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的思想对维持世界人类和平的作用,“文革”后,中、外学者不少的人都提到。但影响最大的,则是1988年1月,一批诺贝尔奖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人类如何面向21世纪”讨论会上,瑞士1970年诺贝尔物理奖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关于孔子评价的一段语。阿尔文博士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对这段话的报导,是由以色列记者帕特里特写的,发表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1988年1月24日上面。由于在流传过程中,将阿尔文博士个人宣布的学术见解,而误为讨论会的集体宣言,便发生了这几年在中国哲学界,主张“有”“无”对孔子这样评价的争论。经中国兵器工业第五设计院胡祖尧高级工程师写信,打电话。托人到国内外四处查对,现在才从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中,找到了原始的来源,结束了这一场争论。

通过这场争论,面对目前世界起伏不停的战争风云,促使我进一步从人类认识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规律上,来研究孔子的智慧,对维护世界人类和平的作用问题。

一、当今世界的现实和人类的要求

当今世界科学文化技术知识不断飞跃的发展,一日千里,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可是国与国、种族与种族因经济上的差异,权利上的冲突和思想意识形态文化之间的不同,而形成大大小小不断的战争。这些战争在先进科学技术支持下,不仅可以将繁华的城市变为废墟,使无辜的妇女儿童和善良的平民炸得来尸横遍野,血肉横飞!千百万家庭流离失所,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如果再将现在世界各国拥有的原子弹、氢弹等都用在这些相互仇杀的战争之中,便可以将地球毁掉,人类灭绝!

二十世纪,可以说,是在中东海湾战争、南斯拉夫联盟国家解体中结束的。21世纪刚开始,便迎来了美国被恐怖袭击的“911”事件,接着便是美国对阿富汗塔立班政权的反恐战争,美英发动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以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等等,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类是只用通过战争这种唯一解决冲突的手段,导致玻此毁灭呢?或者应当通过和谈,平等协商,和平共处这种方式,而求得彼此都能生存,再进一步促进全世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是绝大多数中西方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所思考与要求的问题。

二、战争并不是唯一解决国家、种族之间冲突的手段

战争,不是现在这些国家领导人和军事家发明的。但无论是东方或西方,一些具有高瞻远瞩的优秀政治家和军事家,从未将战争作为解决国家、种族和不同利益与文化群体之间冲突的唯一手段。在中国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阊接位前,便读过当时优秀军事家孙武着的《兵法十三篇》。这本书一开始便说:

“兵者,国家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

指出:战争是关系人民的生死和国家存亡的大问题,不能轻率的随便运用。接着便对战争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2]才采用的。将“不战而屈人之兵”即调整自己国家的方针,策略,不用打仗的手段,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化解了双方的争论,作为是“善之善者也”的最好用兵办法。以此为指导思想,孙武又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将运用外交手段与和平谈判等方法交换彼此对冲突的认识,在相互勾通问题性质后,提出彼此均可接受的方案,以解决双方的矛盾。将这种不用作战而取得胜利的方法,作为立国安邦和行军作战的指导思想。而将指挥军队在战场上相互残杀,用强兵猛将和精锐武器去攻陷他国的城池,俘虏他国的人民,占领他国的土地,作为是用兵中“不得已”的最下策略。可是,在现在世界中,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军事家,他们往往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抛弃了中国军事家早在二千多年前,便提出用兵的“善之善”策略,而采用了“不得已”而用的“下之下”攻城掠地办法。其结果是:占领了许多大小城市和抓了许多俘虏,表面上获得了大胜利,实质上将自己变成了异民族的统治者,于是激怒起成千上万被占领土地上的广大人民,站在反对占领者和保护自己的种族道德、文化和生存,与他们为敌。使他们日夜不得安宁,陷身在莽莽千百万人民高呼的“杀”声中,欲守不能,欲走又不愿抛弃已获得的利益,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

如果说:中国优秀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将“不战而屈人之兵”,“伐谋”“伐交”作为是最佳的用兵之道,而将“攻城”、“掠地”抓俘虏,作为是“不得已”而用之的“下策”。那是他已经认识到采取单纯的军事行动,只能取得暂时的胜利,而不能解决国家、种族,文化上根本性的分歧。如果形成这些分歧的原因还存在,即使你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将这个国家、种族打败,推翻它以某一人为领袖的政权,一旦时机有变,形成这些分歧的社会条件,又将推出新的领袖人物起来与你斗争。所以有深谋远虑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等,他们并不只看眼前的胜利,还要看到形成这些国家、种族、文化之间分歧的根本原因。主张通过和平、平等、协商的原则,从根本上去解决才是最好的策略。中国三国时的诸葛亮,便有从内心上降伏孟获,采用了《七擒七纵》方法,即捉住孟获七次,又放了七次,然后使孟获说:从此我不再反了。成为战争中以攻心为主的最佳历史典故。

