阇那崛多三藏与霞浦清潭寺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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阇那崛多三藏与霞浦清潭寺考辨

王荣国

清潭寺曾经是一座不同凡响的寺院，也是一座被历史遗忘的寺院，长期为学界所忽视而未能进入研究视域。现拟就清潭寺与阇那崛多的关系、清潭寺的创建、坐落的位置及其历史沿革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阇那崛多三藏与清潭寺的创建

清潭寺之所以不同凡响，是因为其创建与着名的梵僧阇那崛多三藏法师有关。阇那崛多（523～600年），北印度犍陀罗国人，幼年即入大林寺出家，学通三藏，先后往迦臂施国、厌怛国、于阗、吐谷浑等地弘法。北周武成年间（559～560年），阇那崛多跟随其师阇那耶舍、阇若那跋达啰以及同参耶舍崛多等携梵经来到长安，住草堂寺。明帝特意为其创建四天王寺，阇那崛多等人随即移入该寺从事译经。译有《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金仙问经》等。后往益州任僧主，止于龙渊寺。北周武帝发动灭佛事件时（即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二次法难），逼令僧众受爵返俗，阇那崛多因不愿屈从而遭流放，经甘州入突厥。在突厥，与求法归来的北齐僧惠琳、宝暹等相遇，共居译经与习禅定。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派遣使者迎请阇那崛多返回长安，不久即令其在京城大兴善寺主持译事。学界通常称其译场为“阇那崛多译场”。当时阇那崛多译场集中了京师大兴城最杰出的义学僧从事译经，共译出《佛本行集经》、《大威德陀罗经》、《添品妙法莲华经》、《起世经》等，共37部，176卷。大业元年（605年），以滕王“（杨）纶希图国灾，以为身幸”，隋炀帝将杨纶“除名为民，徙始安，诸弟流徙边郡。”①由于“隋滕王遵仰戒范，奉以为师（即阇那崛多）”②，阇那崛多受宫廷争斗的牵连被“摈流东越”③。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可知：“东越”是指分布在今江西、浙江、福建部分之地的古越族的一支，因其居住于东边，故名。“东越”原为古民族的族称，后来演变为地理的空间概念，指江西、浙江、福建相邻之地。《续高僧传》称阇那崛多被“摈流东越”，就是被指流放在江西、浙江、福建相邻一带地方。

据《三山志》记载：“清潭寺，新北里，有松山，又十里，有潭渊然，涎沫时沸，凌波数丈，则雷霆风雨，暴不可避，潦涨移月，田庐漂溺，民甚患之。隋开皇二年（582年），梵僧阇那崛多曰：‘此龙之变也，宜峻佛祠以镇之。’后十年，乃建寺，潭波贴妥，耆艾遂目曰‘清潭’。当时沙门若沩山灵佑、云勤等十七人，皆出于此。隋唐之世，真修梵境，他所莫拟。潭上有洞，林峦万状，秀兀可爱。”④引文中的“梵僧阇那崛多”，即前述《续高僧传》所载的犍陀罗国人阇那崛多。《三山志》说阇那崛多于“隋开皇二年”在闽。笔者认为这一时间有误。因为开皇二年，阇那崛多滞留于突厥，尚未重返长安，此时不可能来闽之长溪。⑤阇那崛多来闽的时间应是在他于开皇十一年由突厥重返长安之后，具体说，是在大业元年受滕王纶宫廷争斗牵连而被放逐“东越”之后。阇那崛多由突厥重返长安后至大业元年受滕王纶事件牵连前这一段时间，阇那崛多忙于主持译场，不可能来闽东长溪，史籍也没有其间阇那崛多来闽的记载。从上述《三山志》的引文可知，清潭寺的创建则是阇那崛多来闽10年后的事，而且是遵照阇那崛多“宜峻佛祠以镇之”的建议创建的。阇那崛多“摈流东越”是在大业元年，他到长溪（霞浦）最早也应在大业二年。

