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石经的拓印与出版

房山石经的拓印与出版

黄炳章

房山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75公里房山区境内。（图1）房山石刻佛教大藏经，简称房山石经，是我国古代碑刻艺术的伟大宝藏，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一、刻经缘起

石刻佛教经典始于北齐时代，如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徂徕山的《般若经》，而最着称的是今河北武安北响堂山唐邕刻《维摩诘经》等几部大乘经典，并留下了有名的《鼓山唐邕刻经铭》，文中记述：

法宝是所归依，以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于是发七处之印，开七宝之函，访莲华之书，命银钩之迹，一音所说、尽勒名山。……起天统四年三月一日，尽武平三年岁次壬辰五月廿八日……海收经籍，斯文必传。山从水火，此方无坏。

它给后世佛教徒石刻佛经以很大启发。

佛教于西汉末年在民间已传入我国，经过二、三个世纪的传播有了很大发展。但在历史上也有过几次重大的灭佛事件，如北魏太武帝的“魏武之厄”，北周的“周武之厄”。这几次法难使佛教蒙受极大损失。

隋统一天下后，佛教又复兴起来。此后静琬吸取历史上的惨痛教训，秉承其师南岳慧思大师的遗愿，发心镌刻石经秘藏洞穴中，以备一旦再遭法难经书焚后可充经本之用。静琬创刻石经的动机和目的，在他本人武德八年、贞观二年、贞观八年和涅盘经堂的刻经题记中叙述得十分清楚。

二、发掘拓印

1956年是释迦牟尼佛涅盘2500周年纪念。中国佛教协会以发掘拓印房山石经作为纪念的献礼。

石经山上有九个石洞，上层七洞，下层二洞，除上层雷音洞为壁镶经版可以进入外，其它八洞均以石门固封。各洞大小不一，所藏经版也有多有少无规律地重叠在一起。另一部分则是瘗埋在山下云居寺地穴中，过去从未被发掘过。

1956年春。首先在石经山上搭建两个工棚作为拓印经版的场地，同时在半山原接待庵处修建工房五间作为生活区。山上无水要从山下往上挑，买粮要到15里外的南尚乐村，副食也要在12里远的石窝村去买。当时唯一交通工具是个毛驴，条件较艰苦。

4月21日周叔迦副会长会同北京图书馆金石部曾毅公先生亲临石经山主持开洞。先把经版抬至工棚，清洗干净，编号后再拓印。拓完后放还原洞，最后仍以石门固封。各洞所藏经版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大型：高250厘米，宽55厘米。中型：高160厘米，宽65厘米。小型：高45厘米，宽76厘米。各洞内外都散失沙残碎经版，显然是遭人为的破坏。各洞藏经数量如下表：

每石拓印7份，还拓印山上下附近的碑记、摩崖石刻、经幢、造像、题名、题记等75份。石经山上拓印工作1957年底结束。

1957年夏季，周叔迦副会长会同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阎文儒教授、文化部王去非、俞志超二先生来到云居寺共同研究地穴的发掘。

据天庆八年（118）志才撰《琢州琢鹿山云居寺秘藏石经塔记》载：

有故上人通理大师……因游兹山，寓宿其寺，慨石经未圆，有续造之念……至大安九年（109∵3）正月一日遂于兹寺开放戒坛……所获施钱乃万余镪，付门人见右街僧录通慧圆照大师善定，校勘刻石，石类印版，背面俱用，镌经两纸。至大安十年，钱已费尽，功且权止……至天庆七年（1117）于寺内西南隅穿地为穴，道宗皇帝所办石经大碑180片，通理大师所办石经小碑4080片，皆藏瘗地穴之内，上筑台砌砖，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记，知经所在。

又据天庆七年《大辽燕京啄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载：

至大辽天庆七年已镌造了经近300帙，秘于东峰满八石岩。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4500条。

