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劝善书初探（王月清）

中国佛教劝善书初探

王月清

《佛学研究》1999年刊

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民众的精神生活特别倾向于对“善”的关怀，正如日本学者吉冈义丰所言：

“善”是生存于复杂历史社会的中国人所可以永远依靠的；如果失去了它，人生的凭籍将完全崩溃；这是任何东西也难以取代的生活必需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善并不只是平面的伦理道德之劝诫语词，它是中国人谋求社会生活时，视为与生命同价，或比生命更可贵，而谨慎守护的中国之“魂”。

正因为对“善”的关怀是中土民众及中国文化灵魂深处的事，所以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土时，它都面临着如何应答中土对“善”的关注这一问题。印度佛教作为一种“伦理色彩最深厚之宗教”，或作为一种“伦理宗教”，以其强烈的宗教伦理精神，一进入中土就与传统文化展开了冲突交融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其宗教伦理思想成为两种文化展开对话的主要思想资源，也成为两种文化融合的契点。可以这么说，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其佛教伦理思想渗入到中土传统伦理对“善”的关怀的流程中，以佛教善恶果报论为基础，使中土社会出现了以“劝善”为题材的佛教劝善典籍，而这些典籍中正蕴含了中国佛教特有的劝善理论的内容和形式。

一

中土佛教劝善理论异常丰富，依佛教劝善典籍为载体，既以疑伪经的形式出现，又以“释氏辅教书”之类的志怪小说、佛经应验记及变文俗讲等形式出现，且以与儒道两家劝善书相近的“佛门劝善书”等形式出现。自佛教传入，历南北朝、隋唐，至宋明以后，劝善理论渐为丰富，从官方到民间到某一地区，皆有流行。丰富的劝善理论昭示着佛教伦理的入世倾向，也昭示着佛教伦理与中土传统相揉合的特征愈加明显。

早在北魏时期的太武帝废佛后，文成帝、昙曜等复兴佛教，由于太武法难，佛典被毁，在复兴之际，缺少指导民众信仰的依据，为了补充此缺，昙靖作《提谓波利经》二卷。此经作为中土疑伪经的典型代表，在佛门内部被认作是凭真构伪、饰虚乱实、乱经典之真善的伪作。以研究中国佛教的眼光看，疑伪经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历史事实上看，其盛行对于弘传中国佛教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从思想理论上看，疑伪经对研究中土佛教的特色、研究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进程，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提谓波利经》除了以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比附五常（仁、义、礼、智、信），竭力揉合中土伦理与佛教伦理外，还宣传守戒持斋的在家奉佛修行方法，目的是为了劝善止恶、遵道奉德。

《提谓波利经》在宣传守戒持斋、止恶行善时，把佛教的善恶报应论贯穿其中，以增强其布道教化的威慑力量。经中宣称“持五戒为人行，行十善得生天”，即奉持五戒十善来生得到人天福报，反之，如果不持五戒，以及负债不还，不行布施，不信佛法，“不孝父母，为臣不忠，为父不仁，为母不慈，为君不平，为臣不顺，为弟不恭，为兄不敬，为妇不礼，为夫不贤，奴脾不良”等，则会“死入地狱”。经中认为遵守佛门戒规、遵行封建纲常都是“善”，必将获得人天福果，不至于沦入地狱长苦，而违犯佛戒、违犯儒家伦理纲常，都是不善的行为，必将遭到恶报。针对中土民众期望延年益寿的心理，经中还允诺人们如果守戒行善，此世便可“增寿益算”，来世可往生天乘。

《提谓波利经》宣扬五戒五常，以善恶报应宣扬持斋修行、止恶行善的种种努力，使该经成为中土人士以造经作论的形式劝导民众的宗教善行的典范。

另外，日本《大正藏》卷八五所收录的古佚疑品部中的《佛说父母恩重经》、《善恶因果经》、《劝善经》、《大方华严十恶品经》等为代表的劝善疑伪经，都是借佛教经论向世俗宣传善恶果报从而化导民众的作品。如《善恶因果经》中，以善恶报应广列地狱诸苦，恶业恶报，劝诫人们弃恶从善。经中曾这样述说犯戒作恶、不守伦常者的地狱报应：

今身屠杀斩截众生者死堕刀山剑树地狱中……今身多邪行者死堕铜柱铁床地狱中……今身作后母谀克前母儿者死堕火车地狱中；今身两口骂人者，死堕拔舌地狱中，……今身作其医师不能差病诳他取物，死堕针灸地狱中，举身火燃；今身破塔坏寺反目师僧不孝父母者，死堕入阿鼻大地狱中；……若生人中受奴碑身贫穷乞丐众所轻贱，为人因官形势贪取民物者，死堕肉山地狱中，百千万人割肉而啖。……