[NextPage]三、孔子“推已及人”的思维方式与解决纠纷“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方法

与孙武基本同时的中国伟大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孔子,他从“仁者、爱人”[3]出发,重视人生命的生存。主张“富民”、“教民”、“安民”、“以民为本”使人民有吃有穿,受到应有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他收学生时不分地区、种族和贫富贵贱。当有人用陶瓷做成的人佣殉葬时,他也严厉的斥责,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4]孔子认为人俑虽然是用陶士做成的,但它已经造成人的样子,你还忍心将它埋葬,这种没有爱人观念的人,是要绝子绝孙的。当他的马棚失火时,他首先问:是不是有人受伤?而不向马。当他对当时从政的官吏和历史上人物评价时,是以他们对人民是否?做了什么有益的事作标准。由于孔子强调人应当有吃、有穿、有受教育、能生活、生存的权利,所以他极力反对“强凌弱”、“大欺小”。“众暴寡”的不义战争。主张通过“已欲立而立人”“自己欲达而达人”[5]“已所不欲,勿施于人”[6]的“推已及人”思维方式,去解决分歧和争论。

他教育人,不仅只看到自己,还要想到他人。当你的国家,种族和个人,想得到某种利益时,你应该想到其他人的国家,种族和个人也想得到这些东西;当你想到你的国家的安全、利益、地位和声誉时,你应当想到其他人的国家,也有他们的安全、利益、地位和声誉。不能只知有已,而无视他人,甚至用损害他人,养肥自己的思维方式办事。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只知自己,无视他人,实行了强权政治,无视公理,正义和国际公约与人类道德准则的人,是一定要失败的。

孔子“推人及人”的思维方式,是从“彼与此”“我与他”双方出发去思考问题,这样才能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去寻找出争论的根本原因,然后再根据平等的原则,找出彼此都可接受的方案,一次不行,下次再议,反反复复最后总可以找出一个代替不用杀人放火,飞机炸弹,杀得来彼此都得不到安宁的更好方案来。人们常说:在当今科学技术日夜不断发展的世界中,你要想生存下去,也应当让他人能够生存下去,如果你使他人无法生存下去,结果你也将生存不下去;你要想得到安宁,也应该让他人能安宁,你如果使他人无法安宁,你也会得不到安宁。这就是现在世界客观事实,反映出来的辩证法。

孔子在与他的学生有子谈到治理国家,对“礼”这一当时公认的行为准则,如何掌握和运用时,说:“礼之用,和为贵”[7]就是说,以和睦相处,和平友好,相互尊重,团结友爱,通过协商,化解冲突的“和”这种思想方法最好。并认为“和”这种思想方法,是古代的“先王”治国安邦“大道”中最好的方法,大大小小的事,均以它为尺度去处理。在孔子的政治实践中,他通过齐、鲁“会盟”,友好协商这种方法,收回了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当他在任鲁国的“中都宰”时,使这个城市成为社会安定,秩序井然,商贾来归,“四方皆则之”。[8]的典型。

孔子虽然认为“和”这种方法,在处理各种相互关系与争论中,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也认为:不能为“和”而和,失去公认的是非标准“礼”。在孔子“摄相事”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于夹谷时,孔子认为,齐国是大国,常欺负鲁国,此次相会,虽是“文事以和好为主,但必有武备,并请具左右司马”[9]带领一定军队同行。当两君相会,齐国想利用暗藏兵器的乐队,夹持鲁定公时,孔子立刻“趋而进,历陛而登”,对着“晏子与景公”,说:“吾两君为好之会,夷狄之乐,何为至此?”“景公心怍”知鲁国带有随从的卫队,乃撤去了暗藏武器的乐队。自认为“失礼”与“道义”不符,乃归还“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10]这是孔子通过和平的外交方法,不用战争而收复自己国家失土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和谈,但和谈又有“武备”,坚持以“礼”服人,促使齐国归还鲁国土地。

孔子虽然主张以“和为贵”,但又强调“和而不同”。[11]就是说: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人与人之间有什么分歧,应该和平协商,化解争论,和平相处,不要采用战争和仇杀的方法。但“和”又不是彼此混合在一起,而失去了国家、种族和个人的独立地位,使多元并存,五彩缤纷的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完全一致,这既是违反人类发展的规律,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和”是解决彼此之间分歧而达到“人类一家”,人类群居生活中,彼此和平共处避免战争的一种思想方法;“不同”则是保持国家、种族、文化和个人的特性与独立的地位。

