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石头希迁禅师受戒地点与谥号问题的探讨

关于石头希迁禅师受戒地点与谥号问题的探讨

编辑：传源

希迁，生于唐武后久视元年（700），圆寂于德宗贞元六年（790），端州高要（今广东省高要县）人，在《宋高僧传》和《五灯会元》中都没有记载他的家庭族系。据《希迁传》记载，他从小个性就很强，有异于一般儿童。在投到慧能禅师门—F做小沙弥不久就“奉遗命”至江西吉安亲近行思和尚，并得到“众角虽多，—麟足矣”的赞誉。

《宋高僧传·希迁传》云：“自是上下罗浮，往来三峡间。开元十六年（728），罗浮受具戒……”。这里的“罗浮受具戒”，史籍上虽然没有标明是哪个省份的“罗浮山”，但是我们通过比较推理的办法，便可得知希迁受戒的地方是广东的罗浮山，而非四川的罗浮。因四川省的罗浮山上唯一寺院——飞呜禅院，是修建于唐武宗（841—846）以后，而希迁是寂于贞元790年，如是在时间—上相差半个世纪，若再言希迁的受戒地点为飞鸣禅院，那真是无稽之淡，不免贻笑大方。

据四川省安县《桑枣镇志》编纂办公室编印的“浮山简介”上说：“飞鸣禅院，位于浮山（又名罗浮山，位于四川安县桑枣镇西二公里，距县城十公里）中麓，最早是唐武宗李炎为宣鉴禅师建造的庙宇。”但该“简介”并没有引证这些话的出处，实令人难以相信。

众所周知，唐武宗是历史上“三武一宗”毁佛中规模最大的“——武”，他在做太子时就喜好老庄之言，而对佛教则采取敌视态度，及登基，在道士赵归真的怂恿下，终于在会昌二年（842）下令《毁佛寺勒令僧尼还俗制》，这一政策一直执行到会昌六年（846）。因此，说唐武宗为宣鉴禅师建寺院是不可能的、错误的。在历代统治者中为某一禅师、律师建塔造寺，多出于敬重和护持，故若说唐武宗为宣鉴禅师建寺无异白日作梦。近现代着名的中国佛学史家汤用彤先生在其所着《隋唐佛教史稿》后面附录的“隋唐佛教大事年表”中并没有提到唐武宗有建寺院之说，这应是正确的。且检阅《全唐文》、《旧唐文》、《新唐文》也无建寺—事。

考之飞鸣禅院的建造，如果推断不错的话，应在唐武宗之后。因在“会昌法难”时。宣鉴禅师曾避难于浮山。如《五灯会元》卷七云：“师住澧阳三十年，属唐武宗废教，避难于罗浮山之石室”。后因武陵太守薛廷望：再三请求，并设诡计欲以犯“茶盐”禁法诬告他。宣鉴禅师见其殷请之切，才下浮山，至“德山精舍”大阐宗风，后来德山系门风大盛，与临济宗并驾齐驱，故有“德山棒，临济喝”的美称。到厂宋代，赞宁在《宋高僧传．宣鉴传》的末尾附有评语云：“天下言激箭之禅道者，有德山门风焉!今襄（湖北襄樊）、邓（河南邓县）、汉东（汉水以东）法孙极盛者是欤。”正因为宣鉴禅师的法裔极盛—时，因此，许多弟子本着“饮水思源”的原则，才想为宣鉴禅师建一纪念地，而浮山是师于“会昌法难”期间的避难所，更是具有纪念意义。因此，说飞鸣禅院的出现应该在唐武宗以后。

四川的罗浮山既然不是希迁和尚受戒地点，我们转而来看广东的罗浮山。罗浮山，位于广东博罗县境内东江之滨，亦称东樵山，与南海县西樵山齐名，素有“南粤名山数二樵”的盛誉。罗浮山本由罗山与浮山组成，传说中罗山自古就有，浮山是由东海浮来，倚于罗山东北，由横贯的铁桥峰将两山相联，故合名“罗浮山”。

东晋咸和年间（326—334）葛洪来此山修道炼丹，行医采药，始辟道观。到了南朝梁武帝时，相续在山上建华首、明月、龙华、延祥、宝积五座佛寺，从此，罗浮山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寺观旅游点。南朝时既然已经有寺院，那么，唐朝时希迁禅师在那里受戒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关于希迁禅师的谥号问题，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更有必要探讨。

