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景龙二年游幸佛寺应制诗考论

唐代景龙二年游幸佛寺应制诗考论

罗宁

在唐诗里，诗人游佛寺而作诗、题诗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留下的名作也很多。但是，像中宗景龙二年（708）四次游幸长安佛寺并与群臣赋诗，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频繁地游幸佛寺并写下大量应制诗，今存之作亦多达四十五首，在唐诗史上则是不多见的。由于皇帝身份的尊崇，扈从应制的大臣文士的地位和影响，这些诗对于后来唐诗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与唐代佛寺相关题材的诗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长期以来，初唐诗的研究相对薄弱，应制诗（以及宫廷诗）因被视为内容空洞思想陈腐而受到批评和忽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学界对于中宗、睿宗以及玄宗前期的诗歌开始重视和深入，充分注意到了这一时期的宫廷诗作为初盛唐诗转变的关键地位和重要意义[①]，与此同时，文馆学士在诗歌发展史上的贡献也得到了更为客观和正面的评价[②]。但是在目前的研究中，除了一些文学编年史的着作中略有记载外[③]，对于景龙二年游幸佛寺的四组诗的论述很少。这是一个不应有的缺憾。

四次游幸佛寺应制诗考述

根据《新唐书·李适传》和《唐会要》卷六十四的记载，景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以皇帝、上官婉儿和修文馆学士为中心的文人应制与唱和集团即形成，开始了频繁的游宴与唱和活动。《唐诗纪事》卷九〈李适〉详细记载了景龙二年至四年的游宴活动，这里录其开头直到景龙二年终的部分，可见当时盛况：

初，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象四时、八节、十二月。于是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立为大学士，适、刘宪、崔湜、郑愔、卢藏用、李乂、岑羲、刘子玄为学士，薛稷、马怀素、宋之问、武平一、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隠为直学士，又召徐坚、韦元旦、徐彦伯、刘允济等满员，其后被选者不一。凡天子飨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祓除，则赐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若韦元旦、刘允济、沈佺期、宋之问、阎朝隐等，无它称。景龙二年七夕，御两仪殿赋诗，李峤献诗云：“唯言七襄咏，流入五弦歌。”（是日李行言唱〈步虚歌〉。）九月，幸慈恩寺塔，上官氏献诗，羣臣并赋。閠九月，幸总持寺，登浮图，李峤等献诗。十月三日，幸三会寺。十一月十五日，中宗诞辰，内殿连句为栢梁体。二十一日，安乐公主出降武延秀。是月以婕妤上官为昭容。十二月六日，上幸荐福寺，郑愔诗先成（“旧邸三乘辟”是也），宋之问后进（“驾象法王归”是也）。立春，侍宴赋诗。二十一日，幸临渭亭，李峤等应制。三十日，幸长安故城。十二月晦，诸学士入阁守岁，以皇后乳母戏适御史大夫窦从一。[④]

景龙二年四次幸佛寺，均见于上引《唐诗纪事》的记载，时间地点很明确，即九月九日幸慈恩寺，闰九月九日幸总持寺，十月三日幸三会寺，十二月六日幸荐福寺。其中闰九月九日那次同时还去了与总持寺相邻的庄严寺（见后）。下面先简单介绍这四次佛寺应制诗的情况。

九月九日慈恩寺应制诗，《文苑英华》卷一七八记载了七人（首），《唐诗纪事》记载了二十四人（首），去其重复，目前所知共有二十八人（首）。这二十八首诗，亦载于《古今岁时杂咏》卷三十三[⑤]。慈恩寺为长安着名寺院，在晋昌坊（也作进昌坊）。《长安志》卷八〈进昌坊〉记大慈恩寺：“隋无漏寺之地，武德初废，贞观二十二年，高宗在春宫，为文德皇后立为寺，故以慈恩为名，仍选林泉形胜之所。寺成，高宗亲幸，佛像幡华，并从宫中所出，太常九部乐送额至寺。寺南临黄渠，[之]〔水〕竹森邃，为京都之最。”[⑥]下面列表标明各景龙二年九月九日慈恩寺应制诗及作者在《文苑英华》、《唐诗纪事》、《全唐诗》中的卷次。诗句文字依《全唐诗》。

表一：慈恩寺应制诗

诗人

诗首句

《文苑英华》

《唐诗纪事》

《全唐诗》

李峤

瑞塔千寻起

一七八

五十八

赵彦昭

出豫乘秋节[⑦]

一七八

十

一百三

郑愔

涌霄开宝塔

一七八

一百六

刘宪

飞塔云霄半

一七八

七十一

李乂

涌塔临玄地

一七八

十

九十二

宋之问

凤刹侵云半

一七八

五十二

上官昭容

帝里重阳节[⑧]

一七八

三

五

崔日用

紫宸欢每洽

十

四十六

李适

凤辇乘朝霁

九

七十

卢藏用

化塔龙山起

十

九十三

岑羲

宝台耸天外

九

九十三

薛稷

宝宫星宿劫

十

九十三

马怀素

季月启重阳

十

九十三

萧至忠

天跸三乘启

九

一百四

李迥秀

沙界人王塔

九

一百四

杨廉

万乘临真境

十二

一百四

辛替否

洪慈均动植

十二

一百五

王景

玉辇移中禁

十二

一百五

毕干泰

鹦林花塔启

十二

一百五

曲瞻

扈跸游玄地

十二

一百五

樊忱

净境重阳节

十二

一百五

孙佺

应节萸房满

十二

一百五

李从远

九月从时豫

十二

一百五

周利用

山豫乘金节

十二

一百五

张景源

飞塔凌霄起

十二

一百五

李恒

宝地邻丹掖

十二

一百五

张锡

九秋霜景净

九

一百五

解琬

瑞塔临初地

十二

一百五

闰九月九日总持寺应制诗，今存四首，均见《文苑英华》卷一七八。值得指出的是，宋之问诗在传世的宋之问集中题作〈奉和圣制闰九月九日登庄严总持二寺阁〉[⑨]，也就是说，闰九月九日当天去了两个寺庙，庄严寺和总持寺，并登上寺的阁楼。庄严寺和总持寺两寺相邻。《长安志》卷十永阳坊云：“半以东大庄严寺。（隋初置宇文[政]〔?〕别馆于此坊，仁寿三年文帝为献后立为禅定寺。宇文恺以京城之西有昆明池，地势微下，乃奏于此寺建木浮图，崇三百三十尺，周回一百二十步，大业七年成。武德元年改为庄严寺，天下伽蓝之盛，莫盛于此。……）半以西大总持寺。（隋大业三年炀帝为文帝所立，初名大禅定寺，寺内制度与庄严寺正同。武德元年改为总持寺。庄严、总持即隋文献后宫中之号也。寺中常贡梨花蜜。《景龙文馆记》曰：隋主自立法号称总持，呼萧后为庄严，因以名寺。）”[⑩]《文苑英华》录〈闰九月九日幸总持寺登浮图应制〉的四首诗，原本是据《景龙文馆记》而来，《长安志》引《景龙文馆记》对两寺得名进行解释，更说明闰九月九日那天确实是游历了两座佛寺。∵

