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汉学家在中国的朝圣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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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汉学家在中国的朝圣之旅

[美]比尔.波特∵叶∵南

作者是美国汉学家，2006年春开始了一次穿越中国中心地带的旅行，追溯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文化重要支脉之一的禅宗各代祖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游历经历，并诉说了个人对禅的体悟。

探访陶渊明晚年居处

收拾好东西，退了房，我打了辆车直奔九江长途汽车站。车站其实很近，步行可达，但我的背包却是再一次变得沉重不堪，除此之外，还多出一只装满了书和茶叶的购物袋。

从九江发往南昌的大巴半小时一趟。下了出租车，刚好赶上八点发车的那班。大巴驶出九江城区，上了高速，沿着庐山的西坡向南开去。车窗外，庐山的群峰依旧笼罩在云雾里。我来过庐山很多次，只有一次有幸见到云开雾散后的“庐山真面目”。那是1992年的秋天，当时我正在庐山南麓的温泉村探访陶渊明（365～427）晚年的居处。2005年春天，我跟朋友托尼·菲尔班再次来到温泉村，庐山又不见了。我们打算去拜谒陶渊明的墓地，然而诗人之墓所在的地方属于海军的一处靶场，1992年来时我就被拒之门外，这次再去，依然吃了闭门羹。到了村里，我们想去拜访陶渊明的最后一位嫡系后人，找到了那户人家，却发现他上礼拜刚刚去世。我们正不知如何是好，村民又说，附近有个地方，是当年陶渊明饮酒会友之处，也许值得一看。听到这话，我们重新打起精神，请村民带路，前去一探究竟。

他领着我们出了村，经过一座因违章建设而被查封的温泉旅馆，沿着溪水进入到一片丘陵地带。这是一条荒僻的山路，路上只见到寥寥的农夫、水牛，还有蛇。与蛇遭遇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犹在眼前：村民弯下腰，满不在乎地抓住那条盘踞在路边的眼镜蛇的尾巴倒提起来，还没等它反应过来，又一把捏住了它的七寸。这条蛇如果拿到星子县，至少能卖五十元，村民说。我和托尼立刻回答：如果你把它放了，我们现在就给你五十元。他像看疯子一样瞪眼看了我们一会儿，笑了起来，然后转过身，把蛇远远地抛进路旁的草丛。眼镜蛇落地之后，立刻直起身子，似乎是在表达它的不满，随后便钻进长草之中消失不见了。我们拿出五十元钱递给村民，然后继续赶路。沿着溪水蜿蜒上溯，终于到了一处瀑布，下有水潭，旁边是几块巨石。村民说，每到月明星稀的夜晚，陶渊明常常邀一帮酒友来此豪饮。这还真不是他瞎编的。就在瀑布旁的巨石上，留有宋代大儒朱熹1180年云游至此留下的题刻。八百多年的风雨已经剥蚀了大部分字迹，但仔细辨认，你还是能看出落款中朱熹的名字。

陶渊明并不是佛教徒，但若要论及对禅宗的影响，恐怕再没有哪位诗人比他更重要了。他选择的生活方式更接近道家的理想，而他在幽居岁月中写下的诗篇，则启发和影响了所有后代的隐士。

没有学会生活的人是不能学禅的，而生活方式越简单，进入禅修之门也越简便。尽管陶渊明并没有修过禅，但后世所有的禅修者都领受过他的惠泽。没有哪位禅师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常常引用他的诗句，他们心中也都装着一个桃花源。

在前往大金山寺的路上

大巴上，乘客们都在观赏车载电视播出的《古墓丽影》，几乎没人注意到，车窗外的高速公路上一队装满活猪的敞篷卡车正浩浩荡荡与我们擦肩而过，看起来就像肥猪国的群众在向南迁徙。前方。南昌市的四百万人民大概正在欢迎它们的到来。猪肉一直是中国人肉食的首选。考古资料显示，早在七千年前，华北地区的古人就已经成功驯化了野猪，使其成为华夏文明崛起的主要物质基础。后来，道教出现和佛教传人无疑为中国人的食谱增加了更多素食的成分一豆腐的发明，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但尽管如此，中国仍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肉类消费国。中国人每年消费猪肉超过五千万吨，平均每人将近八十斤。

我试图把这些数字具体化：假设一头猪重三百斤，五千万吨猪肉就是四亿头活猪。再假设每头猪身长五尺，四亿头猪排成一队，就是六十万公里，可以绕赤道十五圈。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贪婪的吃豆人。每年沿着赤道吃十五圈，平均每天得吃一千六百多公里。换句话说，它以六十五公里的时速一刻不停地吞噬肥猪，每秒钟吃十二头——我被自己想象出的画面震住了。幸好没遇到运输活鸡的大货车。

上午十点。我们终于离开了杀气弥漫的高速公路，驶进南昌市汽车站。我打车前往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邮局，去把累赘的行李统统寄走。检查、装箱、打包、填写包裹详单，处理掉十二斤重的书和茶叶，总共花去了十分钟时间和一百七十元人民币。

