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僧人展示云锦五爪金龙紫衣袈裟。
五爪紫衣袈裟
2009年8月31日《闽东日报》发表了《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600年谜案宣告破解》一文，笔者从解密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主题图饰入手，破解了大明第一谜案。虽然拙文发表后在读者朋友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但笔者还是反复检讨自己的逻辑理论与古物史实，力图将自己的立论建立在更加严格的历史科学基础之上。经对历史资料的多方比对和对支提寺云锦袈裟的再度分析，笔者发现：宁德支提寺袈裟不仅价值不可估量，而且其本身的“出世”就宣告了大明帝国第一谜案——明代第二位皇帝朱允炆最终下落之谜的破解，建文帝最终出亡福建宁德了!
理由是，宁德霍童支提寺袈裟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从该云锦袈裟云龙饰边、灯笼图案和制作技艺等方面来看，它与大明皇家或皇帝有关。
笔者在去福建宁德考古之前就曾听说宁德支提寺珍藏了一件极为珍贵的袈裟，说它珍贵，是因为它是目前世上发现的唯一保存完好的由云锦制作而成的明代袈裟。报端不断地炒作，人们绘声绘色地描述。在这些人的“转述”中给笔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有人讲该袈裟周边饰以云龙文描金图案和20多个灯笼。所以在27日下午笔者见到袈裟的第一眼时就盯着袈裟周边。事实确实也如此，在袈裟的左边与右边分别大约有22和24个云龙文描金图案，袈裟的最下方一长条上均匀地绣着24个灯笼，灯笼里有“福寿”等字样。
翻阅《明史》，其清楚地记载着，整个明代对于皇帝服饰的制作要求和“享用”等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甚至连皇帝衣服外面的饰品如玉钩、玉带之类也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史书记载：“玉钩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瑀一、琚二、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瑑饰云龙文描金。……”（《明史·舆服二》卷六十六∵志第四十二）
皇帝龙袍上的玉饰品是云龙文描金，而支提寺云锦袈裟周边也是云龙文描金，怎么这么巧?难道支提寺袈裟就是明代皇帝或皇家的?笔者不敢妄断。再查支提寺袈裟上那24个灯笼中“福寿”字样，看看它们在大明皇家有无“对应出处”?
《明史·舆服志》“大辂”条中这样说道：“大辂，……亭内黄线条编红髹匡软座，下莲花坠石，上施花毯、红锦褥席、红髹坐椅。靠背上雕描金云龙一，下雕云板一，红髹福寿板一，并褥。椅中黄织金椅靠坐褥，四围椅裙，施黄绮帷幔。（《明史·舆服一》卷六十五，志第四十一）
由此看来，支提寺袈裟周边饰以云龙文描金图案和灯笼内“福寿”字样等都在“暗示”人们：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袈裟，而是极有可能与大明帝国皇家或皇帝有关。
再从织品工艺、技法与龙饰图案造型等方面来看，支提寺袈裟应为永乐以前的大明皇家享用的极品织物。大约在今年的6月初《扬子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大致是讲，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曾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制作一件云锦袈裟。但由于之前，云锦袈裟谁没见过，所以根本无人知晓其如何制作。对此，南京云锦研究所的同志就福建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的制作技法、工艺和龙饰图案造型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结果发现该云锦袈裟应该为明朝永乐以前制作的大明皇家所享用的极品织物，其价值实在不可估量。
概之，鉴于上述几个因素，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福建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是与明代皇家或言皇帝有关。
2.支提寺云锦袈裟布满张牙舞爪的五爪龙，这就进一步表明了该袈裟是皇家或皇帝的。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有龙之物必定与皇家有关。尤其是明代对龙凤图饰的使用极为讲究，规制也极为严格。
《明史》载：“明初俭德开基，宫殿落成，不用文石甃地。以此坊民，武臣犹有饰金龙于床幔，马厩用九五间数，而豪民亦或熔金为酒器，饰以玉珠。太祖皆重惩其弊。”（《明史·舆服一》卷六十五，志第四十一）
上述史料明确告诉人们：明初太祖立制：擅用金龙图饰或“九五”礼数要以重罪论处。
明代“胡蓝大狱”的“原始”审讯记录——《逆臣录》载：当年大明中青代大将军蓝玉之所以最终被杀就是因为有人控告蓝玉在自己的裤子膝盖处绣有龙饰图案，有谋反之嫌。
朱元璋的心腹大将廖永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最终走上了不归路，“（洪武）八年三月，（廖永忠）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明史·廖永忠传》卷129）
洪武时代惟一杀剩的两位开国侯爷之一、建文朝第一次北伐统帅耿炳文一生小心谨慎、忠君为臣，但在“建文”转向“永乐”的那个血雨腥风的非常年代里，最终他还是被按上了逾制擅用龙凤图饰之罪名而被迫自绝。史载：“燕王称帝之明年，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鞓，僭妄不道。炳文惧，自杀。”（《明史·耿炳文传》卷130）
以上都是明初之事，那么明中叶以后对严禁龙凤之类图饰的使用执行得怎么样?
