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你一生中都会体验到的感觉。感觉到这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你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但知道它在那里,就像在你脑中有一个碎片,搞得你快发狂了……到处都有Matrix,它无时无处不包围着我们,甚至在这里,这个房间里……是这个世界蒙蔽了你的双眼,让你看不见真相。”

“什么是真相?”

“真相是你是一个奴隶,尼奥。你,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生来受奴役……你给关在一所监狱里,这监狱你无法闻及,无法品尝,无法触摸。这是你头脑的监狱。”

以上是《黑客帝国1》中,莫菲斯和尼奥的对白。把这段对白放进任何一部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里,都可以称得上恰如其分。然而,假如把这段对白放进一本20世纪的哲学著作中,则显得幼稚和不够专业化。5月15日,《黑客帝国2》在美国公映,6月4日在法国公映。6月22日,法国蓬皮杜文化中心的文学沙龙召开了一次圆桌会议,中心议题就是《黑客帝国》的哲学:“真实的荒漠”——在电影里,莫菲斯带着尼奥参观芝加哥废墟时说:“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斯洛文尼亚的斯拉热沃.齐泽克是当下国际学术界最为走红的哲学家,专业是后结构主义与拉康,曾经竞选过斯洛文尼亚总统。他的学说,不仅风靡于哲学界和文学界,而且对社会学和政治学同样产生影响。后结构主义大师詹姆逊称赞他“发出了一种不平常的声音,我们将在今后反复聆听”。齐泽克曾经写过一篇长文,名叫《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运用拉康、康德和弗洛伊德的哲学,对《黑客帝国1》进行了一番“专业化”的解读。尽管齐泽克的出发点是说这部电影没什么了不起,他的这篇文章依旧广为流传,并且成为解读《黑客帝国》哲学的入门读物。齐泽克说:“……如此而来的悖论是两种对立的说法——1.一个主体从一个虚拟现实自由地漂移到另一个虚拟现实,这虚拟现实是知道每一现实都是虚构的完全清醒的幽灵;2.在Matrix背后还有一个真实现实的妄想的假设——都是错误的:它们都忽略了真实。”

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说,《黑客帝国》忽然唤醒了人们对哲学的热情,柏拉图、康德、尼采、超验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理论,都赶鸭子上架般地被用来阐释一部通俗科幻电影、票房冠军。

几乎所有谈论《黑客帝国》的评论或者新闻报道,在津津乐道于它的眩目的特级效果之后,总要加上一个哲学的尾巴,以示思想深刻。有一个名叫威廉.欧文的人,索性写了一本名叫《黑客帝国与哲学——欢迎来到真实荒漠》的书,据说卖得很好,使无数“黑客迷”和哲学迷获得了乐趣。

在齐泽克写《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这篇文章的时候,《黑客帝国2》正在拍摄,所有剧情都属于高度保密,齐泽克运用拉康的哲学理论顺利推理出了《黑客帝国2》的故事结构。在《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的一个括号里,齐泽克写道:“也许,在《黑客帝国》的续集中,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那个‘真实的荒漠’只不过是由(又一个)Matrix生育出来的东西而已。”按照古希腊朴素的哲学观点:太阳下没有新鲜的事物。齐泽克有理由认为这部电影没什么新奇之处,导演沃卓斯基兄弟的奇思妙想和“深刻的思考”,都可以通过哲学逻辑得出圆满的解决。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观众来说,哲学是一门深奥的专业科学,不仅20世纪的拉康,就是19世纪的康德,同样是晦涩难懂,敬而远之。在拉康和康德面前,沃卓斯基显得小儿科。但是,作为21世纪初期大众文化的一个“胜利果实”,《黑客帝国》充分显示了当下时代,“非哲学家”的哲学思考——来源于生活,不专业,显得幼稚。

恐惧的遗传

——从《1984》开始的“恐惧世纪”

2003年6月25日是小说家奥威尔诞辰100周年纪念日。2002年11月15日,中戏2003年毕业生排演了奥维尔着名的小说《动物庄园》,原计划上演30场,但因某种原因,该剧的演出没有继续。

