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地区敦煌寺院经济研究综述

大陆地区敦煌寺院经济研究综述

明成满

内容摘要：大陆地区学者对敦煌寺院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进展迅速。他们在敦煌僧侣个体私有经济，敦煌寺院的财产及其管理、阶级关系、收支及经济交往、经济经营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了推动大陆地区敦煌寺院经济研究进一步发展，要加强考释相关的敦煌文书，注重对薄弱领域的研究，加深对海外和***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了解，重视对交叉领域的了解。

关键词：大陆地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经济∵∵研究综述

中国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寺院经济的研究。但在80年代以前，大陆学者很少关注敦煌寺院经济。从80年代开始，敦煌寺院经济的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成果。除了谢重光和白文固在整体上总结全国寺院经济的研究时涉及到敦煌寺院经济以外，笔者尚未见到有专文对敦煌寺院经济的研究进行总结[[1]]。本文从六个方面对中国大陆学者有代表性的敦煌寺院经济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并对今后的研究作了展望。

一、关于敦煌僧尼个体私有经济的研究

寺院经济包括寺院集体经济和僧尼个体私有经济两个部分。沙知的《敦煌契约文书辑较》[[2]]收录了许多僧侣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文书，每件文书都有定性、定名、定年、题解说明和校勘记，为研究僧侣个人经济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谢重光的《关于唐后期至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3]]，从僧侣地主和普通僧众两个方面介绍了敦煌僧侣私有经济的概况，并说明了僧侣私有经济和寺院集体经济的区别与联系。郝春文围绕僧侣私有经济和生活方式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中[[4]]。

学者们认为，敦煌僧侣私有经济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点。谢重光通过把普通僧众私有经济和世俗自耕小农经济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僧侣私有经济的世俗化特点[[5]]。苏金花从敦煌僧人的僧俗双重挂藉等五个方面揭示了敦煌僧人社会经济生活的世俗性特点[[6]]。李德龙通过分析僧尼个人财产的占有、僧尼遗产处理方式的变化说明当时敦煌僧尼经济已与世俗经济融为一体[[7]]。郝春文等学者从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说明其世俗化的特点。郝春文认为敦煌僧尼有住寺和住家两种生活方式。住家僧尼和亲属“合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住寺僧尼也是各自生活[[8]]。在《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生活方式》[[9]]一文中，郝春文分析了研究敦煌僧尼生活方式的原因、材料和方法。李正宇的两篇文章[[10]]从僧尼置产和蓄婢、吃肉和饮酒、出家不离家、参与世务、有妻有子等方面说明唐宋时期敦煌僧尼生活方式。高启安考释了关于敦煌僧人饮食的几个名词，说明了敦煌僧人的饮食情况，指出僧人饮食活动在敦煌饮食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具有世俗性的特点[[11]]。

僧侣个人收入。郝春文指出施物是沙州僧人宗教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它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从儭司领到的物品，二是为他人作法事时得到的物品；他还分析了僧尼从儭司领取儭利的条件[[12]]。儭状是儭司发放、僧尼领取儭利的依据，郝春文通过严密的考证成功地解决了关于题号为P.2250和北敦02496（成字96号）两件儭状的几个长期没有定论的问题，对分配为他人举行法事活动所得的财物的形式和原则、互取寺次僧次和别请等问题作了探讨；他估算了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每年宗教收入的数量，指出不同阶层的僧尼收入存在着很大的差异[[13]]。

僧侣个人支出。郝春文指出新受具者要向都司交纳一定数量的财物[[14]]。在僧尼税役负担的问题上，学界存在着分歧。谢重光认为，敦煌僧尼与世俗百姓一样向官府纳税，承担基于人身的徭役和兵役，还受到寺院的役使[[15]]。雷绍锋注意到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及其僧人对归义军节度使衙要尽“承料役次”、出使、官衙行走、服兵役等义务[[16]]。苏金花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她认为，晚唐五代敦煌寺院僧侣要向世俗政权缴纳基于土地的各类赋税，但仍然享有免除基于人身的各种徭役的优待[[17]]。