关于“和”与“同”这两个哲学概念的区别,与孔子同时的齐国晏子与长于孔子的郑国史伯都讲过,他们说:“和”就像烧菜汤调味时,必须用肉、盐巴、醋和水煮在一起,一首歌必须由高低不同的音调组成,通过这种组合与调配,才能烧出各种不同可口的菜汤,作成不同音调美妙悦耳的歌曲。如只用一碗水,再加上一些水烧成汤,一个高音与同调的高音写成歌曲,谁人愿去听和喝呢?[12]晏子更将“和”与“同”的区别,用他与梁丘据,对待齐景公言行的态度来说明。晏子对齐景公说:前面谈的烧菜汤和听歌曲的道理,用在君臣关系也是这样。“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乱,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13]就是说:国君你说可以的事,可能还有不足的地方,我将不足之处补充出来,使这件事办得更好。国君你说某件事是错的,我可能看出此事,还有好的一面,我便将好的一面补充出来,使这件错事而转变为好事。这样君臣之间相互补充,使国家安定,不发生混乱,人民之间便没有争讼等事,这就是“和”。梁丘据对国君则不同,你说对的,他也跟着你说是对的,你说是错的,他也跟着你说是错的。这样对国家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他与你的关系是“同”而不是“和”。

[NextPage]孔子不仅在他的政治实践中推行他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外交思想,在他的晚年,当他知道齐国的田常,欲夺取齐国的政权,先打算派兵侵略鲁国时,便召集他的学生说:“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14]要他的学生,离开学校去游说各国,通过外交方式来救鲁国之难。于是子路、子张、子石等都请求前去,孔子均不同意。当子贡请求外出时,孔子同意了。孔子与子贡先研究了齐国田常、吴国的吴王夫差。越国的越国勾践等各国情况和他们都想称霸中原、争当盟主的特点后,便先使子贡去见齐国的田常,给他说明攻打鲁国对他想夺齐国政权不利,希望他不要攻鲁,要与表面上“救鲁”,实质上想称霸中原的吴王夫差交战。田常听了子贡的意见,便不攻鲁国。子贡便前往吴国劝说吴王夫差,请他援救鲁国,攻打齐国,以扩大影响,称霸诸候。夫差又怕被他打败的越国勾践,乘他北上攻齐而从背后攻吴。子贡又去见越王勾践说:你“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15]你必须“卑辞”“厚礼”多送些财宝和部份士卒给吴王夫差,支持他先去与齐国交战,以免他先灭掉你越国。勾践万分感谢子贡,按子贡教的计策行事。由于孔子使子贡这一外交活动,使鲁国得到保存,齐国被削弱,这对鲁国来说,又是一次未动用军队而采用外交方式得到的胜利。

孔子的“推已及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思想的核心,是主张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家、种族、地区和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反对“强凌弱”、“大欺小”、“众暴寡”之间的杀戮与违背国际公约的不义战争,而不是反对一切战争,对于受压迫的人民,反抗暴君污吏的正义战争、孔子是支持的。孔子、孟子对武王伐纣、商朝成汤,流放厦桀,[16]周公消灭企图分裂西周新兴政权而杀掉武丁、管叔、蔡叔等的“东征”,都是歌颂和肯定的。在《诗经·幽风》中,所载的《东山》和《破斧》两首诗中,既记录了从征的战士,经过三年的艰苦战争后回到家乡,看见家乡的山水和父母妻子的快乐心情;又记载了在三年的战斗中,虽然把战斧都砍缺了口,但取得了“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周公东征,四国是遒”等,使新兴的西周王朝得到巩固的伟大胜利。使四方各国得到了挽救和安宁,人民能从纣王的儿子武丁和管、蔡二人的谣言欺骗统治下,解救了出来。孔子在整理《诗经》原有三千多首诗中,除保留了这两首诗外,还记录了经过周公亲自“东征”,铲除了武丁等的分裂叛变之后,周成王所写作为自警的“予其惩,而毖后患”的《小毖》这首诗。[17]可见孔子对这场平叛分裂割据战争的赞扬。孟子更将“汤放桀,武王伐纣”,说成是:“诛独夫”民贼[18]的正义战争。

四、从“以人为本”,“以人群居”为出发的相互关上,孔子提出有助社会发展和安定的伦理道德

人类不能个体生活,要生存延续,必须依赖家庭、亲族、种族、社会、国家等组织所形成的生产交换与互助等为条件,然后才能生存。这种生存联接的纽带,一旦遭到破坏,人类便走向毁灭。为了保证这条纽带的关系不被破坏,孔子针对家庭、邻里、社会、国家这些组织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保护这条纽带健康发展的道德伦理范畴。他说:

在家庭的父母、夫妻、兄弟、姐妹关系中,应该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在邻里中,应尊老爱幼、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国家生活中,应“君义臣忠”君要守君道,臣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当齐景公向政于孔子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9]孟子将孔子这些思想、概括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0]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所说的五种伦理道德。这五种伦理道德,它是从家庭、社会、国家中所处不同地位的人,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上提出各个人,应尽的职责和遵守的道德。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应以亲情为主,父母负有养育和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子女应当孝顺父母和赡养年老父母的生活,关心父母的起居;作国君的应从国家“大义”出发,去“抚育万民”、“保国安邦”而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任用官吏,奴役人民,人民和官吏才能为国君和国家效忠;夫妻之间的恩爱关系,应当有在家中对待自己的妻子和丈夫,与在家庭外对待其他男女的分别,不能淫乱;邻里中年长的要扶持、爱护年幼之人,年幼的人要尊敬和帮助老年人,社会中交朋结友与人往来,要言而有信。不遵守信誉的人,是难以立身社会,取信于人的。孔子还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以矣”他将像大车没有车的中心轴,小车没有车轮之间的横轴一样,怎么能行走呢?

这五种伦理道德,并不是只要求一方,强迫另一方绝对的服从,而是从互相之间的对应关系上,提出彼此应遵守的公共品德和应尽的责任。这些公共品德,在维持中国封社会的成长和巩固中国社会秩序的安定,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也是历史的事实。

到今天随着中国社会不断的发展和世界思想文化潮流的不断前进,人类的地球村这个整体,人类的群居生活中,仍然离不开有家庭、社会、国家这些组织,这些组织中仍然离不开应有遵守的公共道德和伦理关系。因此,不少的学者,便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孔子思想中,来探讨发掘出一些如:忠、孝、诚、信、礼、义、仁、爱等范畴,去其封建性的内容,而赋以新的涵义,这是有益于当今中国和世界文化建设的。对于我国《国民公德》的形成和产生,应当说提供了资料和促进作用。这些著作和文章总结“五四”以来研究儒学的经验、教训和恢复了孔子这位不仅对中国、东亚各国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而且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伏尔泰、霍尔巴赫·狄德罗等,德国的莱布尼茨等。俄国的普希金等,都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的地位是应该的。在伏尔泰所着的书中,字里行简,四处充满了对孔子的尊敬。他说:“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这种道德,世界上就不会有什么斗争”[21]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首袖罗伯斯庇尔,将孔子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写入他起草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22]这些都是载之于中西名人,书集中的历史事实。

在今天,中国社会正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世界人类正一浪又一浪奔腾前进时,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去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才能与客观世界吻合,才能把事情办好,而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正确的总结过去历史人物的思想方法的经验教训中,去掉其为时代局限的某些具体内容,而保留其思维活动的方式、方法与逻辑结构上,有规律性反映了客观真理的合理之处,如:孙武在运用兵时,所说的“知已、知彼”;孔子所说的“推已及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中的“彼”与“此”,“已”与“人”,“学”什么?思什么?他们与我们当然有很大的差别,但从人类思维认识运动的共同规律上,我们继承他们早也总结出来的这些反映了客观规律运动性的成果。加以继承,也是明智之举。无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古人和前人留下的一些规律性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应在他们的脚迹上前进。这样我们才能走得更快,飞得更远,而不须事事都要自己做过才相信,这也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而谈创新的问题。

通过对中西思想文化发展上述历史的事实与当今人类的现状,我认为:汲取中国孔子思想中“推已及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及道德伦理等中,重视人与人的共同生存关系的智慧,是有利于制止当今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人与人之间,互相仇杀的斗争,维持世界在21世纪中的安宁发展,推动人类历史的前进是有益的。

附:

悼唁张岱年先生仙游

忽报星空坠北斗,盈眶热泪湿青衫。

道德文章人尊仰,宽容平等纳百川。

乾乾不息承圣德,循循善诱桃李芳。

昊天不憖遗吾老,正气长存在人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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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武《孙子兵法·计篇》

[2]同上《谋攻篇》

[3]《论语·颜渊》

[4]《孟子·梁惠王》

[5]《论语·雍也》

[6]同上《颜渊》

[7]同上《学而》

[8]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9]同上

[10]《论语·子路》

[11]《国语·郑语·史伯论五材》

[12]《左传·昭公二十年》

[13]《左传·昭公二十年》

[14]司马迁:《史记·仲尼第子列传》

[15]司马迁:《史记·仲尼第子列传》

[16]《孟子·梁惠王下》

[17]《诗经·周颂·小毖》

[18]《孟子·梁惠王下》

[19]《论语·颜渊》

[20]《孟子·滕文公上》

[21]《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朱谦之着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22]《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世界历史》198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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