经中指出世间种种众苦都是十恶业的报应，如果世人执迷不悟，来生将难免堕入地狱、畜生、饿鬼三恶道，即便是转生为人，也将遭受种种苦难恶报：

杀生之罪之能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得二重果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劫盗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得二重果报，一者贫穷，二者共财不得自在；邪淫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得二重果报，一者妇不贞良，二者二妻相诤不随己心；妄语之罪亦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得二重果报，一者多被诽谤，二者恒为多人所诳；……

经中述说十恶业遭种种恶报，意在说明“善自获福，恶自遭殃”的道理，要求人们从自身做起，并劝化一切众生，自利利他，共致福业，共获善报：

今身好喜燃灯续明者，生在日月天中光明自照；今身喜布施慈心养命者，生处大富衣食自然；今身好喜造作义井奖瓮、在道种树荫盖诸人者，所生之处常作人王百味饮食随念即至。

这里，将人们获得善报的现实愿望落实在自利利他的社会公益中，以期实现个体德行和社会公德的共同提高，这反映了中土佛教以大乘精神倡导宗教道德、优化人间伦理关系、净化人间生存环境的道德理想。

中国佛教除了以造经作论的形式强化信仰、劝善导俗外，其劝善理论还跟文学艺术形式相结合，辅助布道教化。

南北朝之际，六道轮回、善恶果报等思想已进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这时，一种以佛法感应宣扬善恶果报为基本内容的志怪书在中土出现。志怪书的出现适合于中国佛教弘传佛法又辅助教化的要求，它既遵从中土伦常，又力倡佛教伦理，因而鲁迅先生称之为“释氏辅教书”。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云：

释氏辅教书……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

南北朝直至隋唐时期，不少名僧大德非常重视这种“辅教书”的强化世俗信仰、辅助伦理教化的作用。因其广记“古今善恶祸福征详”，故与《弘明集》、《高僧传》等重要佛籍等同视之。《法苑珠林》就曾引用这类志怪书，此外，宝唱的《名僧传》、法琳的《辩正论》、《破邪论》等广泛从中取材。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考证这类书主要有刘义庆的《宣验记》、（齐）王琰《冥祥记》、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等，《法苑珠林》则声称这类书“卷盈数百不可备列”。辅教书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宣传戒杀好生、慈悲为怀、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等佛教教义，一方面叙述佛法应验的善恶果报，通过文学的形式，一方面加强了佛教伦理在中土的传播与被吸收，一方面增强了中土佛教本身的伦理教化功能及佛教本身的伦理化特征。

追究“释氏辅教书”这一类六朝佛教志怪小说思想素材来源，我们可以发现中土佛教在弘传布化过程站在佛教立场为布道劝善之方便而形成的“应验记”、“感应集”，是“释氏辅教书”的最早雏形和思想素材之源。日本学者小南一郎认为：

六朝后一阶段以佛教应验故事为内容的志怪小说作品，例如刘义庆《宣验记》、王琰《冥祥记》、佚名《祥异记》、侯君素《旌异记》等书，大多数并不是记录作者亲耳听到的别人讲的故事，而是从已经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故事集里搜集材料加以编集的。向这种志怪小说作品提供材料的，主要是和《观世音应验记》一样的有关如来、菩萨、僧人、寺塔、经卷等等的佛教应验故事集。

《观世音应验记》在我国久佚，现有在日本发现的古抄本经点校排印问世。从现存的资料来看，最早作应验记的是东晋中叶的佛教名士谢敷（字庆绪）。谢敷依西晋竺法护翻译的《正法华经》（即《法华经》的异译）中的《光世音普门品》，演观世音信仰弘传中的应验传闻，撰成《光世音应验记》一卷，传于傅瑗。该书于晋末“孙恩之乱”时散失，刘宋时，由傅瑗之子尚书令傅亮追忆旧闻，录存七条，书名如故。同一时代，又有太子中书舍人张演追忆十条，成《续光世音应验记》，以续前书。至南齐时，张演的外孙、司徒事中郎陆杲，根据当时旧籍传闻，辑录69条，成《系观世音应验记》。于是，就有三种《观世音应验记》存世。

以《观世音应验记》为代表的佛门感应记、应验记，以叙述佛教的神异、满足人们现实生活中祈福禳灾的祈望、证明佛教善恶报应的真实灵验为主题，小说形式的“释氏辅教书”一起，互相影响、互相融通，为佛教的震耸世俗、止恶劝善起了很大的作用。

南北朝后，佛门应验记的流风犹存。唐代的道宣律师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上始东汉，下迄唐初，收录佛门因果感应故事150则；唐代的唐临撰《冥报记》，收录各种善恶报应故事53则；道宣又用假托自己与天人问答的方式，成《道宣律师感通录》；唐代怀信所撰的《释门自镜录》，门集录僧人因造恶而遭恶报的故事，供僧俗引以为鉴，警策善恶行为。明代的智旭大师，以明代中后期为背景，收录僧俗善恶报应故事79则，撰成《见闻录》；清代的戒显收录以明清为背景的善恶报应故事103则，撰成《现果随录》等。另外，专门记录传习、奉持某一经典的应验记以唐代惠英、胡幽贞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唐代孟献忠的《金刚般经集验记》、唐段成式的《金刚经鸠异》等为代表。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下面摘引上述作品的几段序和文，以示中土佛教以因果报应来止恶劝善的伦理动机。