二、关于敦煌寺院财产及其管理的研究

反映敦煌寺院财产和财产管理情况的原始材料主要是敦煌寺院中的会计文书。对这类文书用力最多的当推唐耕耦先生。在他和陆宏基所编写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和第三辑（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复制中心1990年版）中，刊布了敦煌文献中主要的寺院会计文书的图版和释文，考出了其中部分文书间的联系。唐耕耦对每种寺院会计文书作了介绍，并指出这些文书的价值[[18]]。他的《四柱式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的解剖》详细解剖了四柱式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的结构，为此类文书的缀合复原提供了一把钥匙[[19]]。在此基础上，他在《净土寺六件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缀合》一文中，对净土寺的六件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进行了缀合，便于学者利用这些文书所包含的丰富的经济信息[[20]]。韩国磐的《也说四柱结账法》对几件寺院四柱会计文书进行了研究[[21]]。

寺院的财产包括房地产（含水硙、油梁等地产附属物）和常住财产。对寺院地产的研究放在本文第五部分介绍，此处介绍对常住财产研究的情况。寺院常住财产含常住什物和常住斛斗两大类。郝春文围绕这个主题的系列研究成果[[22]]集中体现在他所着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中。郝春文研究了敦煌各寺常住什物的名目和数量、常住什物与僧人的关系、常住什物的来源等问题，并说明了敦煌僧尼和寺院常住斛斗的关系[[23]]。王尧、陈践在《榆林寺庙产牒译释》一文中，介绍了瓜州着名的榆林大寺所属的寺户、奴仆、牲畜、公产物品等寺庙财产[[24]]。荣新江的《于阗花毡与栗特银盘——九、十世纪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用列表的方式介绍了敦煌寺院的外来供养物[[25]]。

在具体的财产管理方面，王祥伟对敦煌寺院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和管理方式作了简要介绍[[26]]。郝春文对儭司、大众仓等机构的经济职能作了详细的说明[[27]]。唐耕耦认为，敦煌报恩寺的财务管理相当健全，其经济审计制度具有现实意义[[28]]。郝春文认为寺院的财产管理存在着漏洞，僧人通过两种手段侵蚀常住斛斗[[29]]。

三、关于敦煌寺院依附阶层的研究

寺户。姜伯勤对敦煌寺院依附阶层的研究用力最多。他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唐五代敦煌寺院的寺户制度》一书中[[30]]。此书的出版已有近二十年，目前仍是研究敦煌寺院阶级关系的扛鼎之作。全书以敦煌寺院中依附阶层的变迁为主线，介绍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寺户的来源、寺户的管理人寺卿、寺户的编制、寺户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等问题，考察了归义军时期寺户制衰落过程中敦煌寺院的常住百姓、硙户、梁户等阶层的社会地位。通过依附阶层的变迁，说明唐宋之际生产力进步和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阶段性变更的历史趋势。张弓对敦煌寺户的来源及常住百姓的具体身份问题谈了看法，并考察了寺户和常住百姓之间的联系和区别[[31]]。杨际平的《吐蕃时期敦煌社会结构的某些变化》认为，蕃占时期敦煌寺院的寺户在受田与赋役负担方面和其他民户相同，其地位应高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部曲。寺户既依附于寺院，又处于***的直接控制之下[[32]]。陆离的《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源流辨析》根据藏文资料对敦煌寺户制度的源流作了补充[[33]]。

寺院的其它依附阶层。张弓的几篇着述对敦煌寺院的牧羊人、家人、厮儿、音声等依附人口作了研究。姜伯勤的《敦煌音声人略论》对敦煌寺院的音声人及其身份地位进行了全面的研究[[34]]。乜小红认为，敦煌文献中所见唐、五代时敦煌寺院的音声人，是自由的平民百姓，社会地位往往要比一般平民高[[35]]。苏金花指出敦煌寺院中除了有寺户、常住百姓等农奴式劳动力，还有厮儿、女人等奴婢类隶属性劳动力。冯培红认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寺院的酒户是寺户的一种，依附于寺院，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酒户由常住库司管辖[[36]]。

