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山《三论》学的兴盛与“二谛”义的讨论

摄山《三论》学的兴盛与“二谛”义的讨论

《三论》，指《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是印度龙树与提婆的着作，亦即大乘中观学派的基本论书。如再加上注解《大品般若经》的《大智度论》，则称为《四论》。《四论》皆为鸠摩罗什译出。其后，罗什弟子也研讲《三论》，其中以僧肇、僧睿等最着名。因罗什及其弟子在关中地区，后来就称他们的《三论》学为“关河《三论》”。但罗什门下的《三论》学者，同时又研讲《成实论》。如僧导，既深研《三论》，着有《三论义疏》，却又是寿春系的《成实论》师的开创者。所以在宋齐两代，虽然《三论》之学并未断绝，但并不突出。至梁武帝前期，《成实论》的三大师得到梁武帝的支持，《成实论》极盛一时。但梁武帝同时又遣僧正智寂十师向摄山僧朗受学《三论》。可见梁武帝在支持《成实论》之时，已开始重视《三论》了。

摄山在建康之北，即今江苏南京市北面，又名栖霞山。刘宋之末，有北方沙门释法度至建康。当时高士明僧绍隐居摄山，对法度待以师友之敬。至明僧绍去世时，便舍所居为栖霞精舍，请法度居住。后来法度弟子辽东僧朗也来居此。而僧朗“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僧朗以擅长《三论》出名，故梁武帝派十僧向僧朗受业。而僧朗《三论》之学是否受于法度，史未明言。吉藏却说：“摄山高丽朗大师，本是辽东城人，从北土远习罗什师义，来入南土，住钟山草堂寺。”∵则僧朗《三论》之学也出于罗什系统。自僧朗在摄山弘传《三论》，摄山便成为《三论》学的据点，后来称为“摄山《三论》”，僧朗也被称为摄岭师。

僧朗的弟子以僧诠最着名，道宣说：“摄山止观寺僧诠法师，大乘海岳，声誉远闻。……学徒数百，翘楚一期。”又说：“摄山僧诠，受业朗公，玄旨所明，惟存中观。……而顿迹幽林，禅味相得。”“中观”是《三论》学的核心。可见僧诠专精的就是《三论》，而他又不同于南朝义学僧的喜于讲说，只注重自我修持，“顿迹幽林，禅味相得”。故后人称之为“山中僧诠”，或“山中师”。

僧诠有法朗、智辨、慧勇、慧布等四弟子，时称“四友”或“四公”。道宣说：“朗等奉旨，无敢言厝。及诠化往，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禀神略。勇居禅众，辨住长干，朗在兴皇，布仍摄岭。”由此可见，僧诠在世时也要求弟子们注重修持，少于讲说。至僧诠去世后，法朗等才任意讲说，并分散居于各寺。慧勇居禅众寺，智辨住长干寺，法朗在兴皇寺，慧布仍在摄山。后来慧勇在陈文帝天嘉五年（公元464年）被请于太极殿讲经，自此声名大振。曾先后讲过《华严》、《涅盘》、《方等》、《大集》、《大品》等20遍；讲《智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各35遍；又还讲过《法华》、《思益》等数部。慧布开始尚守师训，在摄山仍常乐坐禅，誓不讲说。晚年北游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曾会见慧可禅师，受到启发，方纵心讲说。后又回到摄山，大受陈代诸王之礼敬。陈后主与尚书令江总也多次入寺拜谒。

在“四友”中，以法朗最为突出。陈武帝永定二年（公元558年），法朗奉敕入京，住兴皇寺，常讲述《华严》、《大品》诸经及《三论》与《大智度论》等。法朗先后讲说20余年，于太建十三年（公元581年）去世，年75。法朗弟子很多，其中知名者号称二十五哲。隋唐的吉藏就是其一。

摄山《三论》学虽起于梁代，实盛于陈朝，至隋唐发展至顶峰，吉藏便创立了三论宗。

与《三论》学有联系的还有“二谛”义。本来二谛之说是大小乘佛教的通义，不只是《三论》学者的一家之言，只不过《三论》学比较强调二谛说而已。而二谛的内容并不复杂，从哲学的意义说，二谛中的“世俗谛”指现象，指“事”；“真谛”（又称“第一义谛”）指本体，指“理”。所以二谛说，就是讨论现象与本体的关系，或者“事”与“理”的关系。如从宗教的意义说，则世俗谛指此岸世界，真谛指彼岸世界。而佛教的义学家却把问题复杂化、神秘化，讨论越来越多，论文越写越长。吉藏在《二谛义》里说，从古至今时对二谛的不同解释就有14家。《广弘明集》所载，南朝参与二谛义讨论的也有23家。当时参加讨论的包括王公臣僚及释门僧侣，如昭明太子萧统、晋安王萧纲、始兴王第四男萧暎、第五男萧晔、罗平侯萧正立、衡山侯萧恭、程乡侯萧只、中郎王规、南涧寺释慧超、招提寺释慧琰、栖玄寺释昙宗、兴皇寺释法宣等等。隋唐的吉藏着有∵《二谛义》，对这些讨论有所述说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