清潭寺创建的年代与地点

清潭寺创建的年代则是阇那崛多来长溪后10年，也就是说，清潭寺大致创建于大业末年，亦即大业十二至十三年。⑥黄仲昭《八闽通志》称：“清潭寺，隋开皇二年建。”⑦民国《霞浦县志》沿袭《八闽通志》的上述记载。⑧我们认为“开皇二年建寺说”当误！笔者曾在拙着《福建佛教史》中指出：“很可能是黄仲昭在修志时照录《三山志》而没有注意到‘后十年乃建寺’以阇那崛多至长溪清潭寺所在地的时间为寺院创建的年代。”⑨清潭寺的建造年代应定在“大业末年”亦即“大业十二至十三年”比较妥当。

有关清潭寺坐落的位置。据宋《三山志》载：“清潭寺，新北里，有松山，又十里，有潭渊然……”⑩就是说“清潭寺”位于“新北里”，同时在“松山”附近。

明代的地方志对清潭寺坐落位置的记载可分为“新北里”与“松山”两种。

其一，黄仲昭《八闽通志·山川》“松山”条只字未提“清潭寺”，其《八闽通志·寺观》则载：“清凉寺……松峤寺……上二寺在四十四都。清潭寺，隋开皇二年建。宝庆寺……上二寺在四十五都。已上四寺俱州西南。”（11）就是说，“清潭寺”位于明代福宁州西南的“四十五都”。据《八闽通志·地理·乡都》载：“安东乡……新北里：四十四、五都，统图一，旧为二都，今并，在州西南五十五里。新南里……”可见，“四十五都”是在安东乡的“新北里”。黄仲昭在修《八闽通志》时，应发现“松山”与“新北里”相距较远，“清潭寺”不可能既位于“新北里”又位于“松山”附近，而将“松山”剔除掉。

其二，何乔远的《闽书》载：“松山，在州东南，濒海……唐乾符中（874～879年），白水仙陈蓬居此，题所居诗曰：‘竹篱疎见浦，茅屋漏通星。’去之十里许，有潭渊然，涎沫时沸，凌波数丈，则雷霆风雨，暴不可避，潦涨移月，田庐漂溺，民甚患之。隋开皇三年（583年），梵僧阇那崖（崛）多曰：‘此龙变也，宜峻佛祠镇之。’后十年建寺，潭波帖妥，耆艾目曰‘清潭’。当时沙门，若沩山佑、灵云勤等十七人，皆出于此。隋唐之世，真修梵境，他所莫拟。潭上有洞，林峦可爱。”（12）可见，何乔远认为：清潭寺在“松山”附近并将其系于“松山”条之下。《闽书》晚于《八闽通志》100余年成书，何乔远很可能发现黄仲昭将清潭寺的地点确定为“新北里”欠妥，而作此修正。

其后，清人陈寿祺的《福建通志》基本上照录《三山志》的记载：“清潭寺，在新北里，有松山，又十里，有潭渊然，涎沫沸腾，凌波数丈，则雷电风雨暴不可避。隋开皇三年，梵僧阇那崖多曰此龙之变也，宜峻佛祠以镇之。后十年乃建寺，潭波贴妥。耆艾遂目曰清潭。隋皇之世，真修梵境，他所莫拟。”（13）反映了陈寿祺对于上述《八闽通志》与《闽书》的两种观点难于判定，只好照录《三山志》的记载。

笔者认为，造成明代《八闽通志》与《闽书》对清潭寺坐落的位置产生分歧，其原因在于《三山志》的“清潭寺”条记载本身存在错讹，因此有必要加以理清。《三山志》对“清潭寺”坐落位置的记载称：“清潭寺，新北里，有松山……”但据《三山志》卷第二《地理类二·叙县》记载可知：“长溪县”有“安东乡”，其下辖有“新南里”，则无“新北里”。又载：长溪县分“四乡，二十二里”。笔者核对后发现，《三山志》实际仅列“二十一里”。众所周知，古代文献因历史上传抄、重刻，难免会造成错讹、脱漏，《三山志》地理类“叙县”中长溪县无“新北里”的记载也就可以理解了。况且前已指出《三山志》的“清潭寺”条关于“清潭寺”创建年代的记载就存在错误。所以，我们在判定“清潭寺”坐落于何处，应该以“松山”作为参照物。在宋明乃至清代的地方志记载中，长溪（霞浦）县只有一处“松山”。（14）因此，笔者认为《闽书》将“清潭寺”系在“松山”条之下是妥当的。

