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乐教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王船山乐教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凌云志

（衡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教师，湖南，衡阳421000）

摘∵∵要：乐教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王船山继承并对儒家乐教思想加以新的阐释。他从形上追求、社会进化、当时社会现实等层面分析了建立乐教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完满人格精神的培养，离不开乐教的教化。他认为乐教能引导和改善人性，使之具有德性；夯实道德和情操，完善人格培养。深入挖掘王船山的乐教思想对于我们培养和造就健康、自由、理想的人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王船山；∵∵乐教；∵∵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中有着丰富的乐教思想资源，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P151）孔子认为修身的过程始于诗，导之以礼，最后完成于乐，“成于乐”是人格的最终完成和最高境界。荀子也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2]（P127）乐是快乐情感的抒发，是人情不可避免的情感流露，所以人不能没有乐。王船山视儒学为正学，对乐教思想有自己新的见解。“乐为神之所依，人之所成也。”[3]（P511）这里的“神”是指作为人格内容的内在精神，在船山看来，完满人格精神的培养，离不开乐教思想的熏陶。本文就王船山乐教思想进行探究，以期对现代社会人格培养有所启示。

一、建立乐教的依据

（一）“惟君子为能知乐”——建立乐教的形上依据

王船山说：“知声而不知音，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4]（P252）船山认为声和音是不同的，声并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没有素养的庶人也只知音而不知乐，只有君子才懂得欣赏美妙的音乐，给自己带来精神上和心灵上的满足，不仅仅停留在感官肉体上的刺激。船山进一步指出：“成律以和之谓乐，孤清悦耳之谓音。”[5]（P937）“乐”是一种“和同”的力量，即形上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精神上的愉悦。心灵是“乐”的源泉，船山认为：“自非心有日生之乐，志和气顺以手舞足蹈，自然无不可中之节奏，则竟不可以言乐。故学者之学于乐，必足之蹈夫舞缀之位，手之舞夫千羽之容，得之心，应之手足，不知其然而无不然，斯以为乐之成。然使其心之乐不日生不已，则非其郁滞，即其放佚，音节虽学习，而不可谓乐也。”[6]（P1006）没有持续发生的心灵的形上之乐，乐是不可能被创造出来的。船山认识到乐不只是停留在手足表面上的乐，而是发源于心。

人为万物之灵，人的存在不仅需要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保障，更需要形上的追求。船山指出：“气之所至，神必行焉，性必凝焉，故物莫不含神而具性，人得其秀而最灵者也。”[7]（P359）这里的“秀”，从船山的“天地之生，人为贵，惟得五行敦厚之化”来看，人的杰出在起源上即在于其所禀赋之气的纯净与中正，从形而上就奠定了人类超拔万物的地位。“禽兽有天明而无己明，人则有天道，而抑有人道。”[6]（P362）王船山这里的“人道”是指区别于禽兽而独有的文明，即“明伦、察物、居仁、由义、晓礼乐”，人具有社会性和道德性的内在要求。

（二）“删诗书、定礼乐而道术始明”——建立乐教的社会进化依据

人类在历史的进程中，走出愚昧状态而日趋文明，船山认为在远古时代中国处于野蛮状态。他说：“吾所知者，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吴以上，其犹禽兽乎。”[7]（P467）这表明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极为野蛮。从人们生活的礼义典章制度来看，也是一无所有，“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狉狉獉獉，人之异于禽兽无几矣。”[8]（P763）在船山看来，华夏文明是逐步发展而来的，中国之天下太吴以前似如禽兽（无文），到了轩辕就进步似为夷狄（文不备），到了三代则文明出现了。至孔子，船山以为中国之文开始趋向成熟（有文），“（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而道术始明”。[8]（P763）秦汉以后，更是“伦已明、礼已定、法已正”[8]（P764）社会礼乐制度日趋完备了。

随着社会由无文——文不备——有文的进化过程，人自身也是在此进步中逐渐走向文明的。船山说：“天育之，圣粒之，凡民利乐之，不粒不火之禽心其免矣夫。”[3]（P492）这说明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人的心灵的进化。王船山这种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社会的发展就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野蛮到文明的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在这个进化的过程中，又离不开礼乐的教化。通过艺术的陶冶，主体的内在精神世界得到了净化和提升，感性（耳目、血气）之中渗入了理性，从而达到了人格的完美，而个体人格的完美又促进了社会的道德凝聚（天下安宁）。质言之，善规定了美，美又推进了善，善美相互作用，使主体人格不断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这样，社会也就形成良性循环，不断向更高程度的文明迈进。