表二：总持寺应制诗

诗人

诗首句

《文苑英华》

《唐诗纪事》

《全唐诗》

李峤

闰节开重九

一七八

五十八

宋之问

闰月再重阳

一七八

五十二

刘宪

重阳登闰序

一七八

七十一

李乂

清跸幸禅楼

一七八

九十二

十月三日三会寺应制诗，今存六首，均见《文苑英华》卷一七八。和其它三座寺庙不同，三会寺在城郊。《长安志》卷十二〈县·长安〉：“三会寺在县西南二十里宫张村。唐景龙中中宗幸寺，其地本仓颉造书堂。”《类编长安志》卷五〈寺观·寺·三会寺〉：“《长安志》云：在长安县宫张村，中有仓颉造字台。景龙中，中宗幸其寺，有诗，羣臣唱和。”[11]《文苑英华》录李峤〈奉和幸三会寺应制〉，题下注：“寺传云苍颉造书台。”

表三：三会寺应制诗

诗人

诗首句

《文苑英华》

《唐诗纪事》

《全唐诗》

李峤

故台苍颉里

一七八

十

六十一

郑愔

鸟籀遗新阁

一七八

十一

一百六

刘宪

迢嶤仓史台[12]

一七八

九

七十一

李乂

睿德总无边

一七八

十

九十二

宋之问

六飞回玉辇

一七八

十一

五十三

上官氏

释子谈经处

一七八

三

五

十二月六日荐福寺应制诗，今存七首。

《文苑英华》卷一七八收录了李峤、赵彦昭、宋之问、郑愔、刘宪、李乂六人的“奉和幸大荐福寺”诗，紧接其后是赵彦昭的“荐福寺应制”和宋之问的“奉和同前应制”。这两首是不是同时之作呢？赵彦昭诗在《唐诗纪事》卷十〈赵彦昭〉题“白鹿观应制”，《全唐诗》卷一百三赵彦昭收此诗亦题〈奉和幸白鹿观应制〉，而从此诗的内容来看，出现了“玄元”、“碧落仙”、“鸾荐寿”“鹤知年”、“道德篇”等具有道教色彩的词汇，因此其正确的题目应该是〈奉和幸白鹿观应制〉[13]。不过，宋之问的那首“梵筵光圣邸”诗却不是误题，《唐诗纪事》卷十一〈宋之问〉中有此诗，称〈荐福寺应制〉，而今传宋之问集中亦题〈奉和荐福寺应制〉。据《旧唐书·中宗纪》，景龙三年正月癸酉（十五日），中宗也曾幸荐福寺，那么宋之问的第二首诗会不会是景龙三年正月十五日的应制诗呢？我以为，如果这首诗是宋之问在一个多月之后再次从游荐福寺，诗中不会一点反映都没有，但此诗确实看不出重游的意思。可资比较的是，杜甫第二次去新津修觉寺写的〈后游〉，就有“寺忆新游处，桥怜再渡时”的句子。因此，我暂时将此诗算作景龙二年十二月六日从游时所作，也就是说，那一次宋之问写了两首应制诗[14]。

荐福寺在长安开化坊，其原址曾经是中宗作英王时的宅第，文明元年（684）高宗崩后舍为荐福寺。中宗即位后大加营饰，后又建浮图院。《长安志》卷七〈开化坊〉记大荐福寺，原注：“襄城（公主）薨后，官市为英王宅。文明元年，高宗崩后百日，立为大献福寺，度僧二百人以实之。天授元年改为荐福寺。中宗即位，大加营饰，自神龙以后翻译佛经并于此寺。”《类编长安志》卷五〈寺观·寺·大荐福寺〉又云：“南至浮图院，门北开，正与寺门隔街相对，景龙中宫人率钱所立。”[15]在《文苑英华》所录李峤〈奉和幸大荐福寺〉，诗题下也有注：“寺即中宗旧宅。”

表四：荐福寺应制诗

诗人

诗首句

《文苑英华》

《唐诗纪事》

《全唐诗》

李峤

雁沼开香域

一七八

十

六十一

赵彦昭

瑶地龙飞后

一七八

十

一百三

宋之问

香刹中天起

一七八

十一

五十三

郑愔

旧邸三乘辟

一七八

十一

一百六

刘宪

地灵传景福[16]

一七八

九

七十一

李乂

象设隆新宇

一七八

十

九十二

宋之问

梵筵光圣邸

一七八

十一

五十三

上述四组诗，共计诗四十五首。为避免繁复，以下引到这四十五首诗，均省略作某某寺，宋之问的“梵筵光圣邸”则称〈荐福寺〉第二首。

中宗游幸佛寺的背景

景龙二年中宗频繁出游佛寺，是以中宗时期佛教流行以及中宗、韦后等人大建佛寺为背景的。唐代建造佛寺，唐初高祖、太宗、高宗、武后时期已经为数不少，但中宗神龙元年（705）复位后，更是兴起了大规模的造寺运动。据统计，从唐朝建立（618）至天宝十四载（755），在初盛唐的137年时间里，长安共新建佛寺52所，其中中宗在位时期有9所：大荐福寺浮图院，永寿寺，罔极寺（开元二十年改名兴唐寺），报恩寺，镇国大波若寺，奉恩寺（大中六年改名兴福寺），圣善寺（东都洛阳亦造），绍唐寺，奉恩寺[17]。考虑到中宗在位仅有五年多的时间，这个数量已经非常惊人了。此外，中宗在神龙元年正月即位的次月，即规定“诸州置寺、观一所，以‘中兴’为名”，两年后于神龙三年二月，又命改各地的中兴寺、观为龙兴寺、龙兴观[18]。唐初全国三百六十州，天宝时全国三百二十八郡，这就意味着全国有三百多所龙兴寺。

武后至中宗、睿宗时期士风不振，士人官员普遍谄媚取容，缺少骨鲠之气，但对于中宗等人的造寺运动，还是有人敢于直言进谏。批评最为激烈的是左拾遗辛替否。《旧唐书》卷一百一〈辛替否传〉载：“时又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替否上疏谏曰：‘……当今疆场危骇，仓廪空虚，揭竿守御之士赏不及，肝脑涂地之卒输不充。而方大起寺舍，广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栋，运土塞路，不足充墙壁。夸古耀今，踰章越制，百僚钳口，四海伤心。……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19]其批评的激烈程度，比狄仁杰之上疏谏武后更甚[20]。后来睿宗即位，辛替否上疏谏为金仙玉真公主营建宫观事，还说“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足见中宗时寺庙耗费之巨、僧人之多。值得一提的是，辛替否也参与了景龙二年九月九日游慈恩寺，并留下了应制诗。对于这一现象，似乎不易解释。《旧唐书·职官志二》云：“补阙、拾遗之职，掌供奉讷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大概作为职责所在，身为左拾遗的辛替否必须上封进谏，又须扈从乘舆，不得不勉强做应制诗了。

辛替否的上疏无效，“疏奏不纳”。中宗不但热衷于建寺，而且喜欢游寺。除了上面的四次之外，仅查《旧唐书·中宗纪》还可见四次：神龙元年（705）十月癸亥，幸龙门香山寺；神龙二年（706）九月壬寅，幸白马寺；神龙三年（707）四月庚寅，幸荐福寺；景龙三年正月癸酉，幸荐福寺。大概因为荐福寺的原址曾是中宗为英王时的旧宅，他的感情很深，即位之后至少去了三次。