这些重要文献资料，对当时进行地穴发掘提供了有利线索。这座释迦佛舍利塔在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为日军炮火所毁。塔址处已是一个土丘，杂树丛生。8月1日首先把土丘清除掉，8月6日露现出全部塔台，保存得十分完整。台的北面立有三个幢座，中心有一砖砌券穴，内置石函，已空无一物。由此向下深挖，并未发现经版。于是围绕塔台的南、东、北三面各掘一道宽一米的探沟。8月7日下午在南面探沟之东端发现了经版，从而找出地穴的四至：南北长1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面层以方砖铺墁，四周砌砖墙。穴内中间有1米宽土墙相隔，北部大于南部占全穴三分之二，南北两穴经版的排列形式不同，北部是一排排顺序排列，南部则是纵横交错，共藏经版6层。北穴藏6295片、南穴3787片，共计10082片。由于山上拓印工作未完，便在地穴上面搭建一大蔗棚加以保护。从1958年初开始，先在穴内编号后再抬至工棚拓印，年底拓完。山上下全部拓印工作历时三年圆满结束。

三、整理与研究

静碗于隋大业年间创刻石经，历唐、辽、金、元、明，绵续千余年，代代相传不断续刻，秘藏洞穴早期镌刻的迄今已1300余年。在漫长的岁月中。石经山上9个洞内的经版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风化，尤其是那些靠近洞门的经版，因受雨水渗透而相互粘连，稍一移动便成粉未而脱落，有的经版上端顶部风化成圆形，字迹泐蚀严重。此外，在各洞内外部散失不少残石碎片，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雷音洞。当时洞内左侧壁镶经版脱落了18块，有些已摔成碎片。靠近窗口处砌有一个土炕，拆除后发现是用许多残经片砌起来的。于是就地搜集到80余块，经过清洗仔细拼接，大体尚能凑齐，便令石工按顺序镶还原处，幸使雷音洞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在这件事的启示下，认识到残片应妥善处理，因而制订一项规定：凡散失在各洞内外的残石，不论大小都一律编号拓印。这一措施，在后来整理拓片时证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许多不为前人所知的碑记、题记等重要资料恰恰是从拼接这些残片中而获得的。它对研究石经的镌造、石洞的开凿、刻经的传承方面提供了宝贵史料。

全部拓片共有3万张，零乱无章。整理工作伊始，首先要求把拓片进行分类，按经编排。地穴出土的辽金两代刻石，每石都有经题：卷次、编号、帙字，容易整理归类，而山上洞藏经版则不同。尤以静琬早期刻经，一部经只在第一石刻有经题，其余各石从头到尾都是经文，又无编号。此外，还有一些经版即使刻有经题，但已风化剥蚀不存，必须查出是什么经，至于那1500多张残石拓片的整理工作就更加困难艰巨。这些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拓片要分别、拼凑连接起来。有的可以凑齐拼成一完整的经版；但也有缺石不足者，要求计算出所缺行数字数留出空白再行托裱。有如一位考古学家发掘出一件古陶器残片，把它们拼接复还原状一样，缺失的部分用石膏补起来。以上几项工作十分枯燥、烦琐，有时查一张拓片或拼接一块经版要用几天时间来完成。需要耐心细致，只有把每张拓片一一查清归卷，才能准确地编出反映房山石经实况的目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编辑、影印、出版。因此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非作不可的工作。

有关房山石经之研究，过去中外学者都有过不少着述，但由于石经山上除雷音洞可以进入参观外，其它八个洞只能从石窗中的缝隙间略窥一二；地穴瘗经又从未发掘，对石经的全部真相无法了解，因此有关论述多出于推论，甚至发生误解。在石经山的题记中，静琬贞观二年题记说：就此山顶刊《华严经》一十二部（图6），但未说明十二部经的具体名称。据元和四年（809）刘济撰《涿鹿山石经堂记》中提到静琬发愿造十二部经，至贞观五年（631）《涅盘经》成。以此推论静琬最早刻的十二部经中有《涅〖FJF〗？〖FJJ〗经》和《华严经》。在整理拓片中发现两块残片拼成的《涅盘经堂题记》文曰：

