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石景山刘总刻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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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燕都第一仙山”—石景山

石景山区得名是因为区境内西部有一座名为“石景”的山，本区界内的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它正好位于永定河冲击扇的轴心位置上。古时滔滔的河水自西夺口而出，一泄千里，势不可挡，但它流到石景山下时，因山的阻挡，只能绕山而行，千万年来河水的冲击，造成了石景山西崖壁立千仞的奇特景象。自永定河流过石景山之后，都是阡陌千里的平原了，再也没有大山的阻挡。

石景山的名字很多，又各有各的来历。有石经山、石井山、湿经山、石景山、石径山、骆驼山、“燕都第一仙山”、“小石经山”等等。其中以石经山名最为贴切，∵也最有来历。这是因为山之南麓凿有许多藏经的石洞而得名。《日下旧闻考》:“山有石经台、普观洞、普安洞、还源洞、孔雀洞……其地当石经台之阴，殆即藏经处也。”之后其音转为石景山:“出阜城门而西二十五里，曰石景山，山故石耳，无景也。”①又“小石经山”：在房山云居寺有辽刻石经《佛说菩萨本行经》，在经末题记:“《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此三卷，共十卷，同佚，马鞍山洞已有镌刻，京西三十里小石经山亦有，是卢沟河东垠上。”

“石经山”的名字，不仅因为山上如今还存有不少藏经洞，而且山之西的南崖壁上还有古时镌刻的字，虽今已脱落，但隐约还可见“石经山”三字的痕迹。因此石经山的名字由来一定很久，而且是作为一个正式的名字使用了很长时间，甚至到了明代中期，此山还被称作石经山。1986年在石景山附近的黑头山出土了葬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的新宁伯谭佑及其夫人柳氏的墓志，都有“葬于宛平县石经山先茔”的记载。石经山之名源于唐代藏经，久而久之，“石经”音转为“石景”了，想来这种说法是比较可靠的。

二、诸洞之胜孔雀洞

石景山诸洞中以孔雀洞最大，也最为有名，孔雀洞在石景山上西侧绝顶凌空的“石经台”之下偏东位置，分为上下两洞，下洞在前，为一广2米，进深2∵米，高约2.5∵米的石洞，洞门迎面摩崖雕有一尊立佛，高约1∵米，面容圆润，丰满端丽，肉髻，螺发，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衣纹皱褶线条流畅，极具唐代的风格，石室顶部中央凿有一凹进去的菱形天花，也具有唐代石窟的特点，立佛前左右两侧有二条弯曲的石阶直通上洞，上洞在后，基本呈长方形，广4.5米，深2米，高度在2～3米，洞顶是一整块布满凿印的岩石。洞门两侧的石柱，今已风化严重，字迹已不可辨。按《日下旧闻考》:“孔雀洞左右门上截题识曰:《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敬造，元和十四年（819年）四月八日建，下截刊佛经语。其地当石经台之阳（原文为‘阴’，当误。因孔雀洞在山之南），殆即藏经处也。”②洞中南壁上凿有三个并排的佛龛，作壶门状，中间一龛略大，龛中三佛早已遗失了，孔雀洞洞顶崖上草丛中还雕有一只逼水兽，面目狰狞，兽嘴大张，看来这是工匠们在当年开洞时为了解决下雨时藏经洞渗水而开凿的一条排水道，巧妙地利用山石雕成了一只猛兽的模样，当大雨来时水可从逼水兽口中喷出，蔚为壮观。

从《日下旧闻考》的记载看，至少有五点说得十分明确。

（1）洞名为“孔雀”。“孔雀”之名在佛教用词中常能见到，梵文名“摩由罗”（mayura），《涅经》三十四曰:“自有众生，非因父母而得生长，譬如孔雀闻雷震声而便得身。”以“孔雀”为洞名源起古印度孔雀王朝孔雀王，意为孔雀王保存的藏经万代永存。

（2）孔雀洞确为贮经之用。洞中贮藏的是什么经呢？洞门题记是《佛本行集经》卷三十一，但所刻经版是否就刊刻了第三十一卷呢？题记说得非常含混，没有交待清楚。

（3）刻经人为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刘相公，按题记所刻年代“元和十四年”当是于唐宪宗元和五年至穆宗长庆元年（810—821年）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总在任时，因此题记所说的刘相公乃是刘总。

（4）时间明确，为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元和十四年乃公元819年，距今已有1189年了，农历四月初八日正是佛祖释迦牟尼诞生之日，佛教所立的浴佛节。刘总在佛诞日刻经不是偶然的，而是精心挑选的时间。