唐代唐临的《冥报记》作者自序言：

夫含气有生，无不有识。有识而有行，随行善恶而受其报，如农夫之播植，随所植而收之。……昔晋高士谢敷……并录《观世音应验记》，及齐竟陵王萧子良作《宣验记》、王琰作《冥祥记》，皆所以证明善恶，劝戒将来，实使闻者深心感悟。临既慕其风旨，亦思以劝人，辄录所闻，集为此记。

明代智旭的《见闻录》载：

和州有一居民，忘其姓，养鹅百余只。偶一日，鹅食其亲邻稻谷，邻打杀其鹅至五十余。民妇见之，始亦甚怒。次深思曰：我设欲与成讼，力能胜彼，须费数十金，计鹅所值不及其半。且鹅虽死，亦尚可用，何必争此空气。又吾夫今已醉卧，设与知之，或起欧打，尤为不便。遂命僮收拾鹅腌之。次早，邻人忽自暴死。其夫醉醒，叹讶其人无病而卒，甚为奇异。妇乃以昨事告之。夫深感曰：设汝昨为我说，我乘醉力必殴打之，不几成人命乎？乃集亲友作证，拜谢其妇。

智旭所辑的这则故事，以“有善报，有恶报”来劝诫人们忍让为先、保护生灵、和睦邻里，这种对世俗伦理之“善”的关怀是显而易见的。

清代戒显以善恶作业的现世报应来劝善的《现果随录》中载：

余昆山友孝廉张鸿乙，讳立廉。曾祖虚江先生，讳邦宪，任云南御史。其父初操一小船为业，忽一村翁来雇船，手携一黄布袱。问何往？翁曰：余年老无子，止一女在某处。有田一顷已变价，携往婿家养老矣。到岸已晚，村翁遂去，舟还原处。次早扫船，见黄布袱在，手提甚重。张公曰：此昨老人养老物，性命所系也。仍不远五十里舣舟，到泊岸处，候至傍午，见翁仗而哭至。张公曰：汝物在，敬来还汝也。翁大感，欲分惠，公不受。生子虚江先生，登科甲为显官。

在这段文字中，张公以还金之厚德，感招子孙世显的厚报，既是佛门善恶因果报应如形影相随之明证，又是佛门果报论与传统“承负说”相融合而进行伦理劝化的明证。

值得一提的是，与以佛附儒、为强调佛教伦理与儒家纲常一致而寻找经典根据的“疑伪经”相比，“释氏辅教书”则更多地援儒入佛，常常以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又处处显示中国人追求现世福祥安乐、人际和谐、性情醇厚的现实伦理祈望，从而也更多地为佛教伦理与儒家纲常的融合寻找世俗根基。前者以佛附儒，丰富了儒家的纲常的原有内涵，后者援儒入佛，又突破了佛教的原初教义，一者造作经论，一者加强“辅教”，两种手段，相辅相成，相映成趣。

二

中国佛教的劝善理论，在唐代流行的俗讲、俗唱、变文等通俗宣传形式的配合下，很好地发挥了其功效，吸引并劝导了大批普通信众。特别是敦煌宝库中留存的大量唐代变文，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形式，辅助了佛教伦理在民间的传播，以《借花献佛变文》、《太子成道变文》、《大目犍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为代表的佛教变文中，其包含和宣扬的善恶报应、忠孝友悌、矜孤恤寡、敬老爱幼等伦理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土社会的世道人心中。

变文盛行于唐代社会，宋真宗时代（998-1022年），由于***的禁令而销声匿迹。但其遗韵仍流及中土明清乃至近代社会，影响到“宝卷”等佛门劝善书的形成和流布。

下面，我们谈及盛行于中土封建社会后期的“宝卷”、“功过格”等佛教劝善书的内容和形式。

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儒释道三家走向融合，劝善化俗、伦理教化成了三家立足社会、发展自身的重要课题，统治阶层也看到了佛教配合儒道，以其特有的宗教伦理而起的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认为“三教之书，各以其道善世砺俗，犹鼎足之不可缺一也。”且认为“世道不古，人心浇漓，礼教刑罚都不济于事，惟感应（即因果报应）二字可以动其为善去恶之心”。就佛教内部而言，释家也接应禅宗活泼泼的即世间求解脱的现实品格，注重走学解与实践、研习佛理与布化佛法结合即解行相契的路径，更为关注大乘精神对世间道德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佛教宝卷、功过格等劝善书广为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