卸去辎重，后腰立刻舒服了许多。邮局门外不远就是火车站前的停车场，上面停满了开往省内各地的长途班车。一辆去抚州的车正要走，我赶紧上了车，找到座位坐下。从到达到离开，我在南昌前后停留了不到半小时。

车上有一半座位还空着。按老规矩，司机在城里转悠着四处拉客，等到他终于驶上一条出城的公路时，所有座位都已坐满，但司机仍不满足，只要看到路边有人招手立刻停车。有人上车，售票员就从座位下面抽出小凳子，让他们坐在过道上。

过了一会儿，一个全身披挂的年轻的牛仔服姑娘上了车，坐在我旁边的小板凳上。她的手腕上戴着镯子，脖子上挂着一条粉红色的塑料项链，头戴一顶贝雷帽，上面写着“Smile”（微笑）。我猜想，这大概是个衣锦还乡的打工妹，要让乡亲们见识一下大城市的时尚。她一坐下来，就跟着车载电视里播放的MV哼个不停——大概都是她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学会的。不管怎样，她浑身洋溢的快乐晃得人睁不开眼。

一个半小时后，金山寺到了，售票员喊我下车。巧的是，牛仔服姑娘也到站了，我们一起下了车。这是国道旁的一个岔路口，岔路通向山里的大金山寺，附近只有两三家路边小店。长途车抛下我们，继续向抚州开去，我转头问姑娘去哪儿。我本以为她是去庙里找人的，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也不是什么回家探亲的打工妹，我完全猜错了。姑娘家住南昌，但她丈夫的老家就在附近，面前的路边小店中有一家就是她的公公婆婆开的。每到周末，她常会回来帮婆婆照看这家杂货店。

路口距离大金山寺还有一段路，我正发愁找不到交通工具，姑娘走进她婆婆的杂货店打了个电话，眨眼之间，从山上下来一辆摩托。开车的是个15岁的少年。他说去庙里要八元钱。这价钱比他的脸还黑，但既然是牛仔服姑娘好心找来的，也只能忍痛接受了。我跨上摩托的后座，向三公里外的大金山寺飞驰而去。

尼众禅院——大金山寺

红墙碧瓦的大金山寺看上去气势不凡，同时又有着一种柔和的腔调。寺院的后山上矗立着始建于公元8世纪的金山寺，它几经毁建，早已不复当年面貌。但由于山顶地势逼仄，所以如今的规模与唐朝时相比恐怕不会有太大变化。它最多能容纳一百名比丘尼，而对于雄心

勃勃的方丈来说，这个局面太小了。作为金山寺的扩建工程，山脚下新建的大金山寺如今已经有常住比丘尼二百人，等到工程全部完工之时，更将达到千人以上的规模，这比现今中国最大的寺院还要大上两到三倍。大金山寺工程的主要资金来自一个香港的服装公司老板，他是净慧的重要施主之一，《禅》杂志的主要资助者，柏林寺的重建他也有份参与。

这是一张典型的中国式关系网—金山寺方丈印空法师的师父是本焕禅师，而本焕和净慧都是湖北人，两人的交情可以追溯至五十多年前，即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虚云老和尚在广东韶关先后恢复了两座禅宗祖庭——南华寺和云门大觉禅寺，并将南华寺的住持之位传给了本焕。不久之后，净慧就在云门寺受戒，做了虚云的侍者。这两座寺院都在韶关附近，相距不过百里之遥，两寺的僧人必定经常来回走动。所以，后来本焕重修了四祖寺之后，就请净慧前来住持，而净慧又将香港大施主介绍给本焕的弟子印空。关系就是这么回事。没有关系，任何人在中国都将寸步难行。我也不例外。

我在寺院里四处溜达时。遇见一名比丘尼，她领着我走进一座带院子的四层建筑。这里是金山寺尼众佛学院的所在地，一层是厨房、食堂、会客室和办公室，二三层是比丘尼的宿舍，顶层则是教室。我们进了会客室，见到知客妙为，她让我稍候，说要去找监院来和我相见。趁她去找人的工夫，我和带我来的比丘尼聊了起来。比丘尼名叫顿慧，是北京人，现在佛学院教授书法。她的入门师父是净慧。这样说来，我也算是同门师兄了。

我正跟顿慧套近乎，妙为引着监院顿成进来了。她把我们带到隔壁的一间大会客厅，在一张大会议桌的一端坐下。顿成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我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旅行计划，然后说，我拜访过净土宗的尼庵，但尼众禅院则是第一次来。我想知道她们选择禅宗的原因。

顿成说，每个人的原因肯定是不同的，但都跟缘分有关。拿她自己来说，她是广东人，出家的机缘是在广州遇见印空法师，并被深深折服，于是便一直依止在印空门下，并已继承了印空的法嗣。1985年，她随印空从广东北上，来此重修金山寺。我没问她的年纪，不过她看起来大概有45岁。