（三）天崩地解——建立乐教的现实依据

明末清初是一个政治动荡，政治斗争异常险恶的时代。明朝后期，一方面明王朝日趋腐败和暴虐，王亲贵族横行州府，嬉戏之间恒杀人。其平居夺人田宅，掠人妇女，不可胜数，小民不敢有一言，有司闻之亦不敢问。在这种情形下，人民的反抗和仇恨亦日渐强烈，用明学者吕坤的话说是：“民心如实炮，捻一点而烈焰震天；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去伪斋文集》）另一方面，农民起义揭竿而起，遍地开花，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至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就先后发生了十多次农民起义。天启年间爆发了直接导致明朝灭亡的王二、李自成农民大起义。此外，后金政权势力日益膨胀，对明王朝虎视眈眈，并趁明朝的腐败和动乱不断南下侵扰，经过满清贵族几代人的铁骑征服，至康熙时逐渐统一了中国，历史在血雨腥风中终于完成由明入清的改朝换代。对此历史变革，时人称之为“天崩地解”。

现实社会如此破陋、衰弱、腐败和动乱，毁礼坏乐现象层出不穷，官场的贪腐，现实的残酷，王船山痛心疾首，忧心如焚。他抨击道：“苟简嗜利之人，或托高明以蔑鬼神，或托质朴以毁礼乐；而生人固有所不安，于是下愚鄙野之夫，以其不安之情，横出而为世俗，以诬鬼神，以乱礼乐，皆苟简嗜利者激而导之也。……君民亲友之分，文之以礼乐则安。所甚恶于天下者，循名责实之质朴，适情荡性之高明也。人道之存亡，于此决也。”[7]（P483）这说明人以“质朴”为名而漠视礼乐典章制度，无视社会规范，由此礼义无序，信仰匮乏，社会日趋腐朽与衰败。

这样危如累卵的残酷现实，船山深有“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报国无门的悲叹。于是，船山以其毕生心血致力于“希张横渠之正学”，重塑儒家乐教文明，寻求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道。

二、乐教对培养成人的作用

（一）引导和改善人性，使之具有德性

要达到成人的境界，道德的内化与外在的教化缺一不可，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并进而有功。道德主体根据社会的道德需要和自身的道德理想的需要，对自我进行锤炼和完善的活动。主体的道德修养达到“止于至善”，即实现了成人的最高境界，便可以改造社会、完善天下，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船山指出：“谓夫大学者，所以教人修己治人而成大人之德业者也。”[9]（P43）除了道德主体内在修养之外，外在的教化及环境熏陶的作用也不可缺少。船山认为，乐教的作用在于与礼教外在的教化、规范相配合，通过艺术的感染力培养人们对礼义道德的情感，从而使人格在一种自由的、和谐的美的境界中得到完善。

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勇气，对中国传统儒学的乐教思想进行批判总结，开创了儒家乐教传统的新视野。他说：“乐之为教，先王以为教国子之本业，学者自十三以上莫不习焉……周之衰也，郑、卫之音始作，以乱雅乐。沿及暴秦，焚弃先王之典章，乐文沦替，习传浸失。……自汉以降，古乐愈失，唯是律吕之制，钟镛之器，犹有存焉。”[5]（P887—888）在船山看来，中国乐教在不断流失，从数量上看，只是“什一于千百而已”，从质量上说，又“多淫于荀卿氏之说而背圣人之旨。”

王船山认为人是有道德理性的，道德理性即是人的本性、本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其本在性，而其灼然始终不相假借者，则才也。故恻隐、羞恶、恭敬、是非，惟人有之，而禽兽不然也。若夫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虽细察之，人亦自殊于禽兽，而亦岂人独有七情，而为禽兽之所必无，如四端也哉！”[6]（P107）道德理性是人之所以别于禽兽的标志，道德既是人自身的价值需求，亦是社会对人的价值需求。但人的这种道德理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船山说：“习之与人大矣，耳限于所闻，则夺其天聪；目限于所见，则夺其天明；父兄熏之于能言能动之始，乡党姻亚导之于知好知恶之争，一移其而目心思，而泰山不见，雷霆不闻∵∵故曰，习与性成。[8]（P375）

