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寺画册》前言

《大佛寺画册》前言

一

屹立于新昌县石城山山麓的大佛寺，是佛教南传进入浙江的肇始之地。最终建成于梁天监十六年（公元516年）。作为佛教中国化的见证，大佛寺已经有了近1650余年的历史。

大佛寺饱经沧桑，凝聚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影响深远。

大佛寺从历史走来，诞生在佛教文化中心——石城山，诞生在南朝·齐梁时期，不是偶然的。

这一历史的契机从昙光在这里建造伽蓝佛寺，取名“隐岳”；于法兰在这里创寺，号曰“元化”，已经开始。此后由于朝廷变故，着名高僧纷纷出走京城。以竺道潜和支遁为代表的一大批高僧先后来到沃洲山和石城山，在沃洲山和石城山周围创立了“般若学五家六宗”，从而在沃洲山和石城山形成了般若学和佛教戒律的新的佛教中心。

支遁晚年并且在石城山的栖光寺传法、制订戒律、建立戒坛，使这里具有佛教界可以授予佛教徒阶级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隐岳寺、元化寺和栖光寺等为后来大佛寺的建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弘扬支遁在栖光寺时期的功绩，经过数年努力，精心筹划，栖光净院已经建成。

栖光净院的建成，不仅完成了历史上隠岳、元化、栖光鼎足而三的格局，而且从此有了礼佛支遁的场所，可以使支遁的般若学思想、“即色游玄”思维和诗文创作成就得到更好的展示与发扬。

佛教中心的转移和佛教般若学宗派在石城山的形成，这个意义非同小可。佛教中心的形成：不仅对佛教中国化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对新昌地域文明产生巨大作用。

这种影响的直接结果是，佛教般若学宗派的形成，奠定了此后佛教中国化的基本趋向，也使得新昌地域如同刘勰在《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一文中所描绘的是：“般若炽於香城，表刹严于净土。”即般若学说如在佛国香城般的炽热，佛寺的幢幢幡竿庄严于佛国净土。

同时，经过竺道潜和支遁等对于般若学的钻研和传播，对于《维摩诘经》等的宣讲和传播，也使得弥勒信仰日益深入人心。

二

在佛教中，弥勒从佛受记，是继承释迦牟尼佛位的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的菩萨。

支遁作有《弥勒像赞》云：弥勒“法鼓振玄宫，逸响亮三千。”支遁歌颂弥勒在兜率天的天宫振动法鼓说法，功德和影响飘逸响亮于三千世界。所以才会有后来刘勰所说：“兹化穆以风动，慧教焕以景烛”，即弥勒的仁爱之心化为和睦春风的鼓动，如来智慧教化的彰显如日光烛照的这种遍及国中的生动景象。

刘勰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一文并且在接续上述传统的基础上，对大佛寺建造的必然性作了生动的说明。刘勰关于大佛寺建造过程的说明，是最初的也是最可宝贵的关于大佛寺历史的真实记录，是最有说服力的文字。

刘勰说：在石城山初立的时候，“弥勒建像，圣验显乎镌刻。”这说明，在大佛寺建造之前，弥勒佛造像在石城山已经很盛行。

大佛寺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僧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才有了最终的建成。

由于有昙光、于法兰、支遁等的开山之功，所以吸引来众多高僧。至齐永明四年（公元488年），僧护比丘，“来憩隐岳，游观石城。”僧护∵“心画目准，愿造弥勒。”刘勰说，僧护擎炉振铎，克勤心力，允集劝助，然疏凿积年，然仅成“面璞”；后僧淑继之，也因“资力莫由，”功亏一篑。

到梁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僧佑律师扬帆浙水，驰禹山，来到石城山。他“目准心计，精诚像驱”，精心策划，高张图范，攀高越低，披星戴月，指挥工匠，剖开石壁。经过三年艰苦的努力，到天监十六年（公元516年），终于完成了这“命世之壮观，旷代之鸿作”的通高十丈的弥勒佛像的建造。

大佛寺的建成，前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三

大佛寺的建造成功，是佛教文化达到一个新境界的标志。从此，有了传扬佛教文化的基地，有了般若学和佛教戒律更为影响深远的传布。

弥勒佛光普照，“支竺遗风”惠畅，影响所及，在隋代，有智者大师参拜弥勒佛像，凭吊昙光与支遁墓地，领悟般若学精髓，至天台山创立了天台宗。

在唐代，则有精持戒律的道宣律师是僧护、僧佑转世的“三生圣迹”之说；有对弥勒佛倾注心血的玄俨律师的“重镌大佛”；有着名诗人、诗僧如孟浩然、司马承祯、刘长卿、灵一、灵澈、齐己等，留下了众多题咏敬仰弥勒佛的诗文。

在五代，则有钱镠重振佛事，拨巨款重建弥勒宝阁；其孙钱俶再次拨款维修，使得大佛寺重新焕发名刹的光彩。

迨至宋代而下，大佛寺历以特有的魅力，以瑞像寺、宝像寺、南明寺之名受到重视和保护。

大佛寺的新生与重新放出光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大佛寺不仅得到了有力的保护，而且使“支竺遗风”得到了更加广泛深刻的弘扬。

“支竺遗风”带动了佛学的深度的研究与发挥，其影响远及海内外；“支竺遗风”以特有的精神追求深印在大佛造像中，给后世的人们以沉静、庄严、慈祥、乐观的信念与信心；“支竺遗风”并且将源远流长地泽被后世，带动地域文化出现奇迹。

大佛寺影响日益扩大。现代着名学者、教育家蔡元培于1917年题写的佛联对大佛寺的影响作了高度精确的概括。他的联语是“理哲家言，同源西圣。华严法界，现象南明。”“理哲家言，同源西圣”，是对老庄哲学和佛教般若学在大佛寺的融合的肯定与赞扬，也概括了极为深刻的“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同时指出，正是有了大佛寺，才使得“华严法界，现象南明”，即“真如佛性”的“法界缘起”思想蕴含在南明山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山山水水的现象之中。从此，人们有了衡量大佛寺价值的标尺，有了认识和评价大佛寺深刻影响的标准。

大佛寺的造像艺术、建筑艺术、绘画艺术、地域环境艺术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大佛寺的造像艺术被刘勰称之为“天工人巧，幽显符合”的杰作，被历代诗人和高僧称颂为“大乘上乘相，何等庄严”之作。

大佛寺的造像艺术和建筑艺术、绘画艺术、地域环境艺术紧密联系。悬崖建筑的样式，三层五楹建筑的规制，松竹碑亭的井然有序，楼台馆阁的叠影重重，与山崖叠嶂，水流潺潺一起，构成了大佛寺特有的绝胜名流的景观。

这些，都将继续影响和感召着人们，并且直到永远！

2008年8月28日，写于新昌南明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