此堂内唯有石涅盘经一部，更无余物。本为未来悬远无佛法时留为经本。

开生慧目。静琬叩头。（下缺）

这件重要题记可以确证《涅盘经》是静琬所刻，可借缺失刻石年代。

1989年在石经山雷音洞前的石栏杆下面出土一方残碑记。长32厘米、宽37厘米、厚10.5厘米，面背俱刻。（图7）碑文录下。

碑阳：

□□□□□□□□□□正法五百岁像□一□□至后汉永平十年戊□□八年岁次乙酉凡迳一千正像复沦众生垢重信心恐一朝磨灭纸叶难固长此涕流悲感琬为护正法石经一十二部余十一部此室□天地之有穷望正逾明就使山开七日三□流通万代利益无穷庶使者脱令得究竟无上菩提。

碑阴：

总作六行〓北头第一行行廿石〓第三行十八石行十二石〓第六行三石第一行如是我闻为始次第番背读之还至第一石南五行例皆同尔〓其石注畔即是经文〓并行次上题头具显分明〓若后取传写讫愿还次第安置经本愿勿出之

这件碑记虽残损缺字，但从现存文字中仍可辨识其内容含意。兹考证如下：碑阳第四行“八年岁次乙酉”，按唐高祖李渊武德八年（625）的干支是“乙酉”，第七行“琬为护正法”和第八行“石经一十二部”，可知是静琬于武德八年刻经的题记。它与静琬贞观八年的题记内容相同。至于刻的是什么经，则可从碑阴中找到。碑阴前三行所指何意，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不过在我们整理拓片时，曾遇到一部经，共刻81石、拓片162张，只有第一石刻有经题：“大般泥洹经序品”第一，其余八十石全是经文，而且每石面背的经文又不相连接。经过翻来复去排列查对，最后查出是把81石分成六组，第一组17石、第二组20石、第三组18石、第四组11石、第五组12石、第六组3石。经文是连续刻在每组石之面到这组的最后一石翻转过来回到第一石之背，以下各组均类推至第六组第一石之背全经终。现将这件残碑记碑阴前三行缺字予以补齐如下：

总作六行北头第一行十七石〓第二行廿石〓第三行十八石〓第四行十一石〓第五行十二石〓第六行三石。

这样便与我们整理的拓片分组完全一致。至于碑阴的第四行“第一行如是我闻为始次”和第五行“第番背读之还至第一石”，这两句的含意所指便能理解了。在全部房山石经中，只有这部经是用这种分组方式。因此可以确证是静琬刻完《涅盘经》的题记。此外静琬贞观八年刻《大方广佛华严经》60卷，计177石，开始的前七石也作为一组。但到第八石便改为每石的面背经文相接。这说明静琬刻完《涅盘经》后便接着刻《华严经》。在这次整理中发现这部经题记的前半部分。它的后半部分是：

……此经为未来佛□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贞观八年岁次甲午……。

但不知刻的是什么经。此残石早已流失并为旅顺博物馆所收藏。日本佛教学者塚本善隆博士在他的着作《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一文的图版说明误认为“经末铭记”。这次发现它的前半部：

静琬敬白……今于此山镌凿华严经一部永留石室……。

把前后两部分拼起来就是《静琬贞观八年华严经题记》。它原是镶在第八洞门横梁的中间。

此外还有由24块残石拼成的《大唐云居寺石经堂碑》，镌于开元□年。文中有“于旧堂之下，更造新堂两口。”旧堂指雷音洞，新堂即下层第一、二洞。这是石经山有关石洞开凿的唯一史料。