据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载：“松山港，昔时风涛险恶，岁患溺舟。其后流沙渐合，始成通港。山之南有清潭寺，隋开皇中梵僧阇那崫多建。”（15）引文中的“阇那崫多”，即“阇那崛多”。就是说，松山之上有清潭寺，为隋朝开皇年间梵僧阇那崛多所建。清朝为了困住据于***的郑成功抗清力量，实施“迁界”，将沿海民众迁徙到内地居住。康熙帝统一***之后，进行复界，“沼海人民皆安堵复业”。（16）《粤闽巡视纪略》的作者杜臻时为工部尚书，奉诏与内阁学士石柱前往粤闽巡视，于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启程，至康熙二十三年五月结束。此后将此行经历撰写成《粤闽巡视纪略》。前引《三山志》的记载已述及，清潭寺是阇那崛多游历松山10年之后创建的，《粤闽巡视纪略》说是隋开皇中阇那崛多建，显然是杜臻巡视霞浦松山时获得的传闻。但从《粤闽巡视纪略》的记载看来，杜臻到松山时，清潭寺尚存，位于松山之南。

2006年5月8日，笔者应邀到霞浦县参加空海学术研讨会。11日在“空海研究会”的安排下，驱车前往松山考察，同行者还有原福建省旅游局副局长张木良先生等。松山虽不是“高峻的大山”，却也突兀耸峙于海边，山势颇为陡峭。在松山南坡的半山腰之上找到了一口水潭。潭口周围水草茂盛，陈桂秋先生清理掉潭边的水草，露出水潭的全貌，潭口接近圆形，直径约有1公尺左右，水深约40公分左右。民众说，以前潭更大，水也更深，现在淤积变小变浅了。但潭水不涸，干旱时，当地民众都到此取水。应该说，在如此高的地方有一处“水潭”，也算得上是自然的奇观。潭所在地可俯瞰海面，险峻而优美。民众说：山下靠海边处原来也有潭。又说：以前附近有寺院的遗迹。由于回程时间紧就没有作进一步的考察。《三山志》说：“清潭寺……有松山，又十里，有潭渊然……”古代地方志对距离与方位的判定，是以省城、府城或县城为基准确定的。对长溪县的记载，是以长溪县（今霞浦县）城为基准。松山在今霞浦县城之东南，我们从抵达松山北麓转至山之南的水潭处，应有十里。所谓“潭”即水池也。（17）《三山志》所谓“有潭渊然”，是说“潭”有点深，而非说深不可测。建寺之后，“潭波帖妥，耆艾目曰‘清潭’”，而建之前“涎沫沸腾，凌波数丈，则雷电风雨暴不可避。”这当然带有传说色彩。我们拨去“传说”的迷雾，可以想见，在隋唐之世，被耆艾称为“清潭”也就不会太大太深了，况且至今又经历一千多年了。笔者认为，清潭寺应是坐落在松山之南。

清潭寺的沿革及其废毁

清潭寺自隋大业末年创建后，一直在发展。日本真言宗创立者空海大师入唐求法，所乘之船在海上遇难漂至长溪（今霞浦县）赤岸登陆并逗留。这期间空海很可能造访过清潭寺。（18）沩仰宗的创立者沩山灵佑禅师与其得法弟子灵云志勤禅师都是长溪（霞浦）人，上述所引《三山志》的记载说他们都曾在清潭寺修持过。灵佑禅师于十五岁投华峰山麓的建善寺出家，这一年是贞元元年（785年），贞元四年则前往浙江，此后是否回闽，未见有记载。他在清潭寺修持的时间难以确定。而志勤禅师到沩山参灵佑禅师，观桃花悟道后回闽，一直在福州（主要在今连江、罗源一带）弘法，直到唐末光化年间（898～900年）离开福建，云游他方。（19）在唐代，长溪（霞浦）隶属福州管辖，志勤来清潭寺可能不止一次，他在离开福建之前的晚唐可能多次来清潭寺。南宋淳熙年间，梁克家修《三山志》时，清潭寺还完好。元明两朝仍在延续。据乾隆《福宁州志》载：“清潭寺，隋开皇二年（582年）建。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僧清悟重修。久废。”（20）就是说，清潭寺自从隋朝创建后一直延续到有明一代。明万历十七年，僧清悟进行了重修，但至乾隆二十七年（1752年）修《福宁州志》时已“久废”。

