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儒家理想人格体系的构建_何永强

传统儒家在其人性善恶论、品级论以及二重性的基础上，通过内在为仁与外在为礼的道德修养过程描述，践行“博学”、“正己”、“尚义”、“中和”、“多思”、“慎独”、“重节”、“重行”的人格模式，实现以人性论为基础、以仁为核心的理想人格体系的构建，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所谓理想人格，就是对一种人格模式的理想化设计，是人们在自己的心目中塑造出来的，最值得追求和向往的、最完美的人格典范，是人们期望的人格所应达到的最高境界。儒家理想人格模式产生于孔子、孟子等人的设计中，推衍于汉宋诸儒的不断修正，受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及个人选择的影响，其总的特点表现为以人性论为基础，以仁为核心的内圣外王之道，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理想人格的人性论基础

儒家理想人格体系的构建，是以人性理论为其立论依据和思想基础的。儒家对人性的探讨贯通古今，主要集中在人性善恶、品级及二重性等问题上。

人性善恶论。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在此基础上向内探索人性特点，提出人性善的观点。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在他看来，人性本善是先天具有的。人们应该通过加强后天的修养扩充和发挥先天的善性。而荀子在孔子人性论基础上提出人性本恶，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他强调人们应该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来改变先天的恶性，“化性起伪”。汉代扬雄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恶混”（《法言·修身》）的命题。他认为“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同上）人应当加强后天的修养，以善为做人的目标。之后，李翱在韩愈的人性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性善情恶的观点。他在《复性书》中说道：“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苦、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在他看来，性的根源是善，而恶的根源则是情，所以人要“忘情”才能“复性”。

人性品级论。汉儒董仲舒提出了“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的“性分三品”学说。（《春秋繁露·实性》）“圣人之性”是上品，纯善无恶;“斗筲之性”是下品，恶而无善;“中民之性”是中品，“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同上）。可见，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注重通过后天的修养和教化使人向善。韩愈也认为性有三品，他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韩愈的性三品说与董仲舒没有本质的区别。

人性二重性。张载首先提出把人性分为两类的观点，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篇》）“天地之性”是天地共同的本性，纯一至善;“气质之性”是气聚为形而后具有的属性，气有清浊之分，故性有善恶之别。所以必须努力做“善反”的修身功夫，变化气质之性，回复到天地之性。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张载、二程人性论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了人性二重性。他说：“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而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朱子语类》卷第四）天命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气质之性则是无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化形态，是对每个人直接发生作用的现实人性。形而上的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形而下的气质之性是可善可恶的。人应加强后天的修养，祛除“污染”，修身向善。

儒家理想人格设计的过程描述

理想人格设计的过程描述是指实现理想人格最高境界的修养途径、方法和手段等。儒家力图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使个人的利益与社会和群体的利益相融合，达到身心、自我与社会统一的理想境界来解决人与现实、人与社会的矛盾。在生死选择之际，宁可杀身成仁。公私之间、权衡之间，只可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理欲相搏之时，只能存天理灭人欲。而对待义与利，当然是舍利而取义。对待民众，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民吾同胞也，物吾与也。为什么人能做出如此的选择呢，因为人有内在的天赋的仁性。因此，“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达到尽心知性知天即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在理想人格的设计过程中，儒家强调了“仁”“礼”的核心作用，孔子强调：“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论语·雍也》）“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博施济众，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这就是仁德，也就是理想人格的品质表现。

孟子继承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仁义为核心的理想人格。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人心是仁，人路是义，内心修养达到了仁义境界，仁就会充塞于心中。宋明理学家对理想人格设计过程的描述主要是通过自身苦心极力的自我修养来完成的。二程认为，要达到成圣的目的，就必须加强平时的道德修养，通过内省反思，遏制有害于天理的人欲，才能入于圣人之域。程颐指出：“涵养须用敬”（《程氏遗书》卷十八），主一涵养，敬以直内，专守此心，修养久，则天理明。

儒家理想人格的实现模式

儒家十分注重以“修己”的方法来实现理想人格。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孔子认为，修身是一个人毕生坚持不懈的事情。《中庸》云：“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是“天下国家九经之首”（《中庸》）。只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尽心”、“求放心”的修己思想。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修己方法。儒家“修己”思想在汉代、宋明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强调自我修养和道德自律的重要性。儒家通过内心修养和道德践履等方面来实现理想人格，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博学”。《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这里，孔子认为，只有学好礼节，才能立身做人。否则，仁、智、勇、直、刚等品格就达不到理想人格的要求。孔子强调人要上进，就必须博学，做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子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使之四方，不辱君命”。假如一个人“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论语·子路》），就不能为官。孟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的思想。他认为民众富裕之后，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离娄上》）。教化人民，目的是使民众从内心“明人伦”，只要“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政局自当安定，人心自当安宁，社会自当和谐，百姓自当乐业。

二是“正己”。《大学》云：“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孔子主张为政者要“正己正人”，以身作则，为民众作出表率。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他还认为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孟子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孟子甚至说，“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自己无好的德行，虽在家庭妻子儿女之间，也是行不通的。

三是“重节”。儒家重视人的气节，强调人应该有“苦其心志”、“威武不屈”、“独善其身”的奋斗精神和豪迈气节。儒家认为，做人要有独立的人格意志，要讲志气，要有气节。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认为人要有大丈夫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修身应在顺境中不腐败，逆境中不动摇，穷乏时要修好自己的善性，显达时要把这种善性扩展到天下，坚持大丈夫的气节，动心忍性，不畏贫贱，不屈威武，不可夺志。

四是“重行”。孔子认为君子应该“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学与行相比较，行更为重要。儒家文化中所说的“行”，主要是从道德修养方面来讲，是一种道德践履活动。他认为人应该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不尚空谈。看一个人，也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由于“行”是一种道德践履活动，所以重“行”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修身的重要内容和方法。

结束语

总之，儒家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具有可批判吸取的丰富养料，其中的优秀传统在塑造当代国人品质中值得大力提倡和弘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传统理想人格思想必将焕发勃勃生机。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