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佑农禅与霞浦长溪

灵佑农禅与霞浦长溪

灵佑（771－853），俗姓赵，唐代高僧。福州长溪（今福建省霞浦县）人，15岁依本郡建善寺法师出家，三年后，受具足戒于杭州龙兴寺，又从钱塘义宾受律部，学习大小经律，尤着力精研大乘经律。宪宗元和（806－820）末年，至湖南沩山弘扬禅风，山民感念其徒，群集共建同庆寺，相国裴休前来闻道，声誉大扬，学侣云集，遂于此敷扬宗风，世称沩山灵佑。着有《潭州沩山灵佑禅师语录》一卷、《沩山警策》一卷。

灵佑所创立的沩仰宗是禅宗“一花五叶”中最早的一支，他之所以终成大器，固然得益于师从怀海、寒山等高僧以及自身严谨刻苦治学精神，但与生养于斯的霞浦长溪古地之初始法学禅道有着诸多的渊源关系。

长溪自晋太唐三年（282年）肇建县治以来，迄今已达1728年，为闽东北最古老之县邑，后升至福宁州、福宁府，至雍正十二年定名霞浦。自古来，长溪人杰地灵，宗教文化氛围浓厚，寺庙众多，名僧辈出，久盛不衰，史载“予惟霞浦一邑，自唐文物衣冠侪于上国”，仅有史料记载的寺庙达186座，这也许正是促成灵佑早在幼年时期修行出家的环境缘由。灵佑15岁前，先是就近到南乡的清潭寺修行，清潭寺为当时霞浦古名寺之一，建于公元591年。因寺旁的清潭有“潭中每有涎沫凌波，则雷霆风雨备至”（《霞浦县志》载）之灵光，以清潭为寺名，据史载，此寺在“隋唐之世，真修梵境，他所莫拟”。灵佑早年到此寺跟随云境法师修行两年，当为其启蒙禅道佛法获益不浅。

建善寺则是灵佑剃发出家的八闽古名寺，始建于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比清潭寺还早了近百年，与当时闽南同安“兴福寺”齐名，为八闽现存最早的寺庙，虽历尽沧桑，几经重修，宋代的14只石雕复莲式柱础至今尚存，完好无损。寺内经书甚多，并辟有藏经阁，珍藏的一部八十卷本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六朝时着名和尚德馨的手抄本，由宫廷内府颁赐经建善寺，而寺前大雄宝殿正上方的“大中建善”镏金匾额，则为唐宣宗李忱手书御赐，而今新修建的寺前山门中额仍留有赵朴初亲笔题书：“建善寺”；山门两旁有霞籍着名书法家、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游寿先生题书：“月灿榕林围一谷，波摇松岛映诸天”的楹联。历史上唐代日本高僧空海大师随十七次遣唐使入唐求法时，曾到建善寺参拜，这与灵佑投缘修行于建善寺几乎同在一个时期，可见当时建善寺的历史人文积淀与学经氛围之浓厚。灵佑离开清潭寺后，即来到建善寺皈依法恒律师勤修苦行三年，至今寺内尚存灵佑打坐参禅之石，后人在此建起一座“圣石亭”，故有“石头火花，建善灵光”之说。

与长溪有联系的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百丈怀海。百丈怀海，福州长乐人，俗姓王，早年出家，于南岳衡山受具足戒，阅览研习佛经多年，后皈依马祖门下，得马祖“印可”为上者弟子。马祖去世后，怀海住持新吴，即今江西省奉新大雄山，一时参禅访道者云集。因大雄山又名百丈山，故世称百丈怀海。灵佑23岁时到江西参拜怀海后，怀海一见就许他入室为弟子，而这一时期是灵佑禅道出现飞跃发展的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怀海作为长乐人，其故里与长溪当时管辖范围相毗连，特别是在语言上同属福州语系，这在当时闽越境内方言杂出，普通话尚不普及的情况下，为灵佑与怀海的语言沟通，感情相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灵佑的发展与长溪有渊源关系的是，还有一个与灵佑合力同心创建同庆寺的重要霞浦长溪老乡——懒安和尚（793－883），据新编《福州地方志》中的福州《佛教着名僧伽传略》记载,“唐朝懒安和尚，名大安，福州长溪人。最初在福清黄檗山学戒律，后往江西南昌，参拜百丈祖师深造，再居沩山，因号太沩，懒安又名长庆大安，俗姓陈，也是百丈怀海的弟子，当灵佑在沩山独栖，凄风苦雨，孤立无援，企图下山离去之时，就是他受百丈怀海的派遣前来辅助的，自此两位乡亲一道合力拓荒垦地，摆脱困境。唐宣宗大中五年，即851年，也就是灵佑寂灭前几年，懒安受灵佑及寺众推举，继任沩山同庆寺的第二任住持。懒安与灵佑在沩山同参达30年之久，使沩山成了纳善知识1500多人的大道场，应该说，这既得益于懒安关于“自信即佛，法不他求”的主张，与灵佑“本性是佛”理念的志同道合并共同弘扬传承，还得益于灵佑、懒山两人深厚炽烈的长溪同乡情结。