景龙二年九月九日，中宗游慈恩寺并登浮图，扈从作诗者二十八人，其它官员更不知凡几，接下来一直到次年正月，又有四次游幸佛寺。在《唐会要》卷四十八中，记载了景龙二年和三年四名官员对于建寺的反对，这也许不是巧合，大约皇帝铺张的游幸活动刺激了一些士人的神经，儒家的民本思想让他们感到不能容忍一个奢侈靡费的皇帝。首先是并州清源县尉吕元泰有感于修建佛寺耗费钱财，而当时边境不宁，士卒困苦，希望能“回营构之资，充疆场之费”[21]。《唐会要》又载：

（景龙）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宴侍臣近亲于梨园[22]，因问以时政得失。绛州刺史成珏对曰：“夫释教之设，以慈悲为主，盖欲饶益万姓，济牧羣生。若乃邃宇珍台，层轩宝塔，耗竭府库，劳役生人，惧非菩萨善利之心，或异如来大悲之旨。臣备职方岳，叨膺洪运，敢陈蒭荛，狂妄死罪。”中书令萧至忠奏曰：“方今百姓贫乏，边境未宁，府藏内空，仓廪不实，诚宜节财用之费，省土木之功。务存农事，爱惜人力，寺观之役，实可且停。成珏之言，伏希采纳。”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韦嗣立上疏曰：“臣窃见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宏博，竞崇瓌丽。大则费一二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已上。运转木石，人牛不停，废人功，害农务，事既非急，时多怨咨。故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诚哉此言。且[元]〔玄〕象秘妙，归于空寂，苟非修心定慧，诸法皆涉有为。至如土木雕刻等〔功〕，惟是殚竭人力，但学相夸壮丽，岂关降伏身心。凡所兴功，皆须掘凿，蛰虫在土，种类最多，每日杀伤，动即万计，连年如此，损害可知。于至道既有乖，在生人极为损。陛下岂不深思之！”[23]

和后来韩愈从根本上否定佛教不同，大臣们多是援引佛教义理来劝谏中宗不要耗费过多的钱财在修建佛寺上。

姚崇于中宗时出为亳州刺史，对于中宗佞佛记忆深刻，十二年后当他“遗令以诫子孙”时，还引为教训：“近日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倾国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张夫人等皆度人造寺，竟术弥街，咸不免受戮破家，为天下所笑。”（《旧唐书·姚崇传》）中宗算得上是唐代皇帝中佞佛的一个代表，其“倾国造寺”，“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以致辛替否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虽然不免夸张，也可见其建造佛寺的热情。

中宗喜欢巡游，这从贾晋华搜集的《景龙文馆记》佚文以及列出的“唐中宗景龙中修文馆活动及作品编年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旧唐书·中宗纪》就说他“更漫游以隳八政”。佞佛的中宗面对长安的众多佛寺，自然免不了游兴大发了。当然，中宗大肆游幸和宴会，命众多文士参与并咏诗，却对唐诗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谈丛三》云：“有唐吟业之盛，导源有自。……中间机纽，更在孝和一朝。于时文馆旣集多材，内庭又依奥主，游燕以兴其篇，娚鸵约て浼郏寺勺冢梢殴κ祝克溻蚣ィ茸餍擞惺粽哐伞！盵24]在竞相应制唱和的风气中，诗人得到锻炼，技法格律逐渐成熟，为盛唐诗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皇帝游幸佛寺，在唐中宗以前已经有过。如梁武帝游钟山大爱敬寺，梁简文帝游同泰寺[25]，唐太宗游并州大兴国寺[26]，高宗幸大慈恩寺[27]，高宗、武后游少林寺[28]，等。从应制诗的角度来看，过去也有一些游幸佛寺的应制诗以及奉和诗，如梁简文帝有〈望同泰寺浮图诗〉[29]，王训、庾信有〈奉和同泰寺浮屠诗〉[30]，庾肩吾有〈咏同泰寺浮图诗〉[31]，王台卿有〈奉和望同泰寺浮图诗〉[32]；梁简文帝有〈往虎窟山寺诗〉[33]，陆罩、鲍至、王台卿、王冏均、孔焘有〈奉和往虎窟山寺诗〉[34]。不过，从留下来的游佛寺诗的数量和参与写作的人数来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二十八人共写了四十五首游佛寺应制诗，是一个很高的纪录，像唐中宗时这样的盛况在历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景龙二年佛寺应制诗的写作特点

宇文所安的《初唐诗》中有一章，标题是“在708年怎样写宫廷诗：形式、诗体及题材”，对于当时宫廷诗普遍采用的三部式，有十分精彩的分析。简单地说，三部式，“首先是开头部分，通常用两句诗介绍事件，接着是可延伸的中间部分，由描写对偶句组成。最后部分是诗篇的‘旨意’，或是个人愿望、感情的插入，或是巧妙的主意，或是某种使前面的描写顿生光彩的结论。有时结尾两句仅描写事件的结束。”[35]本文涉及的四十五首应制诗结构基本上都是如此，下面从四组诗里各举一首，文字依《全唐诗》。为避繁琐，诗题均省作某某寺。

出豫乘秋节，登高陟梵宫。皇心满尘界，佛迹见虚空。日月宜长寿，人天得大通。喜闻题宝偈，受记莫由同。（赵彦昭〈慈恩寺〉）

闰月再重阳，仙舆历宝坊。帝歌云稍白，御酒菊尤黄。风铎喧行漏，天花拂舞行。豫游多景福，梵宇自生光。（宋之问〈总持寺〉）

迢嶤仓史台，敞朗绀园开。戒旦壶人集，翻霜羽骑来。下辇登三袭，褰旒望九垓。林披馆陶牓，水浸昆明灰。网户飞花缀，幡竿度鸟回。豫游仙唱动，潇洒出尘埃。（刘宪〈三会寺〉）

象设隆新宇，龙潜想旧居。碧楼披玉额，丹仗导金舆。代日兴光近，周星掩曜初。空歌清沛筑，梵乐奏胡书。帝造环三界，天文贲六虚。康哉孝理日，崇德在真如。（李乂〈荐福寺〉）

每首诗的开头两句，都先交待和描述出游这一事件。这里有三种写法：或指明时间节令，如“出豫乘嘉节”，豫就是秋游的意思[36]，这和“闰月再重阳，仙舆历宝坊”类似，接下来“登高陟梵宫”则更进一步点明了重九登高的习俗，不过这里是登慈恩寺塔而已。闰九月登总持寺阁时，李峤写“闰节开重九，真游下大千”，刘宪写“重阳登闰序，上界叶时廵”，也是如此。或指明地点，如“迢嶤仓史台”，因为三会寺有仓颉造书台，“敞朗绀园开”即说佛寺接驾而开放。或使用相关典故事实，如“象设隆新宇，龙潜想旧居”，因为大荐福寺过去曾是中宗旧宅，后来后舍为佛寺，这句是说建了新寺竖了佛像，皇帝又来到当年的旧居“龙潜”之地。“瑶地龙飞后，金身佛现时。”“旧邸三乘辟，佳辰万骑留。”赵彦昭、郑愔也是用这一故事来开篇的。