（5）位置明确。孔雀洞在石经山的下方偏西。至今上下两洞仍保存十分完好。

三、孔雀洞藏的《佛本行集经》

《佛本行集经》是在本缘部佛经内，《大正藏》中共收录了167部佛经，都是讲佛本生、佛本行和因缘譬喻的故事，佛说形式源自古印度诗人马鸣，他以诗歌、故事的形式讲解佛陀一生的事迹，巧妙地把释迦牟尼生平传说和佛教教理结合在一起，一般称为“八相成道”，语言深入浅出，对佛教的传播和普及有着很大的影响。汉译本有两种：

（1）(北凉）昙无谶译本，有五卷本。

（2）(南朝·宋）宝云《佛本行赞传》七卷本。

主要有《修行本起经》、《太子瑞应本起经》、《普曜经》、《过去现在因果经》、《众许摩合谛经》等。

《佛本行集经》的梵文名曰abnini∵shramanasutra，共60卷，由六十品组成，为隋代时僧人阇那崛多译经。这是一部通过神话传说来叙述佛陀及其主要弟子前生、今生、传道三期的活动传记，此经“详悉佛一代化迹之本纪也”，经末记，或问曰:“当何名此经，答曰:摩诃僧祗师，名为大事；萨婆多师，名此经为大庄严；迦叶维师，名为佛生因缘；昙无德师，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弥沙塞师，名为尼藏根本。”

“佛本行”意为:佛一生的行事，因为本生、因缘故事与本行故事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本生写佛的前生，属赞佛的文学题材，而本行则是写今世，讲佛传（佛经中专门讲释迦牟尼一生经历故事的，称为佛传）的文学，也就是本行，故曰《佛本行集经》。

四、唐代的刻经始自石景山

北京的史学界一般认为佛教传入幽州始自西晋，石景山上最早的寺庙乃金阁寺，即建于西晋。但幽州佛教的鼎盛期是在隋唐时出现的，开始了大兴寺院和大规模的刻经活动。

幽州地区大规模的刻经发起人是静琬（?—639年），关于静琬的相关资料非常缺乏。他是天台宗三祖慧思的徒弟，隋时幽州智泉寺僧人。静琬是何时来到幽州的？入智泉寺之前在何处活动？又是何时入智泉寺为僧？这一切时至今日我们仍不很清楚。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吏部尚书唐临云:“幽州沙门释智苑（即静琬）精练有学识，隋大业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灭，既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别更磨写，藏诸室内，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用铁锢之……”③静琬当时是受到了唐邕刻经的影响，但唐邕刻经是因为“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故刻石经。而静琬创碑版刻经，却是意在“此经为未来佛法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可见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门左壁的静琬题记，按刘侗的另一种说法:“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封岩壑中，以度人劫。岳坐下静琬法师，承师付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经》成。”④近来有人指出:隋大业初静琬刻经最初是从石景山发韧的，他在幽州云游时发现京西的这座小山山形特立，有一种灵气，且山上有先人所凿石室，故萌生了在此刻经的想法。这个提法得到了证实，2006年首钢公司在清理古时坍塌的山石时，在孔雀洞的东南下方又发现了一个“本来洞”。此洞无载，洞中有一尊明代的造像，但近日笔者与吴梦麟先生发现在本来洞佛龛的上方有一段被明代人开凿时破坏的题记，题记上有“神□□年”的年款。历史上北魏有孝明帝神龟（518—520年）、唐代有武则天神功（697年）、中宗神龙（705—707年）的年号。说明石景山上很可能在唐以前就凿有石室。隋《图经》:“智泉寺僧静琬见白带山有石室，遂发心书经十二部刊石为碑。”其景与此如出一辙。

但静琬在刻经中发现：石景山的山体体量不大，而且是由易于风化的石灰岩构成。刻经、藏经的条件都不理想。此后才转到云居寺白带山继续刻经。静琬对刻经并没有一个总体的构想，既没有预先编排刻经的目次，也没有从经卷入手，按计划开刻，而是从卷帙浩繁的经卷中选出他认为重要的经典刊刻。云居寺石经有贞观二年（626年）的题刻:“静琬为护正[法]，率己门徒知识及好[施檀]越，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一十二部”⑤，在白带山刻经的计划是12部，但自隋大业至唐贞观（605—649年）三、四十年间他主持刻经也仅刻了《华严经》、《法华经》、《佛遗教经》、《无量寿经》、《弥勒上生经》等几部，便过世了。静琬之后刻经活动仍然继续不辍，“（静琬）以贞观十三年（639年）奄化归真，门人（玄）导公继焉，导公没，有（僧）仪公继焉，仪公没，有（惠）暹公继焉，暹公没，有（玄）法公继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绝其志”。⑥