房山石经中的经末题记，总计有6800余条，是刻经中的一大特点，内容十分丰富。它不仅是研究了解石经历史沿革的重要资料，并可补史书上记载的不足，同时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风土人情各方面的情况。静琬时代的刻经，经末均无题记，后来逐渐在经末留有题记。尤其盛唐刻经，不仅每石都有经题、卷次、品名、条数、面背、甚至连施主、书者、刻工、字数都留有记录。仅以《大般若经》经末题记中商业行会为例：就有米行、大米行、白米行、布行、绢行、小彩行、大绢行、丝行、小绢行、屠行、肉行、生铁行、炭行、磨行、染行、杂行、新货行、油行、果子行、椒笋行、五熟行、帛行、锦行、幞头行、靴行、诸行等不下30多种行会，反映盛唐幽州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景象。

从房山石经全部镌造历史来看，最初静琬只是选刻一些重要的大乘经典，并非预先编校好目录刊刻一部全藏。之后，几经兴衰隆替，可以说，房山石经是肇始于隋唐而形成于辽金的一部石刻大藏经。隋唐刻经均未刻千字文秩字；辽于重熙十一年（1042）镌刻《大宝积经》120卷，开始前30卷也未刻帙字。直到重熙十三年（1044）刻至卷31，第二石之背，在碑额位置中间首次发现“鸟”字。不过在这10卷中并非每面均刻，按卷31至卷40，共刻石32片，面背计64面，刻有“鸟”字者仅30面，未及半数。至于卷41至卷50共刻29石、58面，而刻“官”帙者为23面，亦未及半。直到卷51，第一石之背在经题、卷次下面刻“人”帙，自此以后才走向正规，这时已是重熙十七年（1048）月。可能山上已得到木版雕印的《契丹藏》，便用它作为刻经底本。静琬最初刻经用的什么底本，无从查考。据石经山王守泰撰《山顶石浮图后记》：“开元十八年（730）金仙公主力奏圣上，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充幽府范阳县为石经本；送经京崇福寺沙门智升。”既是圣上赐经又由目录学家智升亲自护送，定是选取校正无讹的官方正本。今又得《契丹藏》，用这两个绝世不传的善本作为刻经底本，因此它是对校勘后世印刷藏经中的误写、误刻、脱落、窜入的最准确版本。

《契丹藏》在我国早已失传。在未发现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所藏《契丹藏》残本十二件之前，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在这次整理研究中发现并证实辽金刻经是以《契丹藏》为底本的石刻本，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这不仅是研究我国佛教刻藏史的一大突破，也是对研究辽金文化史的一大贡献。

辽自太平七年（1027）续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自521卷起至重熙十年（104∵1）完成600卷后，便接着刻《大宝积经》120卷，于清宁二年（1056）刻成，以完成四大部数。自清宁五年（1059）所刻自，“菜”至“可”帙都是采用中型碑版，至大安九年（1093）山上各洞藏经已满。这时通理大师来到云居寺，他不仅续造石经而且对经版用料进行改革，将大碑改为小碑，以《契丹藏》卷轴式之一纸为石经版之一面，每石计七行、行十七字，经题、卷次、编号、帙字统一规格。这一变革，既便选材、又易搬运、更利校勘。因此刻经速度加快，只两年时间便刻经44帙。这种碑形版式一直延续到金代。用这种小碑拓片与出土的《契丹藏》残卷相对照，其行数、字数、帙字都相同，确证房山辽金刻经是《契丹藏》的石刻复本。

石经中还发现许多久已失传的帙经。兹择重要几部如下：唐不空和辽慈贤的《梵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两个不同译本。唐行琳集《释教最上乘秘密陀罗尼集》三十卷。辽德云集、非浊续《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思孝为之作序，这部《名号集》在《至元法宝勘同录》着录作“沙门思孝集”，并一直为后来学者所沿用。这次发现《名号集》和《序》才弄清它的真正作者。但是房山石经中也还存在一些疑点：

据《白带山志》卷四，碑碣：

刘总造《佛本行集经》并题名、存、正书。元和十四年，在小西天。

又赵之谦撰僻《补寰宇访碑录》三：

孔雀洞《佛本行集经》并题名、正书、刘总造、元和十四年、直隶房山。

〖HTSS〗又卢江、刘声木撰《续补寰宇访碑录》十三：

孔雀洞《佛本行集经》碑阴、正书、刘总造、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碑阳已见赵录，直隶宛平。