灵佑作为沩仰宗的开宗祖师，其禅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禅”宗风。

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僧尼的生活是依靠民众布施的，比丘托钵乞食维生是极普遍的事。僧侣梵语直释为“比丘”、“比丘尼”，即乞食之意。佛教传入中国初期，民间僧人也主要是一衣一钵，以化斋、化缘度日的，盛唐之前寺院的出现，主要是依靠皇室的支持、社会的捐助和寺院的香火而生存的，僧人是不参加劳动的，因为劳动可能杀生，故沙门禁止“一切种植、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僧侣们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超脱与自由。但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僧尼人数增多，社会负担问题日渐突出，中国佛教的祖师大德便以戒律精神为基点，从大乘菩萨戒的无相戒出发，将修道贯穿于生产劳动中，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农耕与修道坐禅的矛盾；灵佑的师傅江西百丈怀海禅师首次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千年古训，使“农禅并重”成为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而发扬至今，并使得禅宗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宗派。

灵佑农禅宗风特色的形成和特点，一是深受百丈怀海禅师农禅家风影响。佛教的农禅家风源于百丈怀海，从他开始，形成了“普请”百丈清规，《僧史略》上称“共作者，谓之普请”，也就是僧侣们不分彼此，普遍以挂“普请”牌形式，分配劳动内容，邀请大家共同劳动；灵佑作为百丈的嫡传弟子，后又居参学之首，在身体力行、亲知亲历普请制度的实践中，自然深谙其中之道。二是自然环境条件的驱使。当灵佑初到沩山之时，面对的“是山峭绝，悠无人烟，猿猱为伍”既偏僻又恶劣的自然环境，必须走自食其力的路子；三是禅门丛林制度的推动。丛林的梵语叫做Vindhya∵Vana，是僧侣聚集与修道的场所，亦通常指禅宗寺院而言。丛林制度的建立使僧侣的活动从松散无序变为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其核心是集体生产耕作；四是灵佑基本不承认有一种支配客观世界精神的存在，也不能宣扬寺院能帮人消灾降病，因而沩山没有世俗化的抽签问卦，寺院香火不旺，经济来源欠缺，千百人的吃喝当是不小的负担，于是便披荆斩棘，开荒垦地，使生产劳动成为沩山禅林常课和内在经济保障，“农禅合一”成为稳定的丛林制度，这与别处寺院是有着很大区别的，而且，沩山多达3000多亩的田地，这在当时丛林中大约也是首屈一指的；五是顿渐圆融的修行观的影响。灵佑明确提倡禅道的顿悟与渐修必须不相偏废，“悟得佛性真如”并不等于灭除了自己现行的一切“业识”，这就需要顿悟后而修行。禅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禅。而这种顿悟后的修行，很大程度就取决于在动中、运动中、劳动中的践行，借农入禅，以禅入农，也就是一诚大和尚延续虚老提倡的“在动中做功夫”的“动中入道”理念。

正是这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动实践，使灵佑的“沩山禅”渐趋成熟，成为中国禅宗史上“农禅”的典范。从《五灯会元》里，人们虽然也能看到灵佑“上堂”讲经说法，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劳动中参禅悟道，接引学人，而这种参禅悟道，顿悟渐修，则表现在采茶、舂米、运肥、割禾、烧火、牧牛等等大量具体细微、丰富生动的农业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并通过这种日常的劳动实践与思考，揭示禅法的真谛。

诚然，农禅之举是经百丈所倡导的，但沩山灵佑在承嗣百丈的这一宗风时，无疑是有创造性的发展并独具特色，只要我们一一通检沩山的语录、行状等文献，则会发现其寓禅教农作之公案比比皆然。这种农禅合一的高度结合，对于促进修行与劳动实践的有机相融，摆脱寺院经济的檀越依附制度，安顿流民，慈善利生，推动符合中国社会特点的佛教制度的形成，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也正是“农禅并重”的集体经济制度在禅宗丛林中的成功实施，使得禅宗迅速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宗派。

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农禅并重”作为我国数代高僧几百年来的探索与实践而建立起来的丛林风规，仍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僧侣从劳动中培养出刻苦、耐劳、勤俭的精神，不仅与佛教惜福爱物、精进忍耐的观念相契合，也使佛教成为辅助国家的一个社会慈善组成部分，是“净佛世界，成就众生”的生动体现；山林蕴育佛教的发展，不仅其中惜福爱物，福田及种子的思想传播，对于农民心灵及农村的精神生活品质的提升有实质的助益，而且也为助推农村产业模式的变革，产生不可忽视的动力，例如，农禅宗风不仅开创了自身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等；而寺院道场的清净庄严，也为国家社会带来丰富的观光资源和财富，例如灵佑故里的千年古刹建善寺、空海纪念堂、三沙留云寺以及松山妈祖庙等知名寺庙在推动地方旅游业、增进国内外沟通交往中的特有作为，也体现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