幽州唐代刻经首要目的还不是以藏为主，按佛教的经典经、律、论来说，刻经内容是以“经”为主，律、论两方面多未涉及，因为经是佛说，为了普及佛教，所以首先刻的是“经”。笔者认为房山唐代刻经应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僧人从石景山到白带山遍寻刻经场所，最终选定了白带山，而后白带山、石景山、马鞍山成为幽州三个主要藏经之地。

第二个时期最初是静琬，其后在慧暹、玄导时，幽州刻经之举传到长安，使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大为感动，房山云居寺石经山第七洞上山顶有金仙公主塔，塔背记开元十八年（730年）公主特将御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封长安崇福寺沙门，《开元释教录》的作者智升为送经使，专程护送到幽州，作为幽州刻经的底本。⑦大大激发了僧人刻经的热情，但这样大规模的刻经如果没有幽州***支持是不可能进行的。

第三个时期是幽州地方***全面主持刻经。刘济在贞元二年（782年）任幽州卢龙节度使后，促进了幽州文化的大发展。他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在幽州设置州学，发展儒学教育，还舍宅建寺，⑧今宣武区白纸坊的崇效寺乃是他当年的旧邸。刘济在任期间亲自主持了房山云居寺刻经，这期间他刻了《法华经》及一部分《大般若经》，元和四年（809年）在他撰的《涿鹿山石经堂记》中云:“济遂以俸钱，奉为圣上（唐宪宗），刊造《大般若经》，以今年四月功就，亲自率励，与道俗齐会于石经峰下……万人齐力，岩壑动，鸾凤翔，或推之、或挽之，以跻于上方，缄于石室。”此碑久已佚，不知去向，石景山上旧有唐元和四年碑，是否与此碑有关呢？

五、刘总与幽州刻经

刘总与幽州刻经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刘总要刻《佛本行集经》呢？有唐一代，历任幽州卢龙两节度使的有36位，其中刘姓的是6人，只有刘怦、刘济、刘总三人为祖、父、子三代关系，他们三人从唐德宗贞元二年至唐穆宗长庆元年（786—821年）统治幽州长达36年，其中，刘怦任节度使仅三月而亡，以刘济统治幽州时间最长，但他在任时与《佛本行集经》的题记“元和十四年”的时间不符。“宪宗元和五年（810年）秋七月乙卯，幽州节度使刘济为其子总鸩死”⑨其子即刘总，此事发生在元和五年七月，刘济奉诏讨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使长子“绲假为副使，领留务。时总为瀛州刺史，济署为行营都兵马使，屯军饶阳，师久无功，总潜伺其隙，与判官张、孔目官成国宝及帐内小将为谋，使诈自京至，曰:‘朝廷以相公逗留不进，除副大使为节度使矣。’明日，又使人曰:‘副大使旌节已到太原。’又使人走而呼曰:‘旌节过代州。’举军惊恐。济惊惶愤怒，不知所为，因杀主兵大将数十人及与绲素厚者，乃追绲，以张兄皋代知留务。济自朝至日昃不食，渴索饮，总因置毒而进之，济死，绲行至涿州，总矫以父命杖杀之，总遂领军务。”⑩“元和五年九月壬戌以瀛州刺史刘总起复受幽州长史，充幽州卢龙节度使。”

刘总是“长庆元年二月己卯幽州节度使刘总奏请去位落发为僧”的，他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年）舍宅，上表请辞官出家，穆宗“遣中使赐寺额曰:报恩……赐号‘大觉’”赐僧腊五十。从刘总在任的时间看，前期他鸩父弑兄夺位，与朝廷对抗，统治幽州9年，几成分裂，后期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刘总归顺朝廷，翌年在石景山上刻经，两年后他辞官出家，这是他一生经历的重大转折。

刘总与唐代幽州刻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房山云居寺找到了答案：

（1）《白带山志》卷四∵“碑碣”：刘总造《佛本行集经》并题名。存。正书。∵元和十四年在小西天。

（2）严可均撰《铁桥金石跋》卷三：《佛本行集经》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碑额题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者刘总也，总弑父兄，晚年父兄为祟，乃削发为僧，其刻《佛本行集经》当有数十石，今仅存卷三十一之一石，已断为三。

（3）据赵之谦撰《补寰宇访碑录》卷三：孔雀洞《佛本行集经》并题名。正书。刘总造。元和十四年。直隶房山。

（4）卢汉、刘声木撰《续补寰宇访碑录》卷十三：孔雀洞《佛本行集经》碑阴。正书。刘总造。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碑阴已见赵录，直隶宛平。

