并在此时（三六五顷）。安公师资「在樊沔十五载」，隐为当时佛教中心。符丕下襄阳（三七九），安公被迫去长安，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中以南下荆州者为多。慧远率四十余人，东之庐山，再造佛教中心。远承安公之学风，律己严而为法勤，晏坐山林，禅思资心而归宗于极乐。安公师资八人，求生兜率；远公始结莲社以趣西方，影响于中国佛教者极深。远又虚怀若谷，志在大法，支法领之西行求经，僧伽提婆之译□昙，觉贤之出禅经，请要义于什公，求译律于昙摩流支，凡此「葱岭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远之力也」。安、远师资，儒雅精严承汉、魏来佛教之传统而严净之；中国佛教之特质，至是乃大体凝定。由来佛教，禅数以摄乱心，方等般若以悟本真。时为玄风之所染，立身务恬退，说理主要约，名僧风格与名士同流。昔孙绰作『道贤论』，以七道人拟七贤，其学风可想见矣。然恬退与要约，上也者犹不免隐遁与疏略之讥，而况其下者乎！西晋竺法护历游西域，乃深慨于真丹比丘「习俗之行」，责其「高望游步，世人无异，求好衣服，学世辩词」。恬退要约之风，安、远二公固承其绪而莫之能异者，然以受竺佛图澄之化，禅慧之余，首重戒法，奋力求之。安公谓「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终得耶舍出『鼻奈耶』。弟子法汰、慧远，莫不于此致力。故得门风精严，蔚为时望。桓玄沙汰沙门，亦谓「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知大法之宜立基于戒法，禅慧之必广求诸西竺；不为权势所动，不为神奇之化，德学并重，解行相资：安、远之门风，宜其为来者所称道而景仰者也！安公殁后十六年（四0一），罗什三藏来长安，关、河、邺、卫、荆、襄、扬、越之俊，闻风毕集，西域名僧亦萃止。大法之盛，译籍之妙，并先来所未有。然庐山学者，道生「中途还南」（四0六顷），慧观亦随觉贤还庐岳（四一0顷），并未尝尽什公中观之学。此以什公之学，广大精严，「志存敷广」，而「秦人好略」。略译『智论』三分之一为百卷，而「文藻之士犹以为繁」；传入庐山，远公等又删之为二十卷，此所以什公有「折翮于此」之叹。又以什公「雅好大乘」，「不拘小行」，故有臭泥生莲华之喻。在小行独善者，诫其取华舍泥；若大心兼济之士，则知乎离臭泥无莲华也。而安、远师资，乃近声闻高远之操：竺佛图澄「过中不食，非戒不履，无欲无求」；安公「制僧尼轨范」；远公「神韵严肃，容止方棱」，「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罗什与安、远之间，学行有异，勿以此为南北之别也。

二、以二秦之通西域而传经求法者大盛。二秦并用兵西域以迎罗什；法领西行，亦「请大乘禅师一人，三藏法师一人，□婆沙法师二人」；闻风而自来者尤多。西去之求法者，如支法领等之行，法显、宝云等十人之行，智猛、道泰辈之行，皆有慨于「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但得「一闻圆教，夕死可矣」。有真切之诚信，爱真理，悯众苦，而后葱岭之峻，流沙之苦，风涛之险，胥不足以阻其行。有此精神，宜佛法之能日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