人是环境的产物，人性是可以变化的。即便资质优越的人，也会受世教风俗所左右，船山指出：“习气之弱人也，不特性醇者无以养其真，而质之疵者亦且以失其故。”[9]（P922）正因为习染变人，船山倡导教化的必要性，人生须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教化，如果放任而顺其自然，如老子似的“尚朴”和“无为”，则会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那么资质欠佳的人更是如此。他说：“世教衰，风俗坏，才不逮者染于习尤易，遂日远于性而后不可变。”[7]（P134）这说明社会环境对人之品性影响之大。因而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和改善人性，那么人性就会趋向夷狄化乃至禽兽化。因此，为了保持和改善人性，使其德性不流失，成就完全意义上的人，船山强调加强乐教的教化功能。他说“乐者，通伦理者也”[5]（P895）乐是一种“和同”的力量，同时又是一种精神的形上之乐，孔子把乐的精神归纳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体感受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快乐，而是一种自我境界的净化与提升。易言之，是心灵的快乐，不仅仅是感官刺激的满足。乐可以使人心胸宽广，意向高远，仪表庄重，远离鄙俗之气，人格魅力得以彰显。

（二）夯实道德和情操，完善人格培养

音乐是表达人类情感的一个重要载体，音乐艺术具有神奇的陶冶性情和教化的功能，促使人们超越形躯限制，顿然通往无限境遇的宇宙情怀。人在享受美妙高尚的音乐时，主体不是变得消沉、颓废，而是更加振奋，感受到一种油然而生的激情和力量，使人得到净化与提升，即使是小人，也会被这种无形的力量所震慑与感化。乐为何具有这种力量呢？因为，“乐着大始”的本性——“乐之自无而有，亦因感而生，故与乾之知大始者同其用……流行不息，乐以之而自无之有者，始终相贯而成章”。“始终之序，乐之条理也。”[5]（P914）乐给予人的永远是一种新的开始，而这种始与终的连绵不断，也正吻合人性“日生日成”这样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乐的本质就在于“无间于幽明，流行不息。”[5]（P905）在乐中，幽与明并没有被割断，而是处于持续的相互作用。船山说：“幽而合于鬼神，明而感于性情，莫此为合也……至于无言之音，无事之容，而德乃大成。故曰：‘成于乐’……治于视听之中，而得之于形声之外，以此乐而已矣。”[3]（P511—512）乐把主体自身的不可见者（德性）与可见者（感性）得以沟通，它能激发人的心灵，使人自觉接受和践履人道，可以将乐中所蕴含的道德理性在人心中加以内化。

《礼记·乐记》云：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唯乐不可以伪。音乐获得的乃是“情深而文明”的效应，通过音乐的三要素（诗、歌、舞），直接从内心涌现出来，无须外在客观事物的介入。徐复观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情深，是指它乃直从人的生命根源处流出。文明，是指诗、歌、舞，从极深的生命根源，向生命逐渐与客观接触的层次流出时，皆各具有明确的节奏形式。乐器是配上人身上的明确的节奏形式而发生作用、意义的。经乐的发扬而使潜伏于生命深处的‘情’，得以发扬出来，使生命得到充实，这即是所谓‘气盛’。潜伏于生命深处的情，虽常为人所不自觉，但实对一个人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力量。在儒家所提倡的雅乐中，由情之深，向外发出，不是像现代有的艺术家受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只许在以‘性欲’为内容的‘潜意识’上立艺术的根基，与意识及良心层，完全隔断，而使性欲垄断突出。儒家认定良心更是藏在生命的深处，成为对生命更有决定性的根源。随情之向内沉潜，情便与此更根源之处的良心，与不知不觉之中，融合在一起。此良心与情融合在一起，通过音乐的形式，随同由音乐而来的‘气盛’而气盛。于是此时的人生，是由音乐而艺术化了，同时也由音乐而道德化了。这种道德化，是直接由生命深处所透出的‘艺术之情’，凑泊上良心而来，化得无形无迹，所以便可称之为‘化神’。”[10]（P23—24）这样，显与隐、有与无、形下与形上通过“乐”融合在一起，使人生具有更深刻的内涵。乐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宣泄，受到寓善之乐熏陶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使自己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合乎道德，长久以往人的性情、品格得以提升、净化。乐教是培养人清明的心志、高尚的品行的重要途径。

