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以道释骚评析一：正旧注之误得失旁及“汉寿屈原故里说”

王船山以道释骚评析一：正旧注之误得失旁及“汉寿屈原故里说”

罗敏中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内容提要：儒家释诗不是从作品出发，而是从观念，即孔子关于诗的论说出发，由此造成对一些诗的解释驴头不对马嘴，让人啼笑皆非。王逸用儒家释诗的方法释骚，造成如王船山指出的“唯意谓然，不度其指”，“舍本事以求情”，“横摘数语为刺怀王”等硬伤。王船山《楚辞通释》别开生面，以道释骚，但在一些地方重复了王逸的错误。其因在于他的骨子里仍然贯彻的是儒家的注诗（骚）路线。此乃新说。

近年来，“汉寿屈原故里说”异军突起，其论据之一是，汉寿曾经称作辰阳县。而据考证，汉寿称作辰阳，始于宋大观年间，已是屈原写作《涉江》等楚骚千余年之后的事情。其论据之二是，在汉寿县株木山出土一柄“武王之童督”铭文戈。有人认为，这是楚武王赐给其子屈瑕的“尚方宝剑”，为汉寿是屈原故里的有力证据。但据专家考证，此武王为秦武王，非楚武王，“汉寿屈原故里说”很难据此成立。而据知情人披露，现在汉寿的部分“屈原遗迹”存在着造假现象。此乃拾人牙慧。

二者皆言之成理。

关键词：以道释骚∵∵正旧注之误∵∵得失

王船山作《楚辞通释》，独树一帜，以道释骚，在楚辞注释中开了一个新生面。（《六经责我开生面》）但其中有得有失，本文试论述如下：

旧注，包括王逸《楚辞章句》，洪兴祖《楚辞补注》，《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就王船山《楚辞通释》来说，也包括朱熹《楚辞集注》。

对于旧注的得失，朱熹《楚辞集注序》作了如下评述：

自原着此词，至汉未久，而说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盖未能免，而刘安、班固、贾逵之书，世不复传。及隋唐间，为训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骞者，能为楚声之读，今亦漫不复存，无以考其说之得失。而独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其于训诂名物之间，则已详矣。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沉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譬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义理，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予于是益有感焉。[1]

这实际上概括出了一部楚辞注释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朱熹对王逸注颇有微词，对洪兴祖补注则嗤之以鼻。但实际上，朱熹对王逸注还是肯定多于否定，在作《楚辞集注》时，在训释这一块，相当大的一部分采用王逸注，或因袭，或不作另注，对王逸注予以默认。王船山承袭朱熹的观点，想通过作《楚辞通释》对旧注给以“正之”。《通释·序例》一开始，就对王逸注发起猛烈抨击，云：

《经解》曰：“属词比事。”未有不相属而成辞者。以子属天，则为元后；以下属天，则为六宇。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或积崇隆为泰华，或衍浩瀚为江海，巵出而不穷，必不背其属，无非是也。王叔师之释《楚辞》也异是。俄而可以为此矣，俄而可为彼矣，其来无端，其去无止。然则斯制也，其为孛星之欻见，行潦之忽涸乎？昧于斯旨，疑误千载。今此所释，不揆固陋。希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疏川浍以入经流，步冈陵而陟绝巘，尚不迷于所往乎！

唯意谓然，不度其指。作者既杳，亦孰与正之？舍本事以求情，谓山为洼沼，谓海为冈阜，洞崖似沼，波涛似阜，亦何不可!昔人有云：“后世谁定吾文者？”惮人之仿佛而迷谬者也。《九歌》以娱鬼神，特其凄悱内储，含悲音于不觉耳。横摘数语为刺怀王，鬼神亦厌其渎矣。至于《天问》，一皆讽刺之旨，覆使忠告不昭而别为荒怪，何也？凡此类，交为正之。[2]

《序例》特别指出王逸注的硬伤在《九歌》《天问》两篇。王逸注即《楚辞章句》的硬伤之一是：唯意谓然，不度其指，舍本事以求情。只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意），确定是这样的，或那样的，不去揣摩（度）作者的意指和作品反映的具体现实，以及它的时代和环境。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因此作出错误的注释。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实，王逸并不是真正的毫无原则的“唯意谓然”，他的“意”是有原则，有立场，有固定的观念和理念的，这就是儒家的原则，立场，观念，理念。也就是用儒家释诗的方法释骚。

儒家注《诗》，不是从作品出发，而是从观念出发，即从孔子所讲到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阳货》）、“思无邪”（《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等论述来释《诗》。由此造成对一些诗的解释驴头不对马嘴，让人啼笑皆非。如《诗》的第一篇《关雎》，一篇优美的爱情诗，却让儒者们解释成为“后妃之德”，即是如此。王逸注之失，就在于用儒家释诗的方法释骚，用固定的、机械的，一成不变的儒家教条来观照和注释屈骚，因而漏洞百出，给后来的人造成误解误读和困惑，不得不对他的注释进行重新审视，重新解读，重新注释，以求得到比较合乎屈骚实际的解读。