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奥威尔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最近十几年才逐渐为知识界人士所了解和赏识。然而,对于欧洲和美国来说,奥威尔代表着一个“噩梦”。他的比《动物庄园》更加有名的小说是《1984》,写作于1948年,发表于1950年。从此,西方知识界开始了一个“恐惧世纪”,1984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尽管作为符号的1984仅仅来源于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将小说写作的48年颠倒而成小说发生的84年,当1984年到来的时候,苹果电脑的创始人乔布斯依旧出资百万美元,制作了一个只播放1分钟的公益广告:在一个巨大的大厅里,一排排身穿制服、神情木讷的人坐在大厅里,听“老大哥”(小说里的无所不在的统治者)训话,他的脸被投射在几层楼高的电视屏幕上。忽然,一个肌肉发达的女性在警察的追赶下,挥起铁锤,砸向屏幕。屏幕里的“老大哥”被打得粉碎,画面隐去,画外音响起:“‘1984’没有到来。”

在传统的文学分类里,《1984》这部小说被分到了科幻小说领域,但是它又不具备丝毫的“科学性”,因而不被科幻小说界接纳。为了能够更好地描述它,文学批评家们干脆根据小说的主题,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词汇:反乌托邦小说。同时被划归到这一领域的,还有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来源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人类有多么美!啊,美丽的新世界,有这样的人在里面。”在《黑客帝国1》的结尾里,“反派人物”、Matrix的代言人史密斯向尼奥讲述了Matrix的诞生过程:“你知道第一个Matrix是要被设计成一个完美的人类世界吗?在那里,没有人遭受痛苦,每个人都十分快乐?但那是个灾难。没有人会接受这种程序。整个成果失败了。一些人认为我们没有设计这种向你描绘完美世界的程序语言的能力。但我相信我们有,作为一个生物种类,人类将他们的现实定义为经历着痛苦和不幸的现实。完美的世界是你那低等的脑瓜所不能相信的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Matrix被重新设计成这样:你的文明的巅峰。”

这种“被完美设计”的恐惧感,一直深植在欧美知识界的大脑深处。1998年6月5日,美国派拉蒙公司制作的《楚门的世界》公映:主人公楚门生活在一个由电视台“设计”的世界中,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录制并且放映。电影末尾,楚门走出了设计的“美丽新世界”。而在更早期的美国好莱坞,20世纪60年代曾经拍摄过一个名叫《36小时》的电影:“一个知晓诺曼底登陆的美国官员在登陆前不久被德军俘虏,因为他被捕的时候因爆炸气流冲击而神志昏迷,德国人就迅速建造了一个“小型美国军队疗养院”,试图让他相信他如今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已经在二战中获胜,但他失去了6年的记忆——德国人如此做希望获得诺曼底登陆的全部计划。在电影中,德军的“设计”很快露出了裂缝。

如果说上述两部电影都有着温馨和幽默因素的存在,那么菲利普.迪克的幻想小说《高城堡里的人》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冷酷小说——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日本、德国等法西斯国家瓜分世界,确立秩序……菲利普.迪克被誉为“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幻小说家”、好莱坞的“创意源泉”。1975年,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机器人梦见电子羊》以2000美元的价钱卖给好莱坞,后来改编成电影《银翼杀手》——这是在电影史上和《星球大战》、《2001太空漫游》并驾齐驱的经典科幻电影,《黑客帝国》也将进入这个“经典”的行列。2002年,斯皮尔伯格根据他的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少数派报告》上映,然而,电影较之小说,可以比拟为麻雀与凤凰。菲利普.迪克的另外一篇小说《混乱的时间》,故事的叙述者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然而他最终发现,这个小镇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舞台,一切为了让他满意。他的小说是“恐惧”的最佳表现,所采用的形式则是“虚拟现实”。

阅读菲利普.迪克的小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的作品有一种天生的、明净透彻的“肮脏”,如同阅读《1984》,没有阅读快感,只有冷酷的“虚拟现实”。在“虚拟现实”和“恐惧”这两方面,《黑客帝国》并没有走出前辈幻想小说家的视野,沃卓斯基所做的,是将这种“恐惧”继续延伸下去,并且运用结构主义的哲学理论,将其无限延伸。所谓的“真实的荒漠”,不过是又一层Matrix。

2003年6月25日,在奥威尔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比尔.盖茨发表了一个演讲:“奥威尔所描述的未来可怕野蛮景象,即技术作为统治社会的工具,并未成为现实。”

技术的成功

——从计算机开始的“专业化世纪”