四、关于敦煌寺院收支和同外界经济联系的研究

收入。姜伯勤认为，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田收”在寺院收入中仍占有重要地位，高利贷收入尚未对地产收入形成压倒性优势；而在归义军时期，沙州各寺收支帐中“利润入”增加，这时的寺院经济结构以高利贷、地产和加工业作为支撑[[37]]。唐耕耦的《乙巳年（公元九四五年）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稿残卷试释》，详尽地研究了P.2032号文书，分析了净土寺944年收入的构成[[38]]。郝春文认为，新受具者要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这是都司的经济来源之一；施舍是敦煌寺院常住什物的重要来源之一；施物在都司、寺院的经济收入中所占的地位不同[[39]]。

支出。郝春文研究了敦煌寺院的支出用途，说明了供应僧人饭食的条件[[40]]。袁德领和郭永利分别对敦煌寺院的“纳官”和“纳赠”作了研究[[41]]。马德通过研究浙敦116号文书，考察了五代时期敦煌金光明寺有关窟头供养、修佛堂等项目的支出情况。雷绍锋从向官府缴纳数量不多的实物、官配、硙课等角度说明了敦煌寺院向归义军使衙所尽之义务[[42]]。

其它经济联系。王尧、陈践在《P.T.1111寺庙粮食账目清单》一文中指出，从P.T.1111文卷可看出吐蕃政权在经济上大力支持敦煌教团[[43]]。社邑是近年来人们研究的一个热点。郝春文认为，在敦煌地区大部分以经济和生活互助为主要内容的社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寺院的控制，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杨际平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敦煌绝大多数的社邑与佛寺之间的联系只是思想上的，但也有一些社邑，由于共同举办活动的需要，只是与寺院保持一定的经济联系[[44]]。王祥伟认为，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佛教高度关怀民间社会，僧侣们通过提供医事、植树、修桥、掘井等福田替民众解苦排忧[[45]]。

五、关于敦煌寺院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研究

农业。姜伯勤认为在蕃占时期，寺院地产由寺院自营地、寺户分种地和外庄组成。归义军时期则主要有厨田和寺院自营地构成。前一时期经营方式以寺户劳役制和分种制为主，而后一时期则以租佃经营为主[[46]]。雷学华认为，敦煌寺院的地产大多来自于国家或地方政权的颁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庄园经济。郑炳林从分布状况、种植状况等方面探讨了敦煌寺院园囿的具体情况[[47]]。

谢重光通过解读S.542背（八）号敦煌文书，概括了当时沙州教团庄园经济的基本面貌，并和另一种类型庄园的代表隋末唐初长安清禅寺庄园进行了比较[[48]]。张久献认为此时之敦煌寺院为不完全之田庄。刘运红对敦煌寺院田庄有独到的看法。她指出唐五代宋初敦煌文献中出现的庄园、田庄是指一般田地，否定了其为封建庄园的说法[[49]]。

畜牧业。谢重光认为敦煌寺院的畜牧业规模较大，营利性质极为明显[[50]]。乜小红的两篇文章分别介绍了敦煌寺院中牧羊业和雇佣的情况[[51]]。2003年***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唐五代宋初敦煌畜牧业研究》集中体现了她在敦煌寺院畜牧业方面的研究成果。张亚萍的两篇文章介绍了包括骆驼牧养业在内的敦煌寺院畜牧业发展状况及其管理制度[[52]]。

手工业。谢重光考察了沙州寺院手工业的门类、主要目的和新出现的生产关系[[53]]。郝春文认为敦煌寺院中的博士包括作为独立手工业者的雇匠和依附于寺院的手工业者，后者包括寺户和常住百姓[[54]]。马德的《敦煌莫高窟史研究》对包括寺院工匠在内的敦煌工匠营造敦煌石窟的情况作了具体的阐述；他的另一本专着《敦煌工匠史料》，辑录了包括寺院工匠在内的25类工匠的史料，区分了工匠不同的技术级别如“都料”、“博士”、“师”、“匠”、“工”等，对工匠的身份和生活状况也做了论述[[55]]。郑炳林主要利用敦煌寺院会计文书考证了敦煌工匠的各种称谓、种类和归义军政权对手工业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敦煌寺院手工业的情况[[56]]。