这种“唯意谓然，不度其指”的注骚方法，使王逸在注释《九歌》时，将儒家经典中“礼”的一类概念生搬硬套，横拉硬拽，加注于屈骚之中。在《东皇太一题解》（亦称小序）中，船山已经指出这一问题：

东皇太一∵∵旧说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则郑康成《礼》注所谓耀魄宝也。然太一在紫微中宫，而此言东皇，恐其说非是。按，《九歌》皆楚俗所祠，不合于祀典，未可以礼证之。太一最贵，故但言陈设之盛以徼神降，而无婉恋颂美之言。且如此篇，王逸宁得以冤结之意附会之耶？则推之他篇，当无异旨，明矣。（第246页）

这里的“旧说”，是指洪补题解中所引儒家典籍云云。在《通释·湘君题解》中，王船山又指出王逸《湘君注》的这一问题：

王逸谓湘君，水神；湘夫人，舜之二妃。或又以娥皇为湘君，女英为湘夫人。其说始于秦博士对始皇之妄说。《九歌》中并无此意。孟子言‘舜卒于鸣条’，则《檀弓》卒葬苍梧之说，亦流传失实。而九疑象田，湘山泪竹，皆不足采。安得尧女舜妻为湘水之神乎？盖湘君者，湘水之神，而夫人其配也。《山海经》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帝，天帝也。洞庭之山，吴太湖中山，非巴陵南湖，郭璞之言近似。湘水出广西兴安县之海阳山，北至湘阴，合八水为洞庭，楚人南望而祀之。（第251页）

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礼”的观念出发和不从作品描写的实际出发，都是王逸“唯意谓然”，从儒家的典籍、经验出发造成的。船山认为，将在屈原之后，“始于秦博士对始皇之妄说”作为注释，因而是错误的。船山又说，孟子之言，《檀弓》之说，九疑象田，湘山泪竹，皆不足采。指出“《九歌》中并无此意”。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湘君者，湘水之神，而夫人其配也。”湘君、湘夫人就是湘人祭祀的湘水神夫妇。这个解释是对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船山认为王逸“谓湘君，水神；湘夫人，舜之二妃。或又以娥皇为湘君，女英为湘夫人”的不对，是因为它的出现是在屈原之后，是时间先后的不对，不是作为神话传说或民间传说的不对。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这个说法出现在秦始皇时期，但他叙述的故事发生在远古，不能排除这个传说，包括在屈原生活的年代流传已久的可能，因此，王逸采此说作注，亦未尝不可。至于舜葬九疑、湘山泪竹等传说是否可以采信作注，也都需要具体分析。

船山指出王逸注即《楚辞章句》硬伤之二是“横摘数语为刺怀王”。王逸《湘君注》在“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二句前，都还是将“君”注作“君，谓湘君也。”在这一句及之后的句中，就将“君”注作“君，谓怀王也”了。呈现出船山在《通释·序例》所批评的“俄而可以为此矣，俄而可为彼矣，其来无端，其去无止”的“瞀乱”情形。

王逸《湘君注》之误，不仅在于他将“君”注释为君王，怀王，还在于他将“吾”注释为“屈原”，将《湘君》的主人公释为屈原。这应该是王船山指出王逸注“瞀乱”现象的又一地方。现将王逸《湘君注》把屈原当作《湘君》主人公的注释，两句并作一处，共十四处，几乎布满全篇，引录如下。

“沛吾乘兮桂舟”一句，王逸注：“吾，屈原自谓也。言己虽在湖泽之中，犹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常香净也。”[3]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二句，王逸注：“屈原思神略毕，意念楚国，愿驾飞龙北行，亟还归故居也。言己欲乘龙西归，不敢随从大道，愿转江湖之侧，委曲之径，欲急至也。”

“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二句，王逸注：“屈原言己居家则以薜荔榑饰四壁，蕙草缚屋，乘船则以荪为楫櫂，兰为旌旗，动以香洁自修饰也。”

“横大江兮扬灵”一句，王逸注：“屈原思念楚国，愿乘轻舟，上望江之远浦，下附郢之碕，以泄忧患，横渡大江，扬己精诚，冀能感悟怀王使还己也。”

“斲冰兮积雪”一句，王逸注：“言己乘船，遭天盛寒，举其櫂楫，斲斫冰冻，粉然如积雪，言己勤苦也。”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二句，王逸注：“屈原言己执忠信之行，以事于君，其志不合，犹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缘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也。”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二句，王逸注：“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则媒人疲劳而无功也。屈原自喻行与君异，终不可合，亦疲劳而已也。言人交接初浅，恩不甚笃，则轻相与离绝。言己与君同姓共祖，无离绝之义也。”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二句，王逸注：“屈原忧愁，覜（疑为“睢敝蟆！咦ⅲ┦哟ㄋ城常擦鞫拢兴粒谎黾闪骠娑希兴恰Ｗ陨似诓菀埃瘴匏侵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