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微软公司的创始人,微软公司的创业史和另外一个赫赫有名的电脑公司——“苹果”紧密相连。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这两个相继表示“1984不会到来”的人,都是依靠技术致富的典型代表。

在启蒙主义时期,所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同时又是小说家和街头宣传员,他们可以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传达自己的哲学概念。到了20世纪,哲学已经逐渐获得数学、物理学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封闭的话语体系,日益专业化,不向公众开放。即使是齐泽克的评论《黑客帝国》的文章,也没有多少“黑客迷”们能够通读和理解。专业化是20世纪的人类社会运作的基石,所有的人被分门别类,划归到各种稳定的行业中间去。齐泽克在《黑客帝国或颠倒的两面》中说:“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社会是某种彻底的分裂物:一方面,专家们和科学家所用的客观语言再也不能转换成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普通语言……虽然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但这些话语却勾画了我们附庸风雅的大众的想像(比如说黑洞,宇宙大爆炸,超弦理论,量子震荡……)。不仅仅在自然科学里是这样,在其他经济和社会科学领域里也是如此,专业行话被看做是一种客观的洞见,任何人都不能质疑,同时也不能转化成我们的日常经验……这个客观现实的严峻对应面是,我们,从文化角度来讲,正面对着一个有着多元生活方式的世界,每个人都不能转化成另一个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证这种状态,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宽容他们的共存。”

专业化导致了每个人都是社会运作的螺丝钉。中国人对“螺丝钉”这一隐喻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专业化强调岗位分工和技术分工,技术成为在一个专业化社会里谋生的唯一工具,各种技术资格认证日益充满了个人履历表并且占据主要部分。所有的科幻小说,描述的不过是技术进步的两面:正面的光明或者背面的黑暗。杰克.威廉斯写了一本名叫《智能机器人》的小说,一本“肮脏”的小说,我用了一个夜晚的时间,在极端厌恶的心情下将其读完。小说描述了一个“美丽新世界”:机器人在技术的各个层面都比人类优越,基于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的“理念”,机器人接管了整个世界,将所有的人变成了襁褓里的白痴——这部小说的主题,和《黑客帝国》基本接近。不同的是,小说的文字让人心悸,而电影的画面则让人心旷神怡。

《黑客帝国》的成功,相当大部分的易于它的技术上的成功。导演沃卓斯基兄弟是典型的技术主义狂魔,该片使用的“子弹时间”等虚拟电影摄影术已经成为了电影的经典镜头,被反复模仿。《黑客帝国2》又研发出前所未有的“动作捕捉”技术,照相机阵列将通过演员服装内的感应器记录下人物动作的每一个细节,从而实现把摄影机“放”在任何位置的“无缝”剪辑效果——通过捕捉人的动作,从而实现模仿和再创造,这是《黑客帝国》的技术胜利。然而,如果在深入一步,在诸多科幻小说家所创造的形形色色的以计算机和机器人为主题的小说中,通过模仿人而实现对人的控制,则是屡见不鲜的。在这类小说中,冯尼戈特的一个短篇最为引人注目:一台计算机通过不停地与人交流,不仅学会了写诗,而且获得了情感。而在他的长篇小说《自动钢琴》里,世界完全机械化、技术化了。

1984年,乔布斯的广告片宣称“1984没有到来”。同样在这一年,美国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写出了《神经漫游者》:一个计算机牛仔,通过各种软件和人工智能技术,将自己的神经系统连上计算机网络——这就是《黑客帝国》的技术来源。

符号的帝国

——从博德里亚开始的“消费世纪”

几乎所有谈论《黑客帝国》文化的文章,都要提到一个细节和一个哲学家的名字:在《黑客帝国1》中,尼奥手中拿的一本书名叫《仿真和拟像》。该书的作者是法国哲学家波德里亚——波德里亚,生于1929年,现任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著作有《物的符号体系》、《生产的镜子》、《象征性的交流与死亡》、《仿真与拟像》、《消费社会》等。

