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啊禅宗——游少林寺

2008年7月的“少林问禅”提出了三个“机锋辩禅”题:1、“万法归一,一归何处?”∵2、∵宗下有云:“不思而知,落第二头;思而知之,落第三手”。如何才能是第一机?3、“不空如来藏是空还是不空?”

我到少林寺没有赶上“机锋辩禅”,倒是热热闹闹的“武”啊“医”啊的拦道而悬、横空而挂的招生的标语触广告目皆是。除了在金庸的小说里,过去时代里恐怕谁也没有把“武”张扬得如此轰轰烈烈的。就禅宗而言,那种没有语言、“拈花示众”、“教外别传”的初衷,“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真谛,恐怕与这种大张旗鼓的做法还是有点儿距离的。语言论辩不是不可用,看用在什么场合,为什么用。我孤陋寡闻,历史上的禅宗大师自己悟道、开示他人的方法多了,有棒喝、吃茶去、吃饭睡觉干活等等,还没有看到有用类似藏密打擂台式“辩经”方法的。禅宗本来就难以领悟,可它偏不领“真理越辩越明”的情!就算是改革了,可以大辩而特辩了,但凭心而论,“辩禅”是真正的“辩”吗?有没有搞“噱头”之嫌呢?虽然佛教也讲“恒顺”,你可以说它是“与时俱进”、“因地制宜”,但那仅仅是为了“摄化”而采用的“方便”办法而不是目的。因此,这种大轰大嗡到底是想修行成佛、弘扬佛教,还是别有所图?然而我又想到,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宗派都要想方设法寻找“方便”来弘扬自己,历史上的所有寺院宫观凡是有可能的都搞“经济”,为什么现在的少林寺不能?全社会都浮躁、肤浅、狂妄、放逸,从歌曲、文学到学术、人际、社会治理等等等等,都流行快便伪假,都以“经济效益”马头是瞻,和尚们炒作一下有什么奇怪的?况且,业因自作,业果自受,与他人何干?想到这里,一切便都释然了。

释然是释然了,但却晕了:那真正悟道的,到底是历史上的禅师,还是现在的禅师?

我感兴趣的是那个达摩洞。

洞在五乳峰中峰上部南侧,据说是当年达摩面壁处。石洞不大,深约5-7米,高、宽各3米多。相传达摩到少林寺后在此洞内面壁九年,由于年深日久,身影投于洞内石上,竟留下了一个面壁影象,宛如一幅淡色的水墨画,被称为“达摩面壁影石”。后来寺僧唯恐有失,将影石凿下放入少林寺内,所以洞内石壁上遗有高1米多、宽约60厘米的凹槽,说是当年挖凿影石留下的痕迹。言之凿凿,极富传奇色彩。然而,这是假的。

据《徐霞客游记》记载,“石高不及三尺,白质黑章,俨然西僧立像”。而《登封县志》记载,“石长三尺有余,白质黑纹,如淡墨画。隐隐一僧,背坐石上,露其侧颔”。二说除白地黑纹相同外,尺寸和姿形均不同,我想因为二者所记已不是一物。过去已有人发现影石与石洞的石质不同,判定影石非洞中所出。据现代科学考察,洞石为寒武纪青灰石灰岩页状叠迭向北呈15度斜角沉积,所以,其一,不可能出现白地黑纹的石头;其二,洞壁上不可能出现直立的大片石面,因此明清的影石极可能是少林寺附近的石英砂岩。这块影石从达摩洞移出后先收藏在初祖庵中,后移至少林寺藏经楼上。可惜的是在1928年的直系军阀与国民军石友三部激战中被击碎了。现在保存在少林寺达摩亭东配殿里的影石是后来配添的,当然图纹、大小与原物不一样了,不过更能证明原影石的来源。如果凑巧,说不定还能发现更多的影石呢。

早期的着述中以及传说中没有“面壁九年”的事,所以有人认为连“面壁”之说也属后起,是神话达摩、也是神话禅宗的编造。

宗教感情我是尊重的,为“方便”传法而造假也是能够理解的。影石和传说体现的是宗教价值而非考古价值。

我总觉得,达摩不一定“面壁”,但一定要“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地思考;也不一定非九年不可,但必定是一个漫长过程;思索的地方不一定就是那个山洞,但所在地一定有。

达摩从印度而来,从他和梁武帝话不投机北渡长江到嵩山少林的传说----就这个传说也靠不住----看,达摩的印度禅恐怕有不适应中国国情的地方,到嵩山后的面壁,应该理解为是思索如何适应中国国情、在中国弘扬佛法的行为过程,这有些像佛祖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静坐悟道的经历。

那么,达摩禅究竟是什么?