应制诗的结尾，常常表达诗人参与游幸的喜悦，在这四十五首诗中，如李适：“幸陪清汉跸，欣奉净居游。”孙佺：“一忻陪雁塔，还似得天身。”更多则表现作为词臣奉和应制的惶恐和激动，如赵彦昭：“喜闻题宝偈，受记莫由同。”李乂：“小臣叨载笔，无以颂巍巍。”又：“小臣叨下列，持管谬窥天。”上官婉儿：“太平词藻盛，长愿纪鸿休。”赵彦昭：“同沾小雨润，窃仰大风诗。”郑愔：“欣承大风曲，窃预小童讴。”刘宪：“幸承歌颂末，长奉属车尘。”马怀素：“顾惭文墨职，无以颂时康。”毕干泰：“至德覃无极，小臣歌讵酬。”周利用：“叨恩奉兰藉，终愧洽熏风。”当然，也少不了对皇帝和盛世的歌颂，如上官婉儿：“睿词悬日月，长得仰昭回。”李迥秀：“尧年将佛日，同此庆时休。”李恒：“愿将今日乐，长奉圣明君。”

至于“豫游多景福，梵宇自生光”和“豫游仙唱动，潇洒出尘埃”这样的结尾，都是又一次回到皇帝出游的主题，并称佛寺由此而顿生光彩，从游之人也洗去了凡俗尘埃（或写出了超凡脱俗的诗作）。“康哉孝理日，崇德在真如”则是歌颂皇帝以孝治天下，人民安康，崇信佛教。

诗的结尾也有直接点明出游结束并表示余兴悠然的，如宋之问〈慈恩寺〉：“香街稍欲晩，清跸扈归天。”但这种写法在这四组诗中极少。初唐诗中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诗恐怕是李百药的〈奉和初春出游应令〉，沈佺期的〈游少林寺〉也有此妙，二诗如下：

鸣笳出望苑，飞盖下芝田。水光浮落照，霞彩淡轻烟。柳色迎三月，梅花隔二年。日斜归骑动，余兴满山川。

长歌游宝地，徙倚对珠林。雁塔风霜古，龙池岁月深。绀园澄夕霁，碧殿下秋阴。归路烟霞晚，山蝉处处吟。

虽然都是标准的三部式诗，在初唐应制诗之中也堪称佳作了。

从四十五首诗中，可以看出宫廷诗和应制诗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切合诗题。如九月九日出游，自然忘不了登高、饮酒、祛邪等习俗，描写茱萸、菊花等植物，如上官婉儿：“却邪萸结佩，献寿菊传杯。”李峤：“萸房陈宝席，菊蕊散花台。”孙佺：“应节萸房满，初寒菊圃新。”文士们也借机应景祝寿，郑愔：“愿献重阳寿，承欢万岁余。”刘宪：“辟邪将献寿，兹日奉千秋。”解琬：“兹辰采仙菊，荐寿庆重阳。”李乂：“庆洽重阳寿，文含列象辉。”曲瞻：“献觞乘菊序，长愿奉天辉。”景龙二年恰好有闰九月，九日再次出游时，大家也忘不了写上一句，除了前面提到的“闰节开重九”和“重阳登闰序”外，还有李峤的“花寒仍荐菊，座晩更披莲”，宋之问的“帝歌云稍白，御酒菊尤黄”，两诗都含蓄地说到，这是第二次饮菊花酒了。到了三会寺时，由于有苍颉造书台的遗迹，文士们也纷纷写入诗中，除前引“迢嶤仓史台”外，还有李峤：“故台苍颉里，新邑紫泉居。……龙形虽起刹，鸟迹尚留书。”郑愔：“鸟籀遗新阁，龙旗访古台。造书臣颉往，观籍帝羲来。”到了荐福寺，文士们更不会放过该寺曾是中宗旧宅这件事，前面已引李乂、赵彦昭、郑愔的开篇诗句，另外刘宪云：“佳哉藩邸旧，赫矣梵宫新。”但看起来宋之问的次联“乘龙太子去，驾象法王归”更具气势，让人不由想起唐太宗的名句：“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上官婉儿〈慈恩寺〉中写到：“帝里重阳节，香园万乘来。”也有一点这样的意味。

必须承认，本文讨论的四十五首诗质量并不高。贾晋华对景龙间的宫廷诗有过评论，说：“总的看来，景龙宫廷诗人的作品巧联多而完篇少。在他们众多的律诗中，首联和尾联由于需要叙述游宴场合、应制缘由及感恩之情，时常显得平板乏味，重复雷同，但中间二联却往往音调谐美，意象新巧，对偶精工，句法复杂，耐人寻味。”[37]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些诗中的佳句巧联：

凤刹侵云半，虹旌倚日边。（宋之问〈慈恩寺〉）

城端刹柱见，云表露盘新。（刘宪〈慈恩寺〉）

宝地邻丹掖，香台瞰碧云。河山天外出，城阙树中分。（李恒〈慈恩寺〉）

网户飞花缀，幡竿度鸟回。（刘宪〈三会寺〉）

汉阙中黄近，秦山太白连。台疑观鸟日，池似刻鲸年。满月临真境，秋风入御弦。（李乂〈三会寺〉）

塔涌香花地，山围日月天。（宋之问〈三会寺〉）

应制诗的质量不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体裁的限制，因为应制诗主要表现的是对皇帝和朝廷的歌颂，而不是个人感情的流露。所以，当沈宋这样的优秀诗人不受到应制的束缚时，也能写出非常好的游佛寺诗来。沈佺期〈游少林寺〉和宋之问〈登总持寺阁〉，就是二人游佛寺诗中最好的作品。沈诗已见前引，宋诗云：

梵宇出三天，登临望八川。开襟坐霄汉，挥手拂云烟。函谷青山外，昆池落日边。东京杨柳陌，少别已经年。（宋之问〈登总持寺阁〉）

沈、宋二诗，我怀疑是景龙二年至三年中的作品，而且并非应制之作。可以认为，差不多就在沈宋写下不太高明的应制诗的同时，他们也尝试着抛开其羁绊，抒发了看起来还不够深沉的情感。从用语和句意来看，宋之问〈登总持寺阁〉与上官婉儿〈三会寺〉“驻跸怀千古，开襟望九州岛。四山缘塞合，二水夹城流”也有相近的地方，虽然不知道二诗谁的写作时间在前，但中宗时期诗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必然无疑的。

同为景龙时期文馆学士的崔湜也写过不少应制诗。景龙二年四次佛寺应制诗中看不见他的作品，但他留下一首〈登总持寺阁〉[38]，却和宋之问同名作一样，显然比景龙二年闰九月九日的四首总持寺应制诗高出不少。崔诗如下：

宿雨清龙界，晨辉满凤城。升攀重阁迥，凭览四郊明。井邑周秦地，山河今古情。纡余一水合，寥落五陵平。处处风烟起，欣欣草木荣。故人不可见，冠盖满东京。

崔湜先天二年（713）赐死，其诗应作于中宗、睿宗时期。到了开元时期，张九龄、孟浩然先后作〈登总持寺阁〉[39]、〈登总持寺浮图〉[40]，已渐具盛唐气象：

香阁起崔嵬，高高沙版开。攀跻千仞上，纷诡万形来。草间商君陌，云重汉后台。山从函谷断，川向斗城回。林里春容变，天边客思催。登临信为美，怀远独悠哉。

半空跻宝塔，时望尽京华。竹遶渭川遍，山连上苑斜。四郊开帝宅，行陌逗人家。累劫从初地，为童忆聚沙。一窥功德见，弥益道心加。坐觉诸天近，空香送落花。

更晚则有岑参的〈登总持阁〉，是一首不错的五言律诗。崔湜、张九龄诗使用佛教语汇很少，岑参那一首则有“高阁逼诸天诸天”以及“早知清净理，常愿奉金仙”这样的句子，而孟浩然诗中则比较密集，有宝塔、累劫、初地、聚沙、功德、道心、诸天、空香、落花，而这些语汇大多数都出现于本文所论的四十五首应制诗中，它们之间的承袭关系也是比较明显的。