明代后期着名的文人学者沈德符给今人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今揆地诸公多赐蟒衣，而最贵蒙恩者，多得坐蟒。则正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衮龙。往时惟司礼首榼常得之，今华亭、江陵诸公而後，不胜纪矣。按正统十二年，上御奉天门，命工部官曰：「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今有织绣蟒、龙、飞鱼、门牛、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服用之人，重罪不宥。」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奏禁蟒衣云：「品官未闻蟒衣之制，诸谙书皆云蟒者大蛇，非龙类。蟒无足无角，龙则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龙形。宜令内外官有赐者俱缴进，内外机房不许织。违者坐以法。」孝宗是之，着为令。盖上禁之固严。但赐赉屡加，全与诏旨矛盾，亦安能禁绝也!”（【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蟒衣》卷一，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P22）
这段史料是说：正统十二年，明英宗曾在北京明皇宫的奉天殿下诏谕给大明工部，严令帝国臣民必须要遵照服舆的“祖制”规定，凡是在衣服上绣有蟒、龙、飞鱼、门牛以及其他违禁图饰的，制作工匠要论罪处斩，工匠的家族成员要发往边疆卫所去充军;而穿用此类严重违禁的服饰者更是重罪不饶。严禁服舆“违制”大约执行了几十年，到了明孝宗时，违禁之风又“卷土重来”。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给明孝宗上奏，要求严禁蟒衣，理由是当时的蟒衣上制作的“蟒”很像龙，他指出了蟒与龙之间的差别，蟒是没角没脚的，而龙是既有角又有脚。明孝宗是个有道之君，当即准了都御史边镛所奏，诏令天下，凡是乱用蟒衣者，或以假乱真者，要以国法论处。但随后不久，皇帝赏赐的蟒衣逐渐多了起来，这本身就与先前孝宗的诏令相抵牾。大约到了明代后期，皇帝赐给大臣的蟒衣更是屡见不鲜。但即使这样，就连最受皇帝厚爱的大臣也最“多得坐蟒”。
沈德符对有明一代蟒服的实际使用状况之考察使我们看到：尽管蟒服在明代中后期大行其道，但它毕竟不是“龙袍”，因为蟒与龙是有着很大的区别，即有无角和脚的问题。
而笔者在福建宁德支提寺见到的那件云锦袈裟不仅布满了各种“走势”的金龙，而且它们都是有角有脚的，绝非是蟒衣，由此，笔者进一步认定，该袈裟为皇家或皇帝所享用。
问题在于皇家与皇帝不是同一概念，那会不会该袈裟是某个大明皇室成员的?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看看该袈裟第三方面的特点。
3.“九五之尊”的龙饰袈裟，只有皇帝才能享用。
霍童支提寺袈裟为长方形，长度估计为一个1.70米人伸出双手手臂（呈大字型）的长度，宽度估计在1米左右。它的整体图饰布局这样的：除了左边大约有22条并不太清晰的小金龙、右边大约有24条小金龙和下边有24个灯笼图饰外，最为奇特之处就在中间：有许多一块块方形图案，图案中有牡丹，有如意云或似莲花，而整个袈裟“吐露”出最为重要信息之处就是这袈裟正中间的那5条五爪龙（在整个袈裟中它们比两边上的“小金龙”要大多了）和正上方龙饰图案。正中间的那5条五爪龙间隔地分布，而在整个5条五爪龙的上头即袈裟的“横幅”上，笔者与南京大学潘群教授反复数了几遍，却只有6条与正中间5条五爪龙差不多大小的五爪龙。当时笔者一时纳闷：怎么会是6这个数，但在仔细观察以后，笔者发现，“横幅”上的6条五爪龙并不居中，而是靠右了，若按照居中去比划的话，那么“横幅”上6条五爪龙的左边应该还有3条五爪龙的位置已经被黄色丝绸“补”住了。据此，笔者认定，此袈裟原本“横幅”上就有9条五爪龙。
根据《明史·舆服志》等史料所载，“九五之数”是人世间的最高礼数，只有贵为人间之主——皇帝才可享用。（《明史·舆服一》卷六十五，志第四十一）
而支提寺袈裟恰恰具有“九五”礼数，它不仅中间有五爪龙，而且还呈九条和五条有规律地分别居正上与正中位置，谁敢享用这“九五之尊”龙饰主题的袈裟?只有皇帝了!至于其他皇室成员根本就没资格享用，更别提文臣武将了。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会不会这件袈裟是哪个高僧或道士的?