我又问尼众禅院的修行与僧众道场有无区别。她回答说，僧尼在修行上没有差别。一切都围绕着禅堂进行。山顶的金山寺里有一座可以容纳八十人的禅堂，因为空间不够，所以全寺比丘尼只能轮流入堂禅修。不过，一座新禅堂正在大金山寺的宿舍后面兴建，将可容纳二百人。云居山真如寺的僧人们帮她们制定了禅堂规约，如今，真如寺和金山寺已结成了“兄妹禅院”。

金山寺所有的比丘尼，无论有无职事，每天至少要入禅堂坐香一次。对于尼众佛学院的学生来说，因为课业繁忙，基本上一天也只能进一次禅堂。而大多数常住比丘尼则每天多次坐香，最多者可以达到十四次。虽然听起来很多，但既然是禅宗道场，如此高强度的禅修也是应有之义。

顿成又介绍说，每年冬季还有一次为期七周的禅七，从十一月下旬开始，到来年一月中旬农历新年前夕为止，除少数有重要职责在身的比丘尼之外，全寺尼众都要参加。也有比丘尼专程从外地赶来参加。不过，因为禅堂空间有限，众人只能轮流参加。

禅七期间，每天的坐香次数从十四次增至二十四次，每支香持续的时间不等，由长到短依次为六十分钟、四十五分钟、三十分钟和二十分钟，这四节为一单元，循环六次。每两节坐香之间是十分钟的跑香，除此之外还有用餐时间。这样算下来，一天之中留给睡眠的时间不到四个小时。如此强度的修行接连持续四十九天，堪称魔鬼训练。但这也正是禅七的目的所在——惟其如此，才能破除我执的迷障。禅七期间，禅堂的班首每周会为各人的修行进展作一次评估，而印空方丈也会为大众做一场开示。

顿成说：“要论干体力活，比丘尼可能比不上比丘，但说到打坐，男女是毫无分别的。话是这么说，但是皈依净土宗、念佛名号修行的比丘尼还是比修禅宗的多很多，因为修净土有阿弥陀佛护持，修禅宗只能靠你自己。所以修禅宗的比丘尼一直都很少。但现在情况也在发生变化。

“有很多比丘尼出于好奇来到我们这儿，她们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禅修，进了禅堂坐过几支香就走了，留下来的都和禅有特殊的缘分。除了打坐，我们也读经，主要学《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和《楞严经》，还有历代禅宗祖师的教法。

“有些比丘尼知道我们这里是禅宗寺院，她们来这里就是为了禅修。还有些是来寻求一般性的教诲，但接触了禅之后开始产生兴趣。所以我们开办了尼众佛学院，让比丘尼们先有机会接触和了解禅，然后再进入实修。我们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和禅有关。另外，我们也很重视僧伽制度与规约。我们使用的规约是云居山真如寺创立的。”

我问她佛学院学生的成绩如何评估，她回答说：“学佛的进展不能简单地依靠考试成绩或者时间长短来衡量。我们通常会这样考验学生，让她去做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情，看她如何处理。通常这样可以很容易看出各人修行的程度。修行好的学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良好的心境，而那些不用功或者用错功的人就很容易被挫折影响。所以我们会经常观察学生的修行，倾听她们的感受，根据每个人的状况具体地指导她们。有的人一点就透了，有的人怎么都不明白。但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告诫学生要耐心。修禅是不能着急的。”

她还提到，现在对禅宗感兴趣的人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管是出家人还是在家居士，上过大学的越来越多。”这似乎有点矛盾。因为知识和教育往往是觉悟的障碍（知见障）。于是我提出了质疑，顿成回答说，这是两回事。这种趋势反映的是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在修行道路的选择上会有所不同。整体而言，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愿意选择禅宗，而教育程度低的人则更多地选择净土宗。

“不管选择哪条道路，一旦开始修行，早晚都要学习经典以及历代祖师留下的言教。我们鼓励比丘尼学习这些经典和言教，但是不要忘记，学习它们是为了回到自己的内心。要点是修心，而不是修文字。有人读了佛经之后就觉得自己开悟了，这是盲目。我个人最喜欢的经典是六祖《坛经》，读过之后领悟很多，但它代替不了修行。这就好比你在书上看到一个很美的地方，你很想去。想去就得迈开两腿走路，而不是继续读书——不管读多少遍，你也到不了那个地方。修行就是这个意思。要行，而不是坐在那儿看、想。”

我问她，中国还有没有别的尼众禅院。她说吉林的磨盘山好像还有一处，不过她也是道听途说，至于是有一群比丘尼在那里修禅宗，还是有一座比丘尼禅宗道场。她也不太清楚。

在佛教的历史上，比丘尼几乎是一个完全被忽视的群体，关于她们的资料少之又少。顿成送给我的这本书叫《禅林珠玑·比丘尼篇》，它收录了十二位古代比丘尼的传记，其中七位是清朝人。这本书曾于1994年在***出版过，不过我在***时没见到过。也许印数很少，早已绝版。

出自:∵《中外书摘∵》∵2010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