从词汇使用看景龙二年游佛寺应制诗的影响

唐初高祖、太宗、高宗时期，游佛寺诗并不多见。武后时期，游佛寺诗的数量开始增加，大致而言，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常见的宫廷诗，如武后〈从驾幸少林寺〉，武三思〈秋日于天中寺寻复礼上人〉，苏味道〈和武三思于天中寺寻复礼上人之作〉，吴少微〈和崔侍御日用游开化寺阁〉[41]，沈佺期〈从幸香山寺应制〉，宋之问有〈岳寺应制〉、〈幸少林寺应制〉[42]等；另一类是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等稍稍脱离宫廷诗习气的诗人，开始尝试自己的写作，如卢照邻〈石镜寺〉[43]，王勃〈游梵宇三学寺〉、〈观佛迹寺〉[44]，骆宾王〈和王记室从赵王春日游陀山寺〉、〈陪润州薛司空丹徒桂明府游招隐寺〉[45]，陈子昂〈同王员外雨后登开元寺南楼因酬晖上人独坐山亭有赠〉等作品。但是总体来说，即便是四杰和陈子昂的诗作，也显得拘束平质。

中宗时期游佛寺诗大量出现，除了本文涉及的四十五篇诗作外，当时最重要的诗人沈佺期和宋之问，留下了不少作品。二人的游佛寺诗大多写于贬谪期间，如沈佺期有〈九真山净居寺谒无碍上人〉、〈绍隆寺〉、〈登韶州灵鹫寺〉[46]，宋之问有〈题杭州天竺寺〉（又题〈灵隐寺〉）、〈游法华寺〉（两首）、〈游云门寺〉、〈宿云门寺〉、〈游称心寺〉（二首）、〈称心寺〉[47]。可以说，沈宋二人是最早大量写作游佛寺诗的诗人，他们的诗艺经过武后和中宗时期的应制诗训练，在贬谪南方期间，偶然游历佛寺，则能遇景而发。尤其是宋之问〈题杭州天竺寺〉等八首诗，均作于景龙三年秋贬越州长史以后，可见此前佛寺应制诗的训练对于他后来写作游佛寺诗是有一定影响的。

前文谈及宫廷诗和应制诗切合诗题，其实就本文讨论的游佛寺诗而言，切合诗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使用与佛教相关的词汇、术语、典故以及蕴含佛教思想。仅以前引赵彦昭〈慈恩寺〉诗为例，其中使用的佛教词汇、术语就有：梵宫、尘界、佛迹、虚空、人天、大通、宝偈、受记。一首四十个字的诗中就有八个佛教词汇，已经非常密集了。四十五首诗中的其它词汇还有：宝坊、宝地、凤刹、鹤林、鹫岭、香园、香街、香域、雁塔、香塔、鱼山、天花、散花、缨珞、大千、十地、三天、三会、八解、三乘、双树、净境、尘界、如来、金仙、太子、法王、耆阇、王舍、妙法、真如、梵天、上方、上界、梵音、梵乐、梵筵、禅堂、住持、证果、法镜、超禅、初地、绀园、鹦林、幡虹、金绳、涌塔、功德池、光明台等。

有一些词汇、典故由于经常使用，成为佛寺、佛教相关诗中较具代表性的词汇、典故，这里介绍四十五首应制诗中出现的六个语汇：初地、绀园、鹦林、幡虹、金绳、涌塔，一方面简单疏解其意义，一方面探讨它们在唐前诗文作品中的使用情况以及在后来唐诗中的继承和应用。

初地。辛替否〈慈恩寺〉：“出豫从初地，登高适梵天。”解琬〈慈恩寺〉：“瑞塔临初地，金舆幸上方。”初地在佛教义理中讲得十分复杂，可以参看各种佛教工具书，但在唐诗中出现时一般就等同于寺庙的意思。武三思〈秋日于天中寺寻复礼上人〉：“弥天高义远，初地胜因通。”沈佺期〈奉和圣制同皇太子游慈恩寺应制〉：“涌塔初从地，焚香欲遍空。”孟浩然〈登总持寺浮图〉：“累劫从初地，为童忆聚沙。”王维〈登辨觉寺〉：“竹径从初地，莲峰出化城。”[48]高适〈同羣公登濮阳圣佛寺阁〉：“佛因初地识，人觉四天空。”[49]刘长卿〈题灵佑上人法华院木兰花〉：“已依初地长，独发旧园春。”[50]皇甫冉〈奉和独孤中丞游法华寺〉：“开门得初地，伏槛接诸天。”[51]李商隐〈五月十五夜忆往岁秋与彻师同宿〉：“炎方忆初地，频梦碧琉璃。”[52]

绀园。刘宪〈三会寺〉：“迢嶤仓史台，敞朗绀园开。”崔日用〈慈恩寺〉：“紫宸欢每洽，绀殿法初隆。”绀园以及绀殿、绀宇均是佛寺的意思。《实用佛学辞典》：（绀园）“寺之别称。《祖庭事苑》四曰：‘绀园即绀宇也。《释名》曰：绀，含也，谓青而含赤色也，内教多称绀目、绀发，取此义也。’”[53]唐前的用例，如庾信〈奉和法筵应诏〉：“千柱莲花塔，由旬紫绀园。”[54]梁元帝〈善觉寺碑铭〉：“宝绳交映，无惭紫绀之宫；花台照日，有迹白林之地。”徐陵〈孝义寺碑〉：“绀殿安坐，莲花养神。”江总〈幡赞〉：“光分绀殿，采布香城。”唐代有沈佺期〈游少林寺〉：“绀园澄夕霁，碧殿下秋阴。”宋之问〈幸少林寺应制〉：“绀宇横天室，回銮指帝休。”[55]李白〈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绀殿横江上，青山落镜中。”[56]刘长卿〈禅智寺上方怀演和尚寺即和尚所创〉：“绀宇焚香净，沧洲罢雾空。”[57]王勃〈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朱轩夕朗，似游明月之宫；绀宇晨融，若对流霞之阙。”又〈梓州郪县兜率寺浮图碑〉：“玄房雾转，抗金枢于桂岊之前；绀殿星开，栖玉刹于默林之下。”[58]均用于有关佛寺的诗文中。

鹦林。李适〈慈恩寺〉：“凤辇乘朝霁，鹦林对晚秋。”毕干泰〈慈恩寺〉：“鹦林花塔启，凤辇顺时游。”李峤〈荐福寺〉：“雁沼开香域，鹦林降彩旃。”郑愔〈荐福寺〉：“雁塔昌基远，鹦林睿草抽。”鹦林是指说法讲经之处，近于佛寺之意。《释氏六帖》卷二十三〈鹦鹉·鹦鹉请佛〉：“《百缘经》云：有鹦鹉请佛林中说法宴坐，后得生天。”[59]又写作鹦鹉林。沈佺期〈从幸香山寺应制〉：“旃檀晓阁金舆度，鹦鹉晴林彩眊分。”[60]皎然〈劳山忆栖霞寺道素上人久期不至〉：“泉声稍滴芙蓉漏，月影才分鹦鹉林。”[61]王勃〈彭州九陇县龙怀寺碑〉：“雕鞍绣辖，瞻鹫崿而驰魂；黼带綖裾，指鹦林而鹜款。”又〈益州德阳县善寂寺碑〉：“山川隐嶙，空传鹫岭之基；灌莽萧条，非复[莺]〔鹦〕林之树。”[62]