姜伯勤考察了在寺户制衰落的过程中寺院碾硙和油梁经营的转变，即由寺院自营碾硙和油梁转向由硙户和梁户承租，硙户和梁户都是向寺院缴纳租金的自由人[[57]]。唐耕耦考释了敦煌寺院会计文书中“硙课入”、“硙入”、“硙课用”等几个名词，解决了在敦煌寺院碾硙研究中长期困扰学者们的几个问题[[58]]。

六、关于敦煌寺院借贷、拍卖的研究

借贷。沙知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收录了多件和寺院相关的借贷契等，为进一步研究敦煌寺院的借贷奠定了基础。谢重光考察了敦煌寺院借贷的剥削对象、剥削率、制度和管理办法[[59]]。王尧、陈践有两篇文章研究了蕃占时期敦煌寺院的借贷[[60]]。唐耕耦关于敦煌寺院借贷的研究成果有《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和《敦煌写本便物历初探》[[61]]，后文对敦煌寺院的便物历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从便物历归纳出沙州寺院高利贷的特点。

出唱。“出唱”是古代寺院的拍卖活动。最初对敦煌寺院“出唱”活动的研究集中于对某几件文书的探讨上。人们对北敦02496（成字96）背面文书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早年，人们认为这是和僧人唱曲相关的账目[[62]]。最早把这件文书和敦煌寺院“出唱”活动联系起来的是张永言的《关于一件唐代的“唱衣历”∵》[[63]]。1990年，唐耕耦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三辑第151页中将其定名为《年代不明法律德荣等唱卖儭施得布支给历稿》，这个定名表明编者对这件文书性质的认识比前人又进了一步。1992年，郑炳林在《莫高窟功德记》[[64]]的校释中将这件文书定名为《儭司唱物得布账目》，首次指出这件文书是儭司文书。郝春文则认为此件文书应定名为《儭司唱卖儭施所得布支给历》，它的年代在后晋天福年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郝春文解读了反映儭司出唱活动的P.2250背号文书，解决了关于此件文书的一些疑问[[65]]。另外，郝春文主要依据敦煌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对寺院出唱物品的种类、来源、原则及出唱活动的主持者作了进一步的研究[[66]]。刘进宝的《敦煌学通论》通过分析P.2638号文书，认为沙州唱衣所得布及其它施入物品，其用途是比较广泛的。他认为敦煌寺院的“出唱”活动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并分析了形成这些特色的原因[[67]]。

七、对今后研究的展望

大陆学者对敦煌寺院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进展迅速。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除了进一步在相关敦煌文书的考释上下功夫外，笔者以为还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加强。

1、∵加强对薄弱领域的研究

同国外和***相比，大陆学者对敦煌寺院经济一些领域的研究相当薄弱。关于敦煌寺院的借贷，***的罗彤华已出版了两本专着。《唐后期五代敦煌寺院的放贷业》[[68]]专门研究敦煌寺院的借贷，《唐代民间借贷之研究》[[69]]也使用了大量的有关敦煌寺院借贷的文书。法国童丕的《敦煌的借贷》[[70]]一书也是以用敦煌寺院的借贷材料为主。而大陆学者关于敦煌寺院借贷的研究别说有专着，就是论文也不多。又如，敦煌寺院的财务管理很先进，大陆学者除唐耕耦做过专门的研究外，其他很少有人涉及。

2、∵加深对海外和***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了解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敦煌寺院经济研究中存在，对整个敦煌学界来说也同样存在。敦煌学是国际显学，国外和***的研究成果很多，怎样及时了解这些成果是一大难题。做学问是薪火相传的事情，要想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要想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达到新的高度，就必须吃透前人的成果，否则就无从谈起。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精通外语并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学者多翻译外国学者关于敦煌寺院经济的研究成果，希望我们的图书馆多购进在***出版的相关着述。

