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唐五代禅宗史》

评《唐五代禅宗史》

聂清

禅宗史研究是本世纪佛学研究最大的热门，而前期禅宗的考察则是这一显学的焦点。姑且不论欧美、日韩和港台的著作，单大陆学者近年的初期禅宗史研究就有近十部之多。譬如潘桂明先生《中国禅宗思想历程》的开风气之先，杜继文、魏道儒先生《中国禅宗通史》之全面，葛兆光先生《中国禅思想史》之新颖，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尽管如此，最近中国社科院杨曾文先生所着《唐五代禅宗史》仍旧有它独到的价值。∵．

首先从整体上看，本书引用的材料非常翔实丰富，甚至可以作为初期禅宗研究资料的入门目录来读。杨曾文先生长期以来从事佛教学术研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他精通日文，对日本佛教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之了解，在国内无人能出其右。本书反映并吸收了日本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于了解日本禅宗研究现状也有很大帮助。

其次就具体的细节而言，本书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

1．在正式论述禅宗之前对初期传人中国的禅定之学作了清晰的分疏。在此之前也有禅宗史做过类似的工作，但是杨先生的论述最详尽条理。先说小乘禅法，以往多注意数息观与不净观两大流派，杨先生在本书中则指出，完整的小乘观法应该是“五门禅”，包括不净观、数息观、慈悲观、因缘观和界分别观。还有，以往的禅宗研究大多没有注意在禅宗传人之前中土的大乘禅法，而本书则注意到这一点并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对于大乘禅法，总地说来：“大乘禅法名目繁多，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仅仅具有理论的象征意义，真正可以付诸实践的禅法并不太多。”（12）譬如《首楞严经》中所提到的禅定就“不是现实的任何人可以修的禅法。……仅仅具有理论性的象征意义。”杨先生认为，其实象这样的禅法还有很多，诸如《摩诃般若经》中的宝印三昧、师子游戏三昧等等，从中都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法。与此不同的是《般舟三昧经》和《观无量寿经》所代表的观想念佛入定方法，有具体的轨则可循，对后世西方净土信仰有很大影响。美中不足的是，杨先生没有指出前期禅定之学同后来达摩禅学的联系所在，或许以后会有所补充。

2．对初期达摩禅学的性质作了清晰的定性。达摩一派禅宗，因为资料的缺乏以往多语焉不详。杨先生利用敦煌文献给出了比较明确的判定。他从向居士给慧可的信人手，指出信中“大意是发挥大乘佛教的般若空义和不二法门，认为烦恼与涅磐，众生与佛是相即不二的，……从第一义谛来讲，真理是超言绝相，不应执着对它描述的文字；真正的认识是与空相应的无所得失的精神境界。”（35）慧可在回信中表示赞成，“他和向居士这种见解成为后世禅宗中占主导的思想。”总之，般若中观思想是达摩禅学的本质。可以看出，杨先生的这种观点是对本世纪胡适以来就把楞伽禅看作如来藏思想的观点的一种修正。最近楼宇烈先生在很多地方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认为禅宗的主导思想应该是般若性空体系。杨先生还着重强调了《楞伽经》在初期禅宗中的作用，特别指出：后世禅宗不执着文字的传统应上溯到《楞伽经》中的语言观。这也是以往禅宗研究容易忽视的地方。

3．对于道信、弘忍为首的东山法门，书中是这样评价的：“关于禅宗的正式成立，一种以菩提达摩在嵩山少林寺传法作为中国有禅宗的开始；一种认为慧能是实际创始人。本书根据中外学者近70年来对敦煌禅宗文献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反复思索，认为以唐初在黄梅传法的道信、弘忍作为禅宗正式创始人比较妥当。”具体来说，两者也有区别：“道信的禅法特别重视般若空观，即通过观察身心和一切事物来认识世界万有皆空幻无常的道理，由此而断除烦恼，使本有佛性显现。可以认为，道信的禅法是菩提达摩以来禅法的继续和发展。”（80）而弘忍的禅法以“守本真心”为主。本书指出：“守心既是禅定，又不局限于禅定，是可以贯彻于人的行、住、坐、卧的一切状态之中的修行方法。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后来禅宗的寄托禅于日常生活之中的端倪。”而且，弘忍的守心法门得到了后世禅学的继承，比如北宗的观心法门、曹洞宗的默照禅法和日本“只管打坐”的思潮。

4．对于北宗的分析，本书也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比如对慧安的发掘。慧安是弘忍的十大弟子之一，但长期以来不被禅宗研究所重视。杨先生在论述玄颐弟子净觉时提到，净觉曾经师从过慧安。“慧安的禅法虽然属于北宗，但与神秀有所不同。”根据宗密的说法，极端主张破除仪式的无住就是慧安的再传。此外，南宗的坦然、怀让都曾请教过慧安。“可以认为，慧安的禅法是比较接近南宗的顿教禅法的。”在《中国禅宗史》里，印顺法师也提到类似的观点，可渭听见略同。

5．神会北上反对北宗的原因，以往多认为是出于功利目的而不是理论上的真正分歧，即便提到有理论差异也少具体分析。本书则能够指出，神会反对北宗的禅定方式主要出于两点原因：首先，用“不二”的理论反对北宗控制身心的做法；其次，用“无念”理论批评北宗观心法门是觉悟的障碍。

还有，正如本书前言所讲，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理清“唐五代朝廷和中央、地方官员与重要禅僧之间密切交往的情况，说明唐五代禅宗的迅速兴起是与士大夫，特别是唐末藩镇和地方官员、五代割据王国的崇信和支持有密切的关系”。在前期禅宗，作者揭示了北宗、神会和保唐宗同中央、地方政权的关系。对于后期禅宗，本书则详尽记述禅师同着名士大夫的交往情况。在具体章节中，专门为此立论的有“兴善唯宽与白居易”、“惟俨与李翱”、“大颠与韩愈”、“宗密与裴休”等章节。无疑，本书在这方面的努力对于了解中国文化中佛教同儒学的交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最后，应该提一下本书在介绍初期禅宗文献方面的工作。因为作者本身十分重视材料的搜集与证实，所以对很多初期禅宗的典籍作了详尽的阐发。比如同达摩禅学相关的《楞伽经》和《二入四行论》，同东山法门相关的《修心要论》和《人道安心要方便》，同北宗相关的《大乘五方便门》和《观心论》等等，对于想研究初期禅宗的入门者来说都是很可靠的门径。

（责任编辑：聂∵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