根据《明史》所载“僧道服：洪武十四年定，禅僧，茶褐常服，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僧官如之。惟僧录司官袈裟，绿文及环皆饰以金。道士，常服青法服，朝衣皆赤，道官亦如之。惟道录司官法服、朝服，绿文饰金。凡在京道官，红道衣，金襕，木简。在外道官，红道衣，木简，不用金襕（上下相连之衣）。道士，青道服，木简。”（《明史·舆服三》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
我们否定了支提寺袈裟为高僧服或道士服，可能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会不会是大明皇家赐给哪个高僧的?
据四川发现的清廷所赐袈裟上的龙饰图案来看（清承明制），其周边有许多小龙，中间并没有龙，有的是佛教图饰。
再来看宁德支提寺袈裟，它“通篇”没有佛教图案，而是“布满”了皇家特有的龙饰图案，且其主体图案是具有“九五”礼数之五爪龙。
至此，笔者完全可以肯定，支提寺云锦袈裟的主人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皇帝;二是和尚。再结合前面开始时我们考证过的，这是一件与明代皇家或皇帝有关的极品织物，综合起来看，我们从支提寺云锦袈裟实物上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三个关键性的“元素”：第一，这是一件与明代皇家或皇帝有关的云锦袈裟;第二，享用该袈裟的主人应该是贵不可言的人间之主——皇帝;第三，这件袈裟的主人曾经当过皇帝后来又当了和尚。
要具备这样三个要件，在大明帝国的列帝中除了建文帝还真找不出第二皇帝来了。
到此为止，有人可能要发出这样的疑问：“支提寺袈裟是建文帝的，我看了上面的考证与逻辑推理，服了，但就是不明白：它怎么会出现在福建宁德，会不会有人带过去的?
不会!理由是：人们常见的袈裟是怎么“穿”的?确切地说是披在和尚身上的。而支提寺云锦袈裟只有贵不可言之人才可“享用”，一般人是不能也不敢“穿”的，甚至连披一披身上都不敢。因为在传统社会里，谁要“穿用”“九五”礼数的特殊服饰，这就意味着僭制与谋反，其结果是，不仅本人要被处以极刑，而且其家族也要被问罪。所以说，除了皇帝亲自“穿用”“九五”礼数的特殊服饰之外，别人是碰也不敢碰的。
据此，笔者认定，是建文帝亲自或穿或“带”该云锦袈裟而最终出亡到福建宁德一带的。至于他如何从南京或穿或“带”该云锦袈裟到福建宁德的?目前没有依据，不敢妄断。但笔者亲见宁德支提寺云锦袈裟时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特点——该袈裟有多处缝补。尽管粗看看不出——缝补技术较高，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还是能看出来的。有的地方有很严重的磨损，在该袈裟的右下方大约就有两处（因寺里和尚等人不让笔者更长时间地观察研究），这说明该袈裟穿用时间很久。由此，笔者认定，建文帝“晚年”很凄苦，他经常“穿”此袈裟。之所以经常“穿”此袈裟，一种可能是他的生活条件艰苦;另一种可能性是他的政治生存状态很糟糕，随时都有生命之虞（朱棣的追杀），而常年穿上这件非同寻常的“衣服”，别人就不敢动手杀他，因为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弑君者是要被灭族的。
所以说，就从这件特殊的云锦袈裟本身的“出世”就宣告了大明第一谜案的破解——建文帝最终出亡宁德确切无疑。
■作者简介：
马渭源，199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明清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编审，并在南京多所高校兼职。
南京电视台《金陵往事》首位主讲人、南京市文化品牌《市民学堂》主讲人、江苏省文化品牌《江苏人文讲堂》主讲人、江苏教育电视台《城市传奇》常任嘉宾、安徽电视台《新安大讲堂》主讲人、安徽电视台海外中心特邀嘉宾、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特邀嘉宾。
曾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南京社会科学》、《中国大学教学》和有国际影响的澳门《中西文化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奇特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卷》（上、下册）、《大明帝国：从南京到北京》之《文弱的书生皇帝朱允炆卷》和《中国教育十二讲》（与人合着）等学术着作以及《大明王朝在南京》之《奇特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系列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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