幡虹。赵彦昭〈荐福寺〉：“刹凤迎琱辇，幡虹驻彩旗。”李峤〈总持寺〉：“刹凤回雕辇，幡虹间彩旃。”[63]佛寺中有彩色长幡，悬挂于高处如彩虹，故有幡虹之称。江总〈幡赞〉曰：“金幡化成，揺荡相明。留无定影，散乃俱轻。光分绀殿，采布香城。恒知自转，福与之生。”中古时佛寺装饰的幡和旗很多，幡旗随风摇动，有吉祥赐福之义，类似今藏区之经幡。唐太宗恰好有一首〈咏兴国寺佛殿前幡〉，对幡的描写很传神：“拂霞疑电落，腾虚状写虹。屈伸烟雾里，低举白云中。纷披乍依迥，掣曳或随风。念兹轻薄质，无翅强摇空。”[64]唐前诗中“幡虹”虽未连成一词，但已经有这样的比喻，如梁简文帝〈望同泰寺浮图诗〉：“桐生凤不雏，飞幡杂晚虹。”庾肩吾〈咏同泰寺浮图〉：“月出琛含采，天晴幡带虹。”唐诗中用之者，又如唐高宗〈谒慈恩寺题奘法师房〉：“幡虹遥合彩，定水迥分晖。”唐高宗〈谒大慈恩寺〉：“花盖飞团影，幡虹曳曲阴。”[65]顺便解释一下虹旌、蜺旌，这两个词都是指彩旗，一出王褒〈九怀·思忠〉，一出司马相如〈上林赋〉，但在唐代诗文里，意思有时和幡虹或虹幡近似，如吕元泰疏：“蜺旌宝盖，接影都畿；凤刹龙宫，相望都邑。”[66]宋之问〈慈恩寺〉：“凤刹侵云半，虹旌倚日边。”顺便说一下，凤刹是寺院的美称。

金绳。李迥秀〈慈恩寺〉：“沙界人王塔，金绳梵帝游。”李峤〈荐福寺〉：“半空银阁断，分砌宝绳连。”金绳就是黄金绳线，用来作地面的分界。《妙法莲华经·譬喻品》云：“国名离垢，其土平正，清净严饰，安隐丰乐，天人炽盛。瑠璃为地，有八交道，黄金为绳，以界其侧。其傍各有七宝行树，常有华菓。……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以瑠璃为地，金绳界其道，七宝杂色树，常有华果实。”[67]《妙法莲华经·授记品》云：“国名光德，劫名大庄严……其土平正，无有高下，坑坎堆阜，瑠璃为地，宝树行列，黄金为绳，以界道侧，散诸宝华，周徧清净。”[68]《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尔时十方诸佛各告众菩萨言：善男子，我今应往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所，幷供养多宝如来宝塔。时娑婆世界卽变清净，瑠璃为地，宝树庄严，黄金为绳，以界八道。”[69]因此，金绳可作为佛界之代名。唐前诗人已用。吴均〈登钟山燕集望西静坛〉：“复望子乔坛，金绳蕴绿帙。”[70]卢思道〈从驾经大慈照寺诗〉：“大川开宝匣，福地下金绳。”[71]唐诗中其它的用例，如武三思〈秋日于天中寺寻复礼上人〉：“金绳先界道，玉柄即谈空。”李白〈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金绳开觉路，宝筏度迷川。”又〈舍利佛〉：“金绳界宝地，珍木荫瑶池。”[72]杜甫〈陪章留后惠义寺饯嘉州崔都督赴州〉：“前驱入宝地，祖帐飘金绳。”[73]骆宾王在〈陪润州薛司空丹徒桂明府游招隐寺〉中，还巧妙地用金绳作双关：“金绳倘留客，为系日光斜。”意谓金绳之地的寺院，若想挽留客人多呆一会，就用金绳捆住太阳，别让它西下而消逝了。

涌塔。郑愔〈慈恩寺〉：“涌霄开宝塔，倒影驻仙舆。”李乂〈慈恩寺〉：“涌塔开玄地，高层瞰紫微。”上官婉儿〈慈恩寺〉：“塔类承天涌，门疑待佛开。”宋之问〈三会寺〉：“塔涌香花地，山围日月天。”宋之问〈荐福寺〉第二首：“涌塔庭中见，飞楼海上移。”这些诗句里都使用了佛经里涌塔的故事。《释氏六帖》卷二十一〈塔·塔从地踊〉：“《法华经》云：佛前有七宝塔从地踊出，高五百由旬，纵广二百五十，五千栏楯，龛室千万，多宝佛塔矣。”[74]详见《妙法莲华经·见宝塔品》[75]。唐前诗人已用此语。陆罩〈奉和往虎窟山寺〉：“金盘响清梵，涌塔应鸣桴。”[76]王台卿〈奉和望同泰寺浮图〉：“朝光正晃朗，涌塔标千丈。”[77]萧悫〈和崔侍中从驾经山〉：“塔疑从地涌，盖似积香成。”[78]唐诗中的用例还有，沈佺期〈奉和圣制同皇太子游慈恩寺应制〉：“涌塔初从地，焚香欲遍空。”[79]当然，最为有名的大概是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作为此诗首句，用涌塔的典故，就使得全诗顿有突兀而起之感，和宝塔从地涌出这一故事中的突然而奇异的感觉相符，孤高直耸入天宫的宝塔形象，似乎在诗中陡然站立，劈面而来。该诗下句“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则让读者随之迅速登上塔顶，仿佛身处虚空之中。因此，“塔势如涌出”四个字带动了整首诗开篇的气势和动感，四句一气呵成，为接下来描写登塔所见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胡震亨云：“诗家拈教乘中题，当卽用教乘中语义，旁撷外典补凑，便非当行。在古如支公辈，亦有杂用老庄语者，至今时则迥然分途，取材不可混矣。”[80]从这个角度来说，四十五首应制诗，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教乘中语义”，算是“当行”了。佛教语汇在这些诗中的使用，无疑对于此后的游佛寺诗以及登塔诗有着重要的影响。孟浩然〈登总持寺浮图〉和李白〈春日归山寄孟浩然〉，就大量使用了佛教语汇，尤其是李白诗，几乎每句皆有：

朱绂遗尘境，青山谒梵筵。金绳开觉路，宝筏度迷川。岭树攒飞栱，岩花覆谷泉。塔形标海日，楼势出江烟。香气三天下，钟声万壑连。荷秋珠已满，松密盖初圆。鸟聚疑闻法，龙参若护禅。愧非流水韵，叨入伯牙弦。