据胡适《楞伽宗考》说,达摩创立的宗派叫“楞迦宗”也叫“南天竺一乘宗”,以《楞伽经》为经典,遵行“忍苦行”的禅法。

达摩主张“二入四行”,按照胡适的理解,“四行”“很可以解作一种中国道家式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胡适是按照达摩禅适应中国国情的路线去分析达摩的主张的,我认为符合历史发展逻辑。不但达摩禅与中国的道家相通,就是后来惠能一派的禅宗,之所以说它是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也因为大家公认该派学说融入了老庄哲学发展到魏晋所出现的“玄学”的内容。

达摩禅主张的是“渐修”而不是“顿悟”。

在少林寺,我看到了初祖庵、二祖庵、三祖庵等等纪念性建筑、纪念物以及禅宗的有关资料等,尽量展现一个世系井然、前后相续的宗教派别,其悠久、整端、严密为其他佛教宗派所不及。

然而,历史上的禅宗并不完全这样,或者有些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学术界承认胡适的考证,数十代有条不紊的禅宗世系是“慧能的弟子神会替他的老师争道统”而捏造出来的,后来“伪史居然成了信史,曹溪一派竟篡取了楞伽宗的正统地位”。“从此以后,习禅和尚又都纷纷攀龙附凤,自称为曹溪嫡派”。

然而,慧能的禅是革命,则是确定无疑的。

一般人认为,慧能的革命,导致南宗的“顿悟”革了北宗“渐悟”的命,而胡博士认为,实际上是“般若宗”革了“楞伽宗”的命,即从根子上革了“达摩禅”的命。这个革命,让禅宗从印度佛教变成了地道的中国佛教。

就佛教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而言,各宗派的产生、壮大或衰亡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客观存在,胜利者总是要尽可能地称颂自己,存在有意无意地忽视、轻视、无视甚至歪曲、诬蔑别人,欺骗、误导后人的现象。留给考据家去辨别的,有的能说清,有的说不清,除客观上的确存在以正为误、以误为正的情况外,有的“考”主观上一开始就打算把水搅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不重戒律制度的约束,不重如念经礼拜等外在力量的借用,是禅宗各家都有的倾向;“即心即佛”,“无修无证”,也不是禅宗的专营,而是大乘经佛教各派的的常谈;即使“顿悟”之说,也发端于东晋时慧远的大弟子道生,即在虎丘说法的那个「生公」。然而,只有到了惠能,才掀起了一场将禅宗“定型”于“顿悟”的革命。

惠能的“定型”,使一种观点-----视一切仪式礼拜、忏悔念经念佛、寺观佛像、僧侣戒律为可废之物----由此定型;使以“无门为法门”----∵只要能使人开悟,任何方法均为法门-----因之定型;使“南宗禅”----修行的方法(定)与获取的目的(慧)合二而一-----随之定型。由此出现了南宗的“禅宗”。

所以,南宗的禅宗免除了那种没有实际意义的坐枯禅、念空经、敬偶像、持虚戒,认为日常的生活环境就是道场,即使是担水砍柴也是修道的机会,思想感情也无时无刻不在佛性的制约中。不必专门的道场时机,在劳动生活中随时就可以顿悟成佛。所以这个宗派的大师可以另类:焚烧木佛取暖,呵佛骂祖(如说佛是“干屎橛”、像厕所的排便孔,菩萨罗汉都是捆绑人的枷锁绳子)、吃肉喝酒,习武,开杀戒……

看起来随便极了,自由极了,简直是随心所欲了,实际上却不然,对真正的“修禅”者来说束缚更大了,要求更严了,进程更难了。因为它把修行时间空间扩展到人生的时时处处,规范到人的内心世界,叫人无处逃匿,无法放下∵----∵哪怕吃喝拉撒、睡觉做梦!那些禅宗大师们看似“肆无忌惮”的言语举止更是不可仿效的,没有到达那个境界水平,只能是东施效颦,或属画饼充饥,或属掩耳盗铃,或属欺世盗名,和成佛宗旨南辕北辙,全然不搭界。

惠能到没到过少林寺,已经不重要。总之,少林寺里有一株传说是惠能手植的柏树,由此少林禅为曹溪一派。

慧能的不识字,反而成就了他成为一代宗师。金庸的《侠客行》中那个“狗杂种”----石破天、史亿刀等等----形象应该是受惠能的启发而来。对比一下惠能和神秀的偈子,神秀说“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惠能说“身非菩提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虽然有自性的垢净之分,但也确实奇巧,没有污染的心灵更能感受佛理真谛----这不是中国式的狡黠,而是中国式的辩证。

佛在灵山拈花示众,唯有迦叶***破颜一笑。佛仅仅拈了一下花,迦叶仅仅一笑,这样就“印心”了----以心印心,“心传”了------以心传心。“教外别传”的“无上妙法”就这样不用任何语言文字、一代一代传到中国,非常微妙。这就是意会,自己体会吧,自己领悟吧。