有人说刘总刻经与灭佛有关，历史上确有“三武一宗灭佛”之事，其中唐代灭佛是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发生的，此次灭佛虽然时间不长，仅一年，但影响极大，当年武宗下旨在全国废除佛教，并省天下佛寺4600所，蓝若4万，勒令僧尼还俗达26万众。会昌灭佛使几百年来流传的佛教经籍焚毁，佛教受到了极大的抑制。但刘总刻经的时间是在元和十四年，早于会昌灭佛26年，他刻经的初衷应该说与灭佛无关，而且在会昌灭佛之前。唐代的佛教盛行，太宗朝（596—664年）玄奘西行求法，使佛教风靡两京，武则天执政后更把佛教地位提升到道教之上，甚至把自己面容在洛阳龙门雕作“卢舍那”佛的形象，她之后的历代皇帝都大力提倡佛教，直到武宗会昌灭佛止。

六、从白带山刻经到石景山藏经

隋唐在白带山刻了多少部经呢？房山云居寺的唐代刻经藏于白带山各洞，上下有九个藏经洞，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涿州知州韩绍芳按藏经洞唐代所存经版验名清点，计有《正法念经》一部、《大涅经》一部、《大法华经》一部和《大般若经》一部，共计四部，距静琬发愿刻十二部经相差很多，按记载其中应有孔雀洞，却不知洞在何处，也未见《佛本行集经》刻石。但在距石经山数十里外的石景山上却有刘总藏经的孔雀洞，似乎已经回答了云居寺藏经之谜和刘总与幽州刻经活动的关系了。

隋唐在白带山刻了多少部经呢？我理解隋唐时白带山是幽州刻经之所在，整个唐代房山的刻经一直没有中断，“安史之乱”时幽州是主要的战乱之地，但在《大般若经》第一九五至二一四卷的题记中有安禄山的“圣武”、史思明的“顺天”、史朝义的“显圣”、朱泚的“应天”等年号，说明房山刻经即使在如此战乱的时期，也并没有停止，后期总领幽州整个地区的刻经事业的历任幽州卢龙节度使都大力支持，出现了一个新的小高潮。房山刻经事业贯穿了整个隋唐300余年。开元之后一直由幽州***大力支持，有几个理由：

（1）在唐代白带山刻经、藏经与石景山藏经有一定的关系。在云居寺辽刻《佛说菩萨本行经》三卷“欲帙经末题记:《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此三卷，共十卷，同帙，马鞍山洞里已有镌刻，京西三十里小石经山亦有，是卢沟河东垠上”。很可能石景山上的孔雀洞实乃云居寺所说的孔雀洞，此洞今宛在。

（2）白带山刻经与石景山藏经应视为一个整体。从刘济在任和继任刘总大力支持刻经，到刘总之后，有史料证明幽州历任节度使仍对刻经采取的是积极支持的态度，即使在武宗灭佛之后，幽州的节度使仍“不毁拆佛寺，不条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

幽州刻经是有计划、有统一的安排，石经是在白带山上刻的，分贮于白带山、马鞍山和石景山。静琬仅是幽州刻经的发起人，而刘济、刘总则是唐代幽州整个刻经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其中《佛本行集经》为刘总所刻。

近来有人提出按孔雀洞中立佛手印所指，有可能经版仍藏于洞中的地下。我看此论未必恰当，因为刘总刻经与静琬刻经的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他们的地位不同，静琬仅是一个僧人，他刻经完全是出于自发，而刘总是幽州卢龙的节度使，地方军政长官，刻经受到官方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心态不同，静琬刻经是在北周武帝灭佛后不久，他为保佛经无虞，而发心刻经，刘总刻经却是在武宗灭佛之前。翟连学先生从刘总对鸩死其父的禽兽行径反躬自省入手，认为刘总刻经是一种内心忏悔的表现。实际上如果刻经是幽州***统一组织的，那么他刻经应该和内心斗争无关，但他精心挑选刻的是一部《佛本行集经》，倒是可以表其心迹的。也可能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七、云居寺失经与石经山刻经流失

遗憾的是今日石景山上已看不到一块经版了，这与云居寺藏经相比是不能并提的，现在石景山上仅有一些藏经洞存在，加上近年在石景山整治过程中又有新的发现，洞数在不断增加，但石景山上在唐代究竟有多少藏经，这些经版又是如何被毁、何时流失的，现还查无实证，联系到千余年来房山云居寺失经情况，两者之间是否有共同之处，云居寺失经我们能查到的有：

（1）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云居寺主持擅达曾掘开压经塔，盗卖石经。

（2）从目前海外收藏家所藏石经来看，建国之前确有些刻经流失于海内外，日本的松本文三郎就藏有唐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四七五卷的残石一方。