乐何以能使人的道德和情感合而为一，具有导引性情，令人超越凡俗的神效呢？王船山在评《论语》“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句说：“夫人之有乐有哀，情之必发者也。乐而有所止，哀而有所节，则性在情中者也。以其性之正者发而为情，则为乐为哀，皆适如其量；任其情而违其性，则乐之极而必淫，哀之至而必伤。夫因诗以起乐，于乐而用诗，所以兴起人之性情，而使歆于为善之乐，其不可使荡佚而流于淫与伤也，明矣。其唯《关睢》也，琴瑟钟鼓之乐，寤寐反侧之哀，为君子宫中之治言也，非男女之情也。故用之而为弦歌，其声和也，则无蔓衍之音；其声幽也，则无凄惨之响。于以养人心之和，而辅之以正，美哉！无以加矣！先王以之移风易俗，学者以之调养心气，舍此其谁与归！”[9]（P356）他认为，孔子视《关睢》为最佳典范，具有社会意义的教化功能，及调养个人心气的道德功能。从人的性情关系来考量，无论为哀为乐都要恰如其分，“乐之极而必淫，哀之至而必伤。”乐过了头就会“以欲忘道”，这样不仅不利于个人性情的改善，而且物极必反。所以他主张的乐是一种寓道德含义之乐，为善之乐，善与美合一之乐，这样才不致于有情感流荡的伤害。如此，“积善成德”，由道德与性情的冲突最后达到和谐，造就成完美的人格，实现成人之境，美哉！这样的成人境界，是一种自由的美的境界，是道德与情感的高度圆融，美中有善，善中有美，这种人格以雅颂之乐来培养自己的情感，达到“美善相乐”的境界。要造就这样的人格，乐教是最有效的手段，舍此其谁与归！

三、王船山乐教思想的现代价值

礼乐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迈人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礼记·冠义》云：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乐教化充分体现了儒家伦理教育的艺术化，王船山作为一位浓烈的政教人文关怀者，非常注重成人之道，他继承总结了儒家对乐教重视的思想，肯定乐对社会起着移风易俗的同时，也认为乐作为人崇高精神必备的素养，是保持畅达愉悦心态的心理需要。当今，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的剧烈变迁，人情的冷漠、精神家园的失落、心灵的空虚、人格的异化，这一系列的“现代社会文明病”正在吞噬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在浮躁与功利的现代社会，探讨王船山乐教思想及成人之道，仍能给我们诸多的启发。

首先，要“乐得其道”，而不是“乐得其欲”。高尚的音乐可以感发人的善心，催人奋进，而低级庸俗的音乐则使人迷狂。也就是说，人们必须整之以先王之乐，即“正乐”、“雅乐”而不是“邪音”、“淫声”。只有这样的音乐才能使人们受到教化，达到一种“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道德理想状态。而眼前一些“劲歌热舞”让人瞠目结舌，媚俗庸俗的流行音乐纷繁芜杂，但青少年对此趋之若骛、乐此不疲，许多家长对此忧心忡忡。因此，***相关监管部门、社会舆论、学校、家庭要多管齐下，共同营造良好的乐教氛围。

其次，要充分认识到礼乐文化有凝聚人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王船山从哲学的高度指出诗歌礼乐等审美文化凝聚了天地间的“清刚粹美之气”，可以“养其未有用之心为有用之图”，同时诗歌礼乐文化是“顺民之气而劝之休养”的最佳方式。乐是人之性情合乎社会秩序的表现，它能使人心向善，引导人的人性，使人乐而不乱，具有促进人际和谐的作用，是构建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我们应充分认识到礼乐文化的“和同”功能，为维护社会秩序，增进社会和谐而发挥其特有的价值。

最后，要重视和挖掘乐教思想中修身养性的价值。中国古代就很重视音乐，有所谓诗、书、礼、乐之称，即儒家的“乐教”。儒家认为，音乐是移风易俗、陶冶性情，实现成人的重要工具。如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韶》乐是寓道德含义的音乐，是善、美合一的典范，足以启迪人们，并使其至大成之境，完成自己的理想人格，提高自我的精神境界。只有在这样的境界中，人们感受到的乐是心中之乐，是心灵体验和精神的快乐，不仅仅是娱乐和消遣，而且具有本体论和终极性的价值。但眼下不少人“卡拉OK”到永远，这种感官层面的刺激只能当作打发闲暇、缓解压力的短暂工具，与船山所提倡的乐教可以发挥的“修身”价值不是一回事。我们更应把乐教视为灵魂之安顿、人格之完善、人生境界之提升的情感通道和艺术载体，实现善与美的深层次圆融。因此，我们应充分挖掘船山乐教思想中的精粹，吸收其乐教思想的合理内核，立足现实，实现全面发展、健康、理想、自由的人格。

参考文献：

[1]《四书》（上）[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2]《荀子·乐记》[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3]船山全书（第3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4]船山全书（第2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5]船山全书（第4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6]船山全书（第6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7]船山全书（第12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8]船山全书（第10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9]船山全书（第7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10]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