那么，清潭寺废于何时呢？道光《福建通志》的记载（21）只是承袭《三山志》的记载。民国《霞浦县志》载：“清潭寺，隋开皇二年（582年）建。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僧清悟重修。久废。”（22）显然也只是承袭前述《福宁州志》的记载，没有说明清潭寺废于何时。但从前述《粤闽巡视纪略》的记载看来，康煕朝的杜臻到松山时，清潭寺尚存。不过经历了长达约20年左右的“迁界”之后，沿海之地几无人居住，寺院无人照看维护，杜臻当时所见的清潭寺应是破烂不堪，可能不久也就毁坏了，因此到乾隆朝修《福宁州志》时已是“久废”。而四库全书本乾隆《福建通志》也不载霞浦清潭寺，大概也是因为寺已不存的缘故吧！

总之，松山清潭寺是按照着名的古印度僧人阇那崛多三藏的意愿创建的。其创建年代为隋大业末年，在唐代是长溪（霞浦）一处僧人修梵佳境，着名禅师沩山灵佑、灵云志勤等都曾居此修持。清潭寺历宋、元、明一直延续着，大约至清康熙朝之末废毁。

注释：

①《隋书》卷四十四《滕穆王瓒·嗣王纶》，《二十四史》（缩印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影印版，第7册第313～314页。

②《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高僧传合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2月影印版。

③《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王亚荣于《大兴城佛经翻译史要》一文对“阇那崛多遭‘摈流’的时间”作了考证。此处采纳其观点。见王亚荣《长安佛教史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28页。

④梁克家《三山志》卷三十五《寺观类三·僧寺》。长溪县“清潭寺”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参见陈叔侗点校本，方志出版社2003年2月版。

⑤王荣国《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⑥笔者曾在拙着《福建佛教史》中说：阇那崛多来闽的时间是在杨纶继滕王位之后，“亦即开皇十一年之后至开皇二十年前的事”。此说不妥，应修正。

⑦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七十九《寺观》，点校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⑧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二十四《祠祀志》，1986年4月铅印本，下册第103页。

⑨王荣国《福建佛教史》，第38～39页。笔者在《福建佛教史》中，确定阇那崛多来长溪松山的时间在“开皇十一年之后至开皇二十年前”，并据此推算“清潭寺创建时间当在开皇十四年至大业初年之间。”这一推算现予以修正。

⑩梁克家《三山志》卷之七十九《寺观类·长溪县·清潭寺》。

（11）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之七十九《寺观·福宁州·本州》。

（12）［明］何乔远《闽书》卷之三十《方域志》，点校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册第731页。

（13）［清］陈寿祺《福建通志》卷二百六十五《寺观·福宁府》，影印本第5030页。

（14）陈秋桂主编《霞浦县佛教志》（霞浦县佛教志编写组1994年10月印刷，第255页）称：“清潭寺位于旧新北里，四十四、五都，今沙江镇南屏洗马潭山麓。”因为在地方志记载中“新北里”亦即“四十四都”，没有“洗马潭”与“松山”，也没有记载霞浦其他地方有“洗马潭”。因此，清潭寺在“今沙江镇南屏洗马潭山麓”之说于史无征。

（15）杜臻《粤闽廵视纪略》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纪昀等《提要》《粤闽巡视纪略》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可参见《汉语大辞典》对“潭”的释义。

（18）见拙作《清潭寺与空海大师》，收入空海研究会论文集，即出。

（19）王荣国《唐志勤禅师生平考》，《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2期。

（20）朱珪、李拔《福宁府志》卷三十五《杂志·霞浦寺观》，乾隆二十七年修，光绪六年重刊本，***成文出版社影印，第530页。

（21）陈寿祺《福建通志》卷二百六十五《寺观·福宁府》，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影印本，第5030页。

（22）徐友梧《霞浦县志》卷之二十四《祠祀志》，下册第103页。

（作者为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联系地址：厦门大学1106信箱邮编：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