这是曹溪慧能门下南宗的说法。

北宗是一点一点来,火到肉自烂,慢慢地就会知道传的什么“心”。南宗是亮光一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瞬间了知所传之“心”。

按理说方法的不同可能导致南北宗派的分异,但并不必然导致北宗的消亡,然而北宗虽然在神秀及其以后还昌盛了一段时间,但终究寂灭了,禅宗成了南宗的一统天下,现在说起禅宗似乎就是南宗,就是顿悟,显然这是不够全面的。不过,存在的总是合理的,所谓“合理”,就是总有它存在的原因。南宗那么轰轰烈烈地传下来原因是什么?有人说就是得益于惠能的“农禅”-----在唐武宗毁佛中,禅宗由于自己的自耕自食得以避免求生无门而保存繁衍;有人说得益于南宗的平民化-----MZD就说“六祖惠能的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火种保存在下层;有人说得益于南宗理论的中国化-----这株嫁接果树结出的中国佛果特适合中国人的胃口。

可以这样讲,禅宗在中国经历了由达摩的印度禅到中国禅的演变过程,从达摩一直到神秀的“渐悟”都属于印度禅的范畴,从惠能开始的“顿悟”,拉开了中国禅的帷幕,至“会昌法难”后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

少林寺建成早于达摩到达之时三十多年,原为北魏孝文帝为印度僧人跋陀而建,因地处少室山林中,故名少林。少林寺成为“天下第一禅寺”,却缘于印度高僧菩提达摩。面阔三间的单檐歇山顶大门以及门额上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少林寺”三个大字,已经成为人们眼中熟悉的少林寺的标志。

少林寺的天王殿、大雄宝殿、毗卢阁、地藏殿、白衣殿等殿堂中供奉的弥勒佛、三方佛、法身佛、菩萨、罗汉等等和其他寺庙的没有什么两样,但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应该和其他寺庙的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其内涵。

中原佛教其他各派虽然不能说就是印度佛教的原版,虽然它们或多或少都被“中国化”了,但在本质上却仍圄于印度佛教的圈子里。大家公认,南宗一系才是纯粹的中国佛教,所以南宗的“佛”是纯粹中国式的“佛”。

印度佛教中,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不能用文字描述的,所以印度的佛充满神气,有着“不可思议”的法力神通;南宗佛教中,佛的境界是可以思议的,不能用文字表达的是对成佛的体验和传递,所以南宗的“佛”是人而不是神,从惠能到南岳怀让、青原行思、菏泽神会,到马祖道一、百丈怀海、石头希迁,再到黄檗希运、沩山灵佑、洞山良价、义玄临济、法眼文益等等,都是高僧大德,没有一人被视为无所不能的“神”。印度的佛唯其不可思议,缥缥缈缈远在天国;南宗的佛唯其可以思议,实实在在近在人间。印度的佛尊严而令人敬畏,南宗的佛慈祥而让人可亲。有人说唐代佛菩萨雕像具有血肉之躯的亲切感,原因讲了很多,我认为还要补充一个:南宗的影响。

印度佛教的成佛是一种可以传递的体验,所以其“度”人的手段是讲述道理、授以方法的“言教”;南宗的成佛,是一种绝对个体的体验,别人不能给予,不能解释,甚至不能比喻,只能是“鱼儿饮水,冷暖自知”的自证自明,所以“度”人的手段无法用语言文字,其“开示”的“心教”只起犹如激活激光、点燃导火索的作用。

因此我认为,中国南宗的“成佛”就是一个人的修养达到某种境界。单就这一点看,不是唯心主义而宁肯说是具有唯物思想的。这种“成佛”当然需要具有非常高的道德水准、智商和情商,同时还必须有正确的修行方式。所以这种“佛”突出的成就是高尚的道德、高度的智慧、宏伟的事业,很少有被后代“神化”的业绩。

然而,有利必有弊。

南禅的不立文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一个两难的矛盾:人类的交流工具是语言,文字是语言的记录,不立文字、直指心性应该没有文字才对,但是仍有千百万字的《坛经》、《灯录》、《语录》、《论》、《集》、多达近乎两千的“公案”等等。有人说上述文字都是讲“方便之法”的,并非“悟”的内容。如果此说有理,则引出又一个两难的大问题:

由“悟”成佛,南宗讲自证自明,但到底真正“悟”了没有?自己能证明自己吗?就算可以自悟自证了,但因为还要“普渡众生”-----所以“悟”必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如此谁来证明?据记录得道高僧可以印证,但这种检验还是从主观到主观,可靠程度到底有多大?因此,说自己“悟”了,究竟是立地成佛了,还是仅得皮相?还是以假象招摇撞骗、欺世盗名?

我佛慈悲,如何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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