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的智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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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智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之源

◎贺汉魂

近几十年来，科学的发展理念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强调。中共提出并在十七大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内涵即发展是为了人，发展要依靠人），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其实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经济的和谐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就是人本与和谐。古老的佛陀智慧深切关怀的大事是如何通过人类内在智慧与精神力量的开发去实现美好的人生，而所谓美好的人生，佛陀认为即和谐的人生，可见佛陀的智慧与科学发展观的人本，和谐理念充分契合，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念之源。

其一，佛陀的智慧启示我们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经济是人的经济，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然而近代伊始的西方主流经济发展观的共同特点却是突出物性，忽略人性。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书名，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又有了所谓“资源配置”的新提法，但其实质不变。毫无疑问，这种经济发展观不无安慰、激发人心，使人产生较多快乐的效用，对生产力和文明的发展也起到了其历史的作用。然而其学在认定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的同时，却回避对人生苦难的分析，而仅将趋乐避苦等同于物质财富的追求，而终无补于对老、病、死等大苦的彻底解决，甚至有诱人腐化随落之消极作用，所以它在面对当今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时就显得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说其狭隘的思维恰是当今经济发展危机的主要根源。

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观不同，佛陀一直将生死苦恼问题作为其深切关怀的大事，其智慧乃一种人本之说。这种学说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经济是人生的经济，经济发展是为了人，应以人生根本问题之解决为根本任务。甚么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呢？佛陀认为即解脱人生的诸苦，如《中阿含经》卷六十的《喻箭经》记载佛陀所言：世间万物，各类众生，皆悉无常，众生谁都免不了生、老、病、死、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忧悲苦恼，从这些忧苦中解脱，才是摆在人类面前亟需着力解决的迫切问题，就像身中毒箭者，赶紧找箭医拔箭疗毒，乃是当务之急。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人生之苦无非是人生价值未能实现，因此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人生价值内涵极其丰富，基本价值则有三，即人的身心健康，人的友受情谊和人的创造活动。上述三种人生基本价值的综合即人生的终极的价值：人的全面发展。所以也可以说，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研究如何使人避免人生苦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离不开物质财富，所以人本发展理念并不排斥物质财富的创造与享受，但以佛陀的智慧视之应将其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否则尽管可能生产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却没有真正做到发展是为了人。

佛陀所谓的人生解脱依靠的是个人的彻悟，断烦，超生死轮回，以达至无限自由之涅盘境界。在佛教义理中，佛陀只是先知先觉者，但与众生在根本上相平等。所以，可以认定佛陀智慧强调的是自我拯救，而人此所以能自我拯救则在于“人之特性，具有造作、思想、觉悟之自由活动的能力”（转引自陈兵着《生与死——佛教轮回说》，第11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佛陀的业力说则进一步指出人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脱，所谓业力不灭，但只能自作自受。佛陀由此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形成了其赏善罚恶的因果报应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不是那种认为人生的一切皆由偶然而生的无因论，也不是神意论与命定论的宿命论。前者导致不负责任的享乐主义，后者容易使人放弃主体的“能动性”。

佛陀的这些思想落实到发展理念即发展要依靠人，也只能依靠人，其实质就是通过人的素质、能力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人才是经济发展的规划者、决策者、参与者和实践者，检验者。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则更充分说明经济发展模式确立与实施的过程即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过程，其基础就是人的能力及其发展：在崇拜自然阶段，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基本上按自然的生态回圈规律进行经济活动；当历史进入十六世纪后，人类依靠科技的力量，大规模征服自然，取得了丰硕的物质财富，但是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的做法，终于导致了自然大规模的报复。事实教育并警告人们，经济发展目标应向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作战略性的转移，其基础就如佛陀智慧所揭示：人类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不断升华境界。

其二、佛陀的智慧启示我们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和谐的理念。佛陀智慧是一种人本之说，同时也是一种和谐之说。佛陀有一重要理念，即宇宙的一切现象，包括人生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缘起”法。这种“缘起”法所阐述的实际就是因、缘、果的关系，强调因、缘、果是相依相待而存在，《杂阿含经》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就是对此的最好说明。科学的经济发展观必须契合这一宇宙基本规律，坚持和谐的发展理念。

佛陀“缘起”法揭示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人类与自然共同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彼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经济发展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发展。当然和谐和共生论并不是要求人们无所作所为，消极地保持人与自然原始的和谐共存，而是要求人们在经济发展中，寻求人与自然在共同发展中的动态平衡，否则其结果只能招致恶的果报。佛陀的“缘起”法还揭示了人是人与人和合而成的，因此经济发展应使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和谐。佛陀一方面宣导人们应该合理合法地追求利益。佛陀讲“八正道”中，其中之一是“正命”，指的是合理合法的谋生手段。《杂阿含经》说：“营生之业者，田种行商贾，牧业牛羊兴息，邸舍以求利”，意思是说，只要合理合法，勤劳努力，无论是农牧收成、经商贸易所得，还是企业经营、投资生息所得，都是正当的。这实际上是从消极意义上要求人们在人际和谐中取财。另一方面又宣导人们要广种福田。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恩田，所谓恩田，就是有恩于我们的事物我们都要怀着感恩的心情去报答；其二是悲田，所谓悲田，就是要从慈悲心出发，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万物均由因缘而生，帮人就是为自己培育好的因缘，实际上是在帮己；第三是敬田，也就是恭敬一切应该恭敬的人。这些要求实际上是从积极意义上宣导人们要在促进和谐的人际中取利。，

佛陀所谓缘起，终是心的缘起。从《阿含经》到大乘、密乘众多经典所载的佛陀言教，自始至终散发出浓厚的重心、唯心的气味。《阿含经》主要是从，“业惑缘起论”的角度，强调心是起惑造业的主因。《增阿含经》卷五十强调心是产生、建立一切的根本，具有驱使、主宰众生的权力，所谓“心为法本，心尊心使”。既然“心为法本，心尊心使”，因此“若能伏心，则伏众法”（《胜天王般若经》卷七）。“伏心”的关键则是护心，治心，即精心地监护自心，不令烦恼生起，若生起，速令消灭。治心、护心，须以智慧时时、念念观照自心，做到助长善念，警觉宰制恶念，已生者令灭，未生者护令不生。

佛陀“心为法本”的智慧对确立科学的发展理念尤有启迪，因为经济发展是在人的精神支配下进行的活动，和谐的经济发展需要和谐的精神作为指导。从精神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关系看，如果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的过程中，心中所据有的只是自我的利益，只能产生由财富或权势的崇拜而带来的同类分化。因此个体经济主体的情感与理性、欲望与道德之间“中和”，方能“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实现从个体的精神和谐通向群体的社会和谐。这就要求个体的经济主体超越自我的束缚，使人们在精神上互相认同与接纳。从精神和谐与自然和谐的关系看，宇宙自然本来和谐，人要保持自己的精神和谐就必须效法宇宙自然的和谐，在经济发展中尽量不做违背自然的事情。反观现代人类，在求财欲望的支配下，劳心劳力，物质生活虽大提，但心灵却愈不和谐，由此而产生的人生之苦难、社会之苦难、并未见减。而且与贪欲催生的物质文明相随的是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甚至酝酿着使人类毁灭于一旦的劫难。这一切，显然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观片面逐物、忽视人的心灵和谐有相当的关联。由此更可见佛陀“心为法本”的思想之深刻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