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正义论（二）

二、义与利——利益沖突∵

上文讨论了如何建构制度规范（礼）的问题：根据正义原则（义）进行建构。但我们还没有追问：一个社会为什么要建构制度规范？其实，一般来说，社会之所以需要制度规范，是因为群体生活中主体间的利益沖突需要加以调节。这就是说，礼制、正义问题的提出，乃是基于利益问题的存在。这也是一般正义论所要探究的一个基本课题。

因此，就其实质而论，正义的礼制是对利欲的一种节制，有子所谓“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荀子所谓“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荀子·强国》）、“礼者，节之準也”（《臣道》），故“礼”亦谓之“节”、谓之“礼节”。在这层意义上，“利”乃是“礼义”的对立面，所以“子罕言利”（《子罕》），而是更多地倡导礼义。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假如人们都依据利欲而行事，那么这个社会必定充满怨恨祸乱；所以，必须充分地申明正义的礼制的意义。这就是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的意思：小人唯明晓于利欲，君子更明晓于正义。

但是，历史上人们对孔子关于利欲的观点却也长期存在着误解，以为孔子以“义”反“利”，拒斥利欲。为此，这里必须指出：按照孔子的观点，对利欲的节制并非对利欲的消灭。孔子事实上尽管“罕言利”，却并非不言利；孔子甚至未必“罕”言利（“子罕言利”并非孔子的原话），事实上，仅《论语》所记载的孔子言利之处就相当多。这里我们先做一个区分：就其主体而论，利欲可以分为两类：私利（利己）和公利（利人）。这两类利，孔子都有相当充分的言说。

先谈公利或利人。其实，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孔子、儒家的全部关怀所在，就是群体的公利，亦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雍也》）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宪问》）

孔子进一步所关注的，乃是如何济众安人，如何达致公利。例如：“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这里是谈的为政，此所谓“利”当然不是子夏为自己谋私利，而是要谋鲁国之邑莒父之利，对于子夏来说，这当然是一种公利。孔子的意思是：公利也是有大、小之分的。“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显然是在讨论如何达致更大的公利的问题。又如：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尧曰》）

这就是说，君子从政应该“惠而不费”，具体来说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儿有三层意思：其一、“惠”是仁爱的意思，这里就是爱民；其二、既然爱民，就要利民；其三、利民之方，乃是因民之自利而利之。对于人民来说，这是私利，而这是君子应该给予尊重的；对于君子来说，这是公利，是君子应该谋求的。孔子另一处的说法，也与此相应：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

显然，“养民也惠”对应着“惠而不费”，是说的爱民；“使民也义”对应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说的利民。这里，“利”与“义”是一致的。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务民之义”：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

显而易见，“务民之义”就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孔子、儒家来说，公利与正义是完全一致的。

再说私利或利己。细检《论语》、乃至所有相关的先秦文献，孔子从来没有要求消灭私利。这个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消灭了私利，其实也就取消了礼义问题得以提出的前提。这是因为：礼制、正义问题的提出，恰恰意在解决利益沖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礼记·礼运》的说法值得参考：大同之世，是不需要什么礼义的，因为那时“天下为公”，人们根本没有私利；礼义之所以是必要的、而且“如此乎礼之急”，恰恰就是因为这是小康之世，人们已有了私利，“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这才需要“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所要求于人们的并非彻底摒除利欲，而是“见利思义”：

子路问成人。……∵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见得思义。”（《季氏》）

所谓“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并非以义去利，而是以义节利：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谋求自己的“富且贵”，当然是一种私利。关于这种私利，那种“不义”而富贵，孔子当然是反对的，这也是孔子正义论的必然要求；但是，假如“义”而富贵呢？孔子是否反对？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

孔子的意思是：如果富贵是“可求”的，我就会“为之”。所谓“可求”的，就是合乎礼义的。故孔子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

这里，孔子并没有否定人们欲富贵、恶贫贱的意思，并没有反对人们追求私利；他所要求的只是：这种私利应该是“以其道得之”。此“道”也就是渊源于仁爱的礼义。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

但凡涉及利益问题，必然存在竞争问题。对此，孔子认为：“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乍看起来，“君子无所争”与“其争也君子”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孔子这里所说的是不同意义的“争”：“君子无所争”是对“争”的否定，因为这是无礼义的争；“其争也君子”是对“争”的肯定，因为这是有礼义的争。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对于孔子、儒家来说，私利与正义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孔子正义论的宗旨所在，正是要解决私利之间的沖突问题；解决之道，就是根据正义原则来建构起一种正当、适宜的制度规范。于是，我们看到，孔子那里有这样一个问题结构：利→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