3、∵加强对交叉领域的了解

敦煌寺院经济是一个综合性的领域，是佛教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交叉领域。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就敦煌而论敦煌，要多利用传世文献中佛教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相关材料，将它们和出土文献中有关敦煌寺院经济的史料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相互比较，这才能得出更接近于历史本来面目的认识。

The∵Summary∵of∵the∵Research∵on∵the∵Economy∵of∵the

Temples∵in∵Dun∵Huang∵in∵the∵Chinese∵Mainland

Ming∵Cheng-man

（School∵of∵Social∵Development,∵Nanjing∵Normal∵University,

Nanjing∵city,∵Jiang∵Su∵Province∵,∵210097）

Abstract

The∵scholars∵in∵the∵Chinese∵mainland∵started∵the∵research∵on∵the∵economy∵of∵the∵temples∵in∵Dun∵Huang∵late,∵but∵it∵has∵made∵a∵rapid∵progress.∵They∵have∵made∵great∵achievements∵in∵the∵private∵economy∵of∵the∵clergies,∵the∵property∵of∵the∵temples∵in∵Dun∵Huang∵,∵the∵management∵of∵the∵property,∵the∵class∵connections∵in∵the∵temples,∵incomes∵and∵expenses,∵other∵economic∵exchange∵and∵economic∵management.∵To∵propel∵the∵research∵on∵the∵economy∵of∵the∵temples∵in∵Dun∵Huang∵forward,∵it∵is∵necessary∵to∵strengthen∵studying∵and∵explaining∵the∵interrelated∵Dun∵Huang∵documents∵,∵pay∵great∵attention∵to∵the∵research∵in∵weak∵fields,∵deepen∵the∵understanding∵of∵the∵achievements∵interrelated∵of∵the∵scholars∵abroad∵and∵in∵Taiwan,∵value∵the∵understanding∵of∵the∵intersecting∵field.

Key∵Words

The∵mainland∵of∵China;∵the∵Late∵Tang∵,∵Five∵Dynasties∵and∵the∵Early∵Song;∵Dun∵Huang;∵the∵economy∵of∵the∵temples;∵the∵Summary∵of∵Research

[1]谢重光：《五十年来国内汉唐寺院经济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8期。白文固：《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寺院经济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中提到的专门论述或涉及到敦煌寺院经济的着述只有20篇（部），而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此类着述有120多篇（部）。

[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87—504页。

[4]郝春文在这方面发表的论文有：《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一）》，柳存仁等：《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302页；《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二）》，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49—461页；《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三）》，《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宗教收入（四）》，《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俗的施舍问题∵》，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40页；《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税役负担》，《敦煌学辑刊》1998年2期；《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遗产的处理与丧事的操办》，《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团的"出唱"活动》，本书编委会编：《首都师大史学研究》第1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117页。《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研究了敦煌僧尼的出家和受具、生活方式、与寺院常住财产的关系、宗教活动、宗教收入、遗产的处理与丧事操办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着。

[5]韩国磐前揭书，第499页。

[6]苏金花：《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7]李德龙：《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8]郝春文前揭书，第76—94页。

[9]胡素馨主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35页。

[10]李正宇：《唐宋时期的敦煌佛教》，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383页；《晚唐至宋敦煌听许僧人娶妻生子》，季羡林、饶宗颐等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352页。

[11]高启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407页。

[12]郝春文前揭书，第269页；第290—294页。

[13]郝春文前揭书，第299—362页；第363—366页。

[14]郝春文前揭书，第61—64页。

[15]韩国磐前揭书，第496—500页。

[16]雷绍锋：《归义军赋役制度初探》，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80—289页。

[17]苏金花：《试论晚唐五代敦煌僧侣免赋特权的进一步丧失》，《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

[18]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1期。

[19]白化文主编：《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6—141页。

[20]季羡林等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284页。

[21]韩国磐前揭书，第188—198页。

[22]郝春文关于敦煌寺院的财产方面发表的论文有：《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常住什物的数量及与僧人的关系》，《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与寺院常住斛斗的关系》（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3期；《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与寺院常住斛斗的关系》（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4期。