此诗诗题显然与内容不符，自明代以来即受到怀疑，胡震亨说：“玩诗意，乃偕一显者游禅寺和诗。”今人又认为此诗风格已入大历时期，绝非开元、天宝中体制。疑是他人之作溷入李集[81]。如果从风格来判断，古人的感觉更敏锐，方回说：“杜审言、宋之问相伯仲。”冯舒说：“足敌沈宋。”纪昀说：“纯沿初体。”[82]就是初唐体之意。之所以古人认为此诗有初唐之体，是因为它正如方回所说“多禅语”也。李白此诗除末联和“荷秋”一联外，几乎句句都有佛教语汇，而且与景龙二年佛寺应制诗的语汇重合度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说，此诗作于开元中后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天宝十一载（752），在唐中宗率领一大群文人登上慈恩寺塔四十四年后，岑参、高适、杜甫、薛据、储光羲等人也登上了慈恩寺塔。今存杜甫、岑参、高适、储光羲四诗[83]，正好可用来和景龙二年游佛寺应制诗进行比较。

首先，在使用“教乘中语义”方面，岑参诗中有虚空、净理、胜因、觉道等，高适诗有香界、羣有、浮图、诸相、虚空等，储光羲诗有金祠、真宇、了义等，杜甫则有象教一词。此外，涌塔的典故上文已作分析。必须承认，在使用佛教语汇方面，只有高适、岑参算是沿袭了初唐的写法。杜甫则做了很大的改变。对此，胡震亨在讲完“诗家拈教乘中题，当卽用教乘中语义”后，就说：“唐诸家教乘中诗，合作者多，独老杜殊出入，不可为法。（如慈恩塔一诗，高岑终篇皆彼教语，杜则杂以望陵寝、叹稻粱等句，与法门事全不涉，他寺刹及赠僧诗皆然。）”[84]胡震亨的批评，程千帆、莫砺锋不能接受，说：“胡氏所云，纯是从慈恩寺乃佛家建筑这一点着眼，所以强调必须限于佛教语义才算当行。今天看来，这种议论当然是没有意义的。诗人幷非僧徒，他们到慈恩寺去的目的也是登览而非礼佛，他们所写的诗当然应是述我所见、抒我所感，何须全用‘教乘中语义’？像杜诗中用‘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二句点明所登是佛寺浮图，就足够了。如果通篇皆用‘教乘中语义’，就很可能成为佛教的‘玄言诗’了。这四首诗中储光羲的一首用‘彼教语’最多，而成就也最低，就说明了胡震亨这番议论的不足取。”程千帆、莫砺锋的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两点需要指出：一，“到去慈恩寺的目的也是登览而非礼佛”，登慈恩寺浮图不同于一般的游佛寺诗，其重心可以偏向登临览胜一面，这样一来，登佛塔诗和登其它高处的诗，如楼、台、阁、山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看《瀛奎律髓》卷一〈登览类〉所收作品就可以知道，〈胜果寺〉、〈金山寺〉、〈甘露寺〉等诗和〈登牛头山亭子〉、〈登襄阳城〉、〈登岳阳楼〉、〈登兖州城楼〉、〈登快哉亭〉、〈登黄鹤楼〉、〈登金陵凤凰台〉、〈登快阁〉等诗都放在一起。杜甫并不是第一个跳开佛教语汇把登塔诗写成一般的登临诗的诗人，前引宋之问〈登总持寺阁〉就是一首优秀的登寺阁诗，除了首句用了“梵宇”、“三天”外，通篇均写登高所见所感，并不纠缠于佛教语汇和义理中。二，在这四首诗中，储光羲诗并非用“彼教语”最多的一首，而是高适、岑参的作品，储诗中“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虽然参合了佛教义理，但岑参也有“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的句子，不能简单地说因此而成就最低。当然，如果诗篇充斥着佛教语汇和教义，确实有成为玄言诗的可能。

其次，除了使用“涌塔”、“虚空”、“香界”等佛教语汇、教义与景龙二年佛寺应制诗相同相近外，天宝十二载登慈恩寺浮图诗应该还借鉴了前者的一些写法。如岑诗“孤高耸天宫”，岑羲〈慈恩寺〉：“宝台耸天外，玉辇步云端。”岑诗“峥嵘如鬼工”，李适〈慈恩寺〉：“塔似神功造，龛疑佛影留。”岑诗“连山若波涛”，李乂〈三会寺〉：“汉阙中黄近，秦山太白连。”杜诗“焉能辨皇州”，刘宪〈慈恩寺〉：“登临凭季月，廖廓见中州。”岑诗“登临出世界”，高诗“登临骇孤高”，其中的“登临”，其实也是梁以来登寺塔、寺阁常常使用的词汇，如阴铿〈开善寺诗〉：“登临情不极，萧散趣无穷。”[85]张正见〈陪衡阳王游耆阇寺诗〉：“甘棠听讼罢，福宇试登临。”宋之问〈登总持寺阁〉：“梵宇出三天，登临望八川。”张九龄〈登总持寺阁〉：“登临信为美，怀远独悠哉。”

总之，盛唐以及中晚唐的游佛寺诗，从其中使用比较固定的佛教语汇和典故方面，时时能看到包括景龙二年佛寺应制诗在内的初唐游佛寺诗的影响，神龙、景龙诗歌对于开天诗歌的先导作用，从游佛寺诗中也得到了体现。不过，本文的讨论集中于景龙二年的四组四十五首佛寺应制诗，对初唐时期一些较个人化的游佛寺诗包括前面提到的宋之问等人的作品尚未细致探讨，它们对于盛唐游佛寺诗在哪些方面有更直接的影响，盛唐精神如何从游佛寺诗中体现出来，盛唐游佛寺诗如何演变，是否有派别之分，等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①]这方面的文章，如葛晓音〈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载《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4期，又载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赵昌平〈初唐七律的形成及风格溯源〉，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期；赵昌平〈开元十五年前后〉，《中国文化》第2期，香港中华书局，1990年。专着方面重要的着作有：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②]文章如陶敏〈《景龙文馆记》考〉，《文史》48辑，中华书局，1999年；冉旭〈唐景龙至开元前期的学士诗人〉，载《中州学刊》2003年6期；吴夏平〈盛唐集贤院诗歌活动考论〉，载《贵州文史丛刊》2007年4期。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羣研究》中也有“《景龙文馆记》与中宗朝文馆学士群”一部分对景龙时期修文学士进行论述，见贾晋华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43-74页。

[③]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438-443页。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羣研究》中有“唐中宗景龙修文馆活动及作品编年表”，见书49-59页。

[④]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208页。

[⑤]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仅录张锡、萧至忠、解琬三首，辽宁教育出版社本据明钞本补李迥秀等二十五首（其中赵彦昭重出）。

[⑥]宋敏求《长安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样的记载又见骆成骧《类编长安志》卷五〈寺观·寺·大慈恩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125页。

[⑦]《全唐诗》（中华书局标点本）卷八八二赵彦伯〈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即此诗，题赵彦伯者有误。《唐诗纪事》卷十一已误立赵彦伯之名，详王仲镛考证，见《唐诗纪事校笺》282-283页。

[⑧]此诗《文苑英华》（中华书局影印本）、《唐诗纪事》卷三记作者为上官昭容，《文苑英华》注云：“杂咏作崔湜”，见《古今岁时杂咏》卷三十三，正题崔湜。而《唐诗纪事》卷九亦于崔湜名下录此诗。《全唐诗》亦分载于卷五、卷五十四的上官昭容、崔湜二人名下。原诗究为谁作，尚难确断，暂时算作上官昭容诗，因为《唐诗纪事》卷九〈李适〉中也提到“九月，幸慈恩寺塔，上官氏献诗”。