（3）辽宁旅顺博物馆藏有云居寺残经石12块。

在这些流失的刻经中，最重要的是藏于旅顺博物馆中唐贞观八年（634年）静琬刻经题记的下半截:“此经为未来佛难时，拟充经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静琬的题记说得非常明确，房山刻经是为了将来如果再有法难时，可以启洞，将经版作为再刻经本的根据，但如果世上还有经存在的话，希望不要随便打开。巧的是20世纪50年代云居寺在整理石经时，于石经山上发现了静琬刻经题记的上半截，才得以合为一个整体。

（4）清代金石大家叶昌炽着《语石》中有“厂肆往拓者，日携一、二残石至都，视之皆隋唐经也，恐损失者已不少矣”。这里叶昌炽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在清末民初时北京的社会上已经在流传着一些来路不明的唐代刻经残石，可想而知当时无论是在云居寺还是在石景山都可能有部分石经残石流散到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的手中。叶昌炽当时已怀疑到北京隋唐刻经流失的严重性，“厂肆往拓者”一定是往来很频繁的，可见这些人也不在少数，流失的隋唐刻经更是不在少数。我们并不是说这些流失的石经都是云居寺的，从历史的记载来看，石景山上唐代刻经很早就已流失了，那么在这些失经中哪些是云居寺的，哪些又是石景山的，现在还不好说，好在云居寺的刻经都已记载在案，总数有多少，缺失有多少，还是可以查出来的。但石景山上究竟有过多少刻经，刻经毁于何时，以及有多少流失了，流失的原因何在，流失的去向是哪里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所以唐代时所刻的《佛本行集经》，当时应是藏于孔雀洞中的，孔雀洞在石景山，而不在白带山。刘总刻的《佛本行集经》有60卷，大约要刻百余石，随着岁月的流逝，又遇到会昌法难，经版也屡经劫难，大量遗失和人为砸碎。事实证明早在明代以前经版已不存了，石景山上明代许用宾撰《重修净土寺添置田亩碑记》:“金阁寺自晋唐以来所藏石经碎而言断，岩穴鲜有存焉。”晋唐的石经日久破碎，到严可均作《铁桥金石跋》时，他所见到的仅是剩余的卷三十一之一石，而且此石也已断为三截了，再后清乾隆时赵怀玉《游西山记》一书中记载:“石景山西岩有残石经数版，嵌崖间，其可辨识者《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可见晚至明清时在山上尤可见到石经残石，但大多已模糊不清了。且刻经也早已不在孔雀洞了。

赵怀玉的这段短文有三点值得注意：

（1）山之西崖上镶嵌着数块残损的经版，可见石经早已遗失或被人挪作他用，而将残损的经版遗弃了，更有有心之人在收拾后将残石嵌在山崖间，以防再失。

（2）这些经版在赵怀玉见到时，也因已年代久远了，字迹模糊，其中还能辨识的只有《佛本行集经》的第三十一卷的一石了。

（3）可见在石景山上诸洞藏经还有多种，不止《佛本行集经》一部。

后∵记

石景山上藏经之事，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视，但苦于资料不足，还有诸多疑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探讨石景山上唐代刻经，其起点要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

（1）石景山的刻经应与白带山刻经统一研究。

（2）刘总所刻的《佛本行集经》应是全部，就是说有60卷，刻石在百方之数。

（3）孔雀洞所藏《佛本行集经》应在刘总在任时，而遗石刻经之卷三十一及题记的刻石石柱都可能是后人所为。

（4）石景山刻经藏经应始于隋而终于唐代，唐代以后房山白带山的刻经已与石景山无关了。

以上的想法还不成熟，还望方家指正。

①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之六“西山上”，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12月，第280页。

②于敏中、英廉：《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郊”引“燕山记游”，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726－1727页。

③唐临：《冥报记》。

④《帝京景物略》卷之八“畿辅名迹”，第348页。

⑤《贞观二年静琬题刻》，载《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8月，第1页。

⑥（辽）赵遵仁：《续镌成就四大部经成就碑记》，现藏云居寺。

⑦《山顶石浮图后记》，载《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11－12页。

⑧《元一统志》卷一“崇孝寺”。

⑨《旧唐书·宪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431页。

⑩《旧唐书·刘总传》，第3902页。∵《旧唐书·宪宗纪上》，第432页。《旧唐书·穆宗纪》，第488页。金宝岩：《石景山藏经洞寻踪》，石景山区文委《石景山文物》1辑。

（作者为石景山区文管所干部）

来源：北京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