又严可均撰《铁桥金石跋》三：

《佛本行集经》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碑额题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者，刘总也。总弑父兄，晚年父兄为祟，乃削鬓为僧。其刻《佛本行集经》当有数十石。今仅存卷卅一之一石，已断为三。

按《佛本行集经》60卷，隋北天竺沙门那崛多译，估计要刻150余石。但迄今连这部经的残石都未发现。又如在《佛说菩萨本行经》的经末题记：大方便报恩经7卷，此3卷，共10卷，同帙，马鞍山洞里已有镌了。京西30里小石经亦有是卢沟河东垠上。还有《华严经》80卷本，而在石经山上只见到第一卷，其余79卷在何处？以上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索解决。

四、编辑与出版

房山石经全部拓印后，经过多年的整理和研究，对石经镌造事业的历史有了全面系统的了解，因此着手编制详目，计分3部分：隋唐刻经10册，辽金刻经22册，元明刻经1册。共33册。鉴于我国的《契丹藏》久也失传，为使它早日重现世间，所以先将辽金刻经22册影印出版。然后再相继编印隋唐和辽前期续刻《大般若经》后80卷以及元明刻经。这是我们出版的顺序，现在辽金刻经22册己全部编辑完了，己出版流通。兹将辽金刻经22册的千字文帙目列表如下：

房山石经（辽金刻经）册帙目录表

这次所编辽金刻经22册的前5册，是属中型经版。后17册是小型经版。但在前5册中发现有些经版是把唐代刻经磨掉后用来再刻。在房山石经中，唐大和元年至咸通四年（827—863）30余年间所刻石经多在碑额和下端刻有佛、菩萨、天王、胁侍、飞天、花草等线雕图案，碑额多刻大字的题铭。这些图案在辽刻经版中因未全部磨平还能看得很清楚。例如辽清宁九年（1063）刻《大方等大集经》30卷，现编在第3册的“让、国、有”帙中，在这部经的卷十八至卷三十（见第三册245—298页）共计27石，所用经版与前17卷不同，而是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尤以7洞213、7洞204、7洞243、7洞211、7洞197、7洞198、7洞196、7洞269、7洞261、7洞194诸石上端未被磨掉的唐刻花纹图案最为明显。此外在辽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533（8洞817）刻有“开成四年八日记……赵洛清大和九年至开成四年送经条山院王全政记。”以及卷551（8洞581）有“亲事兵马使黄法敏于大中十年四月八口巡视至华严堂故记”等唐代年号的题记。不过这些题记都是刻在碑侧。这是因为当时辽代只把唐碑的面背磨平，而碑侧未动。辽代为什么要这样作，甚难理解。

房山石经于1956年开始发掘拓印，至今已37年。十年动乱，一切工作陷于停顿。1975年以后赵朴初会会长亲自召开会议，重新组织人力，对石经拓片进行全面清理、登记作卡。并于1985年成立“房山石经编辑委员会小组”从事编辑影印出版，这项工作，工作量大，耗资亦巨，遇到不少困难。在赵朴初会长的辛苦策划下，更承十方宝杀、大德善信，同发大心，捐资助印，得以圆满完成。欣逢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四十周年，作为纪念献礼，也是佛教文化之一大盛事。

总之，房山石经的价值，可以从多方面加以评价。在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各个方面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按《契丹藏》是五百七十九秩、依千字文顺序推算是止于”灭”帙；而现在房山辽金刻经最后止于《释摩诃衍论》“宁”帙字，尚有“晋、楚、更、霸、赵、魏、困、横、假、途、灭”十一个帙字未刻，同时在辽金刻经中还有一些千字文帐目不见经碑，连同上述《佛本行集经》等也可能藏在那些迄今尚未被发现的洞穴之中！？如能有所发现，必将有助于房山石经之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