[23]郝春文前揭书：第123—189页。

[24]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25]胡素馨前揭书，第246—260页。

[26]王祥伟：《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7]郝春文前揭书，第283—332页；郝春文：《〈勘寻永安寺法律原庆与老宿绍建相争根由状〉及相关问题考》，戒幢佛学研究所编：《戒幢佛学》第二卷，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79—84页。

[28]唐耕耦：《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281—335页。

[29]郝春文前揭书，第178—186页。

[30]∵姜伯勤关于敦煌寺院依附阶层的论文主要有：《敦煌寺院中“梁户”的性质》，《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论敦煌寺院的“常住百姓”》，《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敦煌寺院碾硙经营的两种形式》，《历史论丛》第三辑，1983年。《唐五代敦煌寺院的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版。

[31]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

[32]韩国磐前揭书，∵第408页。

[33]季羡林等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295页。

[34]张弓：《唐五代敦煌寺院的牧羊人》，《兰州学刊》1984年第2期；《唐代寺院奴婢阶层略说》，《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4—875页。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9—526页。

[35]乜小红：《唐五代敦煌音声人试探》，《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36]苏金花：《唐五代敦煌农业劳动力的身份结构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冯培红：《唐五代敦煌的酒行、酒户和酒司》，《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37]姜伯勤前揭书，第122—126页；第311—328页。

[38]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6年版，238—267页。

[39]郝春文前揭书，第61—64页；第163—164页；第240—269页。

[40]郝春文前揭书，第167—178。

[41]袁德领：《归义军时期莫高窟与敦煌寺院的关系》，《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郭永利：《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寺院的纳赠》，《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

[42]马德：《浙藏敦煌文献〈子年金光明寺破历〉考略》，《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雷绍锋前揭书，第265—280页。

[43]王尧、陈践前揭书，19—22页。

[44]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杨际平：《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45]王祥伟：《晚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的民间社会关怀》，《社科纵横》2004年第4期。

[46]姜伯勤前揭书，第67—115页，第177—204页。

[47]雷学华：《唐代敦煌的寺院经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园囿经济研究》，《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

[48]谢重光：《东晋至唐时期的佛教寺院庄园》，《文史知识》1990年第5期。

[49]张久献：《晚唐五代敦煌寺院与中原田庄比较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刘运红：《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庄”、“田庄”、“庄田”、“庄园”非封建庄园说》，《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

[50]∵韩国磐前揭书，第472—474页。

[51]乜小红：《唐五代敦煌牧羊业述论》，《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从吐鲁番敦煌雇人放羊契看中国7—10世纪的雇佣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52]张亚萍：《唐五代敦煌地区的骆驼牧养业》，《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晚唐五代敦煌畜牧业研究》，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461页。

[53]韩国磐前揭书，第470—472页。

[54]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

[55]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185页；《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6]郑炳林：《唐五代敦煌手工业研究》，《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1期。

[57]姜伯勤前揭书，第226—268页。

[58]《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第461—487页。

[59]韩国磐前揭书，第474—486页。

[60]《从一张借契看宗教的社会作用》和《民间借贷文书译释》分别见王尧、陈践前揭书，第10—18页，第23—27页。

[61]唐耕耦：《唐五代时期的高利贷》，《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1986年第1期；《敦煌写本便物历初探》，韩国磐前揭书，第337—409页。

[62]持这个观点的着述有以下一些，向达：《敦煌丛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6期，第58页，1931年；《唐代俗讲考》，《燕京学报》第十六期，1934年。全汉升：《中古自然经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139—140页，1948年。任二北：《唐戏弄》，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768—769页；《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325—327页。

[63]《文物》1975年第5期。

[64]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473页。

[65]郝春文前揭书，第314页；第315—321页。

[66]郝春文前揭书，第270—282页。

[67]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331页。

[68]台北新化书局2000年版。

[69]***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70]余欣、陈健伟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