在杜继文和魏道儒合着的《中国禅宗通史》中说希迁是到了僖宗年问（874—888）才谥为“无际大师”，查阅有关资料，杜、魏之说显然来源于《祖堂集》中，但《祖堂集》是否准确无误是值得商榷的。

《祖堂集》的作者是南唐静、均二位；这二位大德出自青原后裔，对行思系，尤其是该系的关键人物——石头禅师的汜载的准确性应比较大。但考之《祖堂集》成书于战乱年代，到南宋时已于我国绝传。幸该书在初版印刷后，不久传人与我国交往甚密的高丽，并于公元1245年重雕《高丽藏》时将此书列入“附录”中，因而流传至今：

在现存最古的灯录体着作中，当推《祖堂集》，他比素有“灯录始祖”之称的《景德传灯录》还要早52年，它的重新，出现，无疑对禅史的研究起到重大作用。但“由于雕刻方面的原因，笔划误增、误减、生造的错字别字甚多，有一些已达到无法辨认的地步。因此，虽然书中关于青原行思的籍贯……岩头全豁的卒年等的记载与《传灯录》相异，但究竟是哪一说可信，尚须作进一步的考证。因为从现存的《祖堂集》来看，有些地方行文粗糙，存在着明显的错误。”（见陈士强撰《佛黄精解》57l页）而《景德传灯录》对希迁的谥号的记载是“长时庆中，谥无际大师，塔曰见相”。依此，我认为《祖堂集》说希迁的谥号是“僖宗”是可疑的，应是穆宗之误。

对于希迁的谥号，在《五灯会元》卷五中说是“德宗谥无际大师”；而在《宋高僧传·希迁传》的记载却是：“塔成三千载，国土博士刘轲素明玄理……轲追仰前烈，为碑纪德，长庆中也，敕谥无际大师，塔曰见相焉”!

检阅一九八二年八月中华书局影印的《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云：“（刘）轲，字希仁。元和末进土，文宗朝宏文馆学士，出为洛州刺史”。为和尚或寺院作的塔铭、院记计有《庐山黄石岩院记》、《智满律师塔铭》、《栖霞寺故大德律师碑》、《庐山东林寺故临坛大德塔铭并序》、《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并序》（玄奘塔铭），但并无刘轲为希迁惮师“为碑纪德”之事，这究竟是《全唐文》收录有漏?还是后人托名杜撰?皆不得而知了。

如果刘轲的“塔成三十载……谥无际大师”能成立的话，那么希迁的谥号肯定是唐穆宗而非唐德宗。因希迁圆寂于790年，三十年后应是公元821年，正好是穆宗“长庆”年号。黄忏华的《中国佛教史》和日本孤峰智灿的《中印禅宗史》皆特“长庆”之观点。而且，从情理上来说，希迁的谥号在德宗也说不过去。因以慧能的地位和影响，还要到唐宪宗年间（806—826）才有谥号，这距离其逝世时间将近一百年。而德宗在位的时间是780—804年。这样一来，说石头希迁的谥号比慧能早，似难以取信于人。

另，希迁与道一在世时同被称为“二甘露门”。如《宋高僧传》卷九云：“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同时，希迁也被上辈或平辈的坚固、怀让、明瓒誉为“彼石头真狮子吼，必能使汝眼清凉”。马祖称之“石头路滑”。可见希迁为时人所重。但是，道一谥号是在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已有，而作为二甘露门之一的希迁为什么要到僖宗年间（847—888）才有谥号，若如是，则比道一晚半个世纪才有谥号，又让人难以理解了。且希迁在世时不但以禅机接引禅者，更以文字引导大众，其《草庵歌》、《参同契》都是用顺口溜和偈颂体的五言小品写下来，读起来朗朗上口，更是深得上层知识分子阶层的喜好。而道一接引学人除用棒喝外，毫无其它方式，其禅风所及似难以胜过希迁的知识分子圈。因而说希迁谥号比道一晚半个世纪是值得疑议的。

因此，我认为希迁的谥号在穆宗长庆年间是比较可取的、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