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佛教忏悔在中土的传播与影响

吴海勇李振荣

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从根本而言,是外来异质文化对汉地文化的一次重要输入,经过与汉地本土文化的交汇互融,佛教逐步华化,并渐次扩展它的影响。到封建社会后期,儒释道三教合一最终成为华夏文明发展的主流形态,佛教对中国文化浸润深入到文化的观念价值层面。佛教忏悔在中土的传播影响,大体上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汉地文化原无忏悔,“忏悔”是随着印度佛教东传、佛经汉译产生的新造词。“忏”字是梵文ksama(“忏摩”)的音译之略,“悔”字为意译。“忏摩”原义是请容恕我罪,“忏悔”之“悔”因与“忏”字相联,自然地赋有了悔罪的意义。虽然唐代义净一再指出忏悔与说罪不可混同,说罪的梵文音译词是“提舍那”,而非“忏摩”,但“说己先愆,改往修来,至诚恳责”(《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二)的说罪行为实与悔罪相距不远,因此归入忏悔亦未为不可。总之,“忏悔”这一音义合璧词恰当地反映了梵汉文化交融的事实,它包含了自揭过失、乞求宽容、表示悔改的内涵。在汉译佛经中,“忏悔”一词往往可与悔过等同。

忏悔在佛教的宗徒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原始佛教规定,教徒若有过犯,须随犯随忏,至迟应于每半月说布萨时忏净。布萨日僧众集合诵戒,比丘自说罪过,依法忏悔;每年夏安居结束日又有自恣活动,僧众集合,由他人揭发自己所犯之过,对他比丘忏悔之。虽戒律规定并非所有的罪过都能因忏悔而得清净,比如触犯戒律初篇波罗夷,便无可救治,只能逐出佛门了事。但是若有破戒,经人指出而拒不忏悔者,同样也要遭到驱摈。

至大乘佛教,忏悔更是成为佛教修习的重要方法。按照业报轮回思想,众生身口意三业不断,故此六道轮转不止,而忏悔能够消除往业,断绝轮回。因此,大乘佛教规定信徒皈依佛门之前首先必须忏悔罪业。虽然有些佛经如后秦鸠摩罗什译《十住毗婆沙论》否定忏悔灭罪之说,但它毕竟承认忏悔能够减罪。而且从原始佛教向大乘佛教的发展过程来看,不可悔的禁区逐渐缩小,就像阿阇世王那样犯了大逆不道之罪,也因忏悔而得豁免。菩萨戒还规定不受人如法忏悔是一种过失。总之,佛教的忏悔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佛教忏悔消除罪业思想在中土的传播,直接促成了中古时代忏法的兴起与流行。在东晋时代,仅由少数释子试作的忏悔文,在梁陈之际大量涌现。存录于《广弘明集》卷三十六中的忏悔文,多依大乘经典忏悔,为我们展现了南朝梁陈忏法繁兴的事实。煌煌巨制的《慈悲道场忏法》(后称《梁皇宝忏》)即产生于当时。自此以后,忏法不断。隋唐佛教宗派渐起,各派依所宗经典撰成种种忏悔行法,依事忏悔之外又有理忏,谛观诸法无性,罪福无相,以除破“理障”。唐代有些宗派不注重事忏,但倡导理忏。宋代是中国忏法的全盛时代,余势波及明清,代不乏作,举行忏法仪式成为僧侣的职业。

佛教忏悔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本宗教的广大信众,对汉地的本土宗教——道教亦有深刻的影响。早期道经《太平经》存有悔过免罪说,《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亦记五斗米道首过除病事,此是否即受佛教忏悔思想影响,尚未可定论,但保存于中古道经中的大量忏悔内容可证,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展,道教几乎全方位接受了佛教的忏悔内容,包括语言、教义、仪式等诸多层面,而这正说明了道教在忏悔方面先天的不足。

佛教忏悔对中华民族忏悔精神的培育,具有深远的意义。众所周知,汉地传统主流意识历来缺乏这方面的内容,直到宋明理学悔过思想的提出,始得以改观。宋明理学悔过思想基本内容是倡导人们抓住过犯后自然萌生的悔恨情绪,改恶从善,悔过自新,最终实现无悔的人生。据笔者见闻所及,宋明理学家发表悔过言论的以南宋吕祖谦为早。吕氏《左氏博议》注经阐理,在点评古史时,对悔过思想多有发挥。明代王守仁为友人作《悔斋说》,可称是有关悔过思想的一次专题发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守仁应嘱作文在后,其友人崔伯栾以“悔”命斋在先,可见当时士人对悔过思想的接受。正是在宋明理学家对悔过的倡导与当时士人身体力行的基础上,明末清初的关中大儒李閧着成《悔过自新说》,集成往代悔过言行,使悔过理论更具系统性与实践性。

宋明理学家悔过思想的产生,自然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关,然而从思想文化传承的角度着眼,不可忽视佛教忏悔观念对宋明理学的启示意义。虽然宋明理学悔过思想多阐发先秦儒学有关悔过的微言大义,其实则尽属以六经注我,别开生面。先秦儒学悔过言论的匮乏,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先秦典籍中“悔之何及”一类的语句层见迭出,“作事无悔”是以道自任的先秦诸子共同的理想追求。在道与势的冲突中,士人抱道不屈,不惜杀身殉道,九死弗悔,是先秦无悔理性另一内容组成,屈骚便是一个完美的注脚,着实令人钦敬。然而先秦悔过言论空缺所造成的理论的偏差,也是不言而喻的。

汉译佛经中的忏悔内容,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种思想的缺憾。前文已揭,译经中的忏悔常被等同于悔过,宋明理学主张悔过的三位代表吕祖谦、王守仁、李閧都无一例外地具有较深的佛学修养,佛经中随在可见的忏悔言论不会不对他们产生影响。虽然宋明理学悔过思想不采用“忏悔”一词,且无宗教色彩,但基本内容却与佛经忏悔观念异质而同构。正是通过宋明理学家的改造,佛教忏悔精神以另一种形式深入士人的心灵,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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