[⑨]陶敏、易淑琼《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463页。

[⑩]类似的记载又见辛德勇《两京新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69页；《类编长安志》卷五〈寺观·寺·大庄严寺〉，127页。

[11]《类编长安志》136页。

[12]《全唐诗》卷一百四萧至忠名下误收此诗。

[13]《唐诗纪事》卷九〈李适〉记载了景龙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幸白鹿观”。《文苑英华》卷一七八有李峤、崔湜、沈佺期、刘宪、李乂、武平一、张说、徐彦伯、苏颋等九人的〈幸白鹿观应制诗〉（中华书局影印本《文苑英华》脱去刘宪以下的作者名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有），分别收入《全唐诗》卷五十八、五十四、九十六、七十一、九十二、一百二、八十七、七十六、七十三。刘宪、崔湜诗又见《唐诗纪事》卷九，赵彦昭、李乂诗见同书卷十，沈佺期、武平一诗见同书卷十一。

[14]二诗分别见《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471页，479页。陶敏、易淑琼将〈奉和荐福寺应制〉系于景龙三年正月，和本文不同。

[15]《类编长安志》129页。

[16]《全唐诗》卷一百四萧至忠名下误收此诗。

[17]参见龚国强《隋唐长安城佛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74-81页。

[18]见《旧唐书·中宗纪》。按，武德九年（626）五月，高祖诏“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旧唐书·高祖纪》）干封元年（666）正月，高宗命“天下诸州置观寺一所”（《旧唐书·高宗纪》），载初元年（689）七月，武后“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可见历代均有类似诏命。中宗时各地的龙兴寺、龙兴观，恐怕有很多并非新建，而是将原来已有的寺庙改名。

[19]《资治通鉴》系此事于景龙二年七月。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九，中华书局标点本，6624页。

[20]详见《旧唐书·狄仁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七久视元年。

[21]《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851页。吕元泰误作吕元太。吕元泰上疏之文详见《册府元龟》卷五四五，《唐会要》所录仅为节略文字。《资治通鉴》卷二百九景龙二年七月亦载吕元泰上疏。

[22]《旧唐书·中宗纪》：景龙三年正月“乙亥，宴侍臣及近亲于梨园亭。”据查正月乙亥为十七日，与《唐会要》记二十七日略异，疑《唐会要》误。

[23]《册府元龟》卷五百三十二亦载成珏、萧至忠此事及所语，成珏作成大琬，大琬疑其字。韦嗣立上疏又见《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文更详，据其改《唐会要》元字为玄字，补功字。《资治通鉴》将韦嗣立上疏系于景龙三年三月，见《资治通鉴》6633页。《唐会要》之“一二十万”，《旧唐书》作“百十万”，《资治通鉴》作“百数十万”。

[24]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81页。

[25]梁武帝有〈游钟山大爱敬寺诗〉，梁简文帝有〈望同泰寺浮图诗〉，分别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531页，1935页。《梁书·武帝纪》还记录了武帝多次行幸同泰寺，甚至舍身同泰寺的事件。

[26]《全唐诗》卷一有唐太宗〈谒并州大兴国寺诗〉、〈咏兴国寺佛殿前幡〉。

[27]《旧唐书·高宗纪》：麟德二年（665）八月，“己卯，降万年县系囚，因幸大慈恩寺。”《全唐诗》卷二有唐高宗〈谒慈恩寺题奘法师房〉、〈谒大慈恩寺〉，不知是否即麟德二年之作。

[28]《全唐诗》卷五有武则天〈从驾幸少林寺〉。宋之问亦有〈幸少林寺应制〉，见《全唐诗》卷五十二，《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402页。

[29]《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935页。

[3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717页，2363页。

[31]《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989页。

[32]《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088页。

[3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934页。

[3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777，2024，2089，2092，2076页。

[35]宇文所安《初唐诗》，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193-184页。

[36]《晏子春秋·问下一》：“天子之诸侯为巡狩，诸侯之天子为述职。故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夏谚曰：‘吾君不游，我曷何休？吾君不豫，吾曷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张衡〈东京赋〉：“度秋豫以收成，观丰年之多稌。”薛综注：“秋行曰豫，谓秋行礼高祖庙，此时万物始成。”见《文选》卷三，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刻本，64页上。宋之问〈闰九月九日幸总持寺登浮图应制〉：“豫游多景福，梵宇自生光。”刘宪〈奉和幸三会寺应制〉：“豫游仙唱动，萧洒出尘埃。”

[37]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羣研究》72页。

[38]《全唐诗》卷五十四，666页。

[39]《全唐诗》卷四十九，601页。

[40]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8页。

[41]四诗分别见《全唐诗》卷五，58页；卷八十，867页；卷六十五，755页；卷九十四，1012页。

[42]沈宋之作见《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28、401、402页。

[43]祝尚书《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13页。

[44]蒋清翊《王子安集注》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81、85页

[45]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9、93页。

[46]《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93、125、131页。沈佺期还有〈奉和圣制同皇太子游慈恩寺应制〉，作于景云二年（711），见同书184页；〈乐城白鹤寺〉、〈游少林寺〉，写作时间不详，见同书215、216页。

[47]《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505、513、520、522、534、536页。〈称心寺〉一诗亦见《骆临海集笺注》卷五，191页，系误入。此外宋之问还有〈使过襄阳登凤林寺阁〉，写作时间不详，见《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617页。

[48]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76页。

[49]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180页。

[50]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325页。

[51]《全唐诗》卷二百五十，2823页。

[52]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82页。

[53]《实用佛学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585页下。

[5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363页。倪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222页。

[55]《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402页。

[56]《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402页。

[57]《刘长卿诗编年笺注》179页。

[58]蒋清翊《王子安集注》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493页，512页。

[59]义楚《释氏六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491页。

[60]《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28页。

[61]《全唐诗》卷八百十五，9184页。

[62]《王子安集注》575、490页。

[63]“幡虹”，《文苑英华》（中华书局影印本）作“幡横”，《全唐诗》作“帆虹”，均误。

[64]《全唐诗》卷一，13页。

[65]二诗均见《全唐诗》卷二，22页。

[66]《册府元龟》卷五四五引。

[67]《妙法莲华经》137页上，138页下。

[68]《妙法莲华经》239页上。

[69]《妙法莲华经》306页上。

[7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730页。

[71]祝尚书《卢思道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11页。

[72]王琦《李太白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683页，1420页。

[73]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23页。

[74]《释氏六帖》446页。

[75]《妙法莲华经》，鸠摩罗什译，智顗疏，湛然记，道威入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303页下。

[7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777页。

[77]《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088页。

[78]《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276页。

[79]《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184页。

[80]《唐音癸签》35-36页。

[81]参见詹锳《李太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2030页。

[82]《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七〈释梵类〉，方回撰，李庆甲集评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630页。

[83]关于这一组四首作品的解读，可以参见程千帆、莫砺锋〈他们幷非站在同一高度上——读杜甫等同题共作的登慈恩寺塔诗札记〉，载《被开拓的诗世界》，《程千帆全集》第九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8-134页；莫砺锋〈一组同题共作的登塔诗〉，见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58页。

[84]《唐音癸签》36页。

[8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453，24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