据说,导演沃卓斯基是波德里亚的忠实信徒,要求演员在熟悉剧本之前,要先熟悉波德里亚的著作。甚至有消息说,沃卓斯基邀请波德里亚出演《黑客帝国》的一个角色,被波德里亚婉拒。出于礼貌。波德里亚还是赞美了一番《黑客帝国》的哲学含义,他说,《黑客帝国》把“真实的荒漠”这一哲学命题做到了极致——机器设备的扩张不可阻挡,人类要么在数字化的系统里被数字化,要么被系统抛离到边缘。博德里亚对《黑客帝国》的理解,显而易见没有达到齐泽克的水平。然而这并不妨碍沃卓斯基继续崇拜哲学,并且邀请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教授威斯顿在在《黑客帝国2》中现身说法。

但是,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波德里亚对美国流行文化的分析,可以照搬到《黑客帝国》身上:“文化,和‘新闻’中的伪事件一样,和广告中的伪商品一样,可以根据媒介自身,根据一些参照规则被制造出来。人们在这里使用的,是那种‘模拟范例’的逻辑程序,或者是在那些其实只是形式和技术游戏的摆设里发挥作用的那种逻辑程序。”《黑客帝国》即是按照一定的技术游戏的逻辑程序制造出来的影响和符号与广告大餐。

“黑客迷”们津津乐道于《黑客帝国》中的各种象征性符号,比如基督教的符号体系:尼奥的原名叫“安德森”,意为“人之子”;“尼奥”(neo)是“新”的意思,是“one”的颠倒,意为“第一个人”;女主角的名字“崔妮蒂”意为“三位一体”;而“莫菲斯”则是希腊神话中的睡眠之神……还有诸多形形色色的象征性符号,充斥着电影画面,并且被“黑客迷”们风味圭臬。甚至有中国的“黑客迷”从中看到了东方神秘主义、中国哲学以及佛教的影响。

罗兰.巴特写过一本名叫《符号帝国》的书,以日本为范例,分析了东方社会的日常生活的程序化和符号化机器象征意味。虽然沃卓斯基兄弟聘请了来自香港的袁和平担任武术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哲学和佛教能够了解多少。在《黑客帝国动画版》的制作团体里,沃卓斯基兄弟邀请了5位来自日本的动画技术大师。《黑客帝国动画版》由9个故事组成,本身就是动漫迷的沃卓斯基兄弟动手写作了其中的4个,来自日本的渡边信一郎和川尻善昭写作了三个。而整个《黑客帝国》的人物设置,和经典日本动漫如《圣斗士星矢》等,并没有太大差别。从这一点来说,《黑客帝国》是名副其实的“符号帝国”。波德里亚的着名概念“拟像”(深刻影响沃卓斯基兄弟的概念),意思就是大家只互相拷贝符号而不管真实世界的状况。

《黑客帝国》的成功,实际上是符号化消费的成功。波德里亚阐述道:“符号使人产生安全感。因此,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奇迹般地安全:……形象、符号、信息,我们所‘消费’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心中的宁静……对真相的强烈映射并没有损害它,只是骗了它罢了。”而对符号的“消费”以及获得的“宁静”,通过技术手段则可以实现。在《黑客帝国》中,有一个名叫“神谕”的老太太,担任了尼奥的引导师的角色,作用等同于普通电影里的先知角色。在《消费社会》里有一小节名为《转盘和计算机最小的公共文化》,里面有一句:“换句话说,通灵不再建立在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之上。”

对于热爱《黑客帝国》的观众来说,波德里亚同样有着一套理论:“其他人注定要献给一种神奇的经济和原封不动的物,以及作为物的其他所有东西(观点、娱乐、知识、文化):这种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它引起一种狂热,一种小摆设、小用具和吉祥物的狂暴世界。这些小玩艺个个都像表示一种价值的永恒,都想在无法通过恩赐拯救的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获得拯救。”

但是,“拯救”的结果又如何?尼奥战胜Matrix之后又如何?齐泽克写道:“这个问题回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黑客帝国》不正重复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普通人成为了囚徒,被紧紧捆绑在座位上,强迫观看所谓现实的诡异影像(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现实)?当然,《黑客帝国》和它重要的区别在于,当其中某些人从他们的洞穴困局里逃出后,他们看见的不再是由阳光照射的明媚空间,至高至善的美,而是‘真实的荒漠’。”

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了柏拉图,归结到了理想国,归结到了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和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最终,还是回到了原初的恐惧:《1984》与《美丽新世界》。人们之所以疯狂地消费,之所以对符号产生盲目的信赖,之所以通过技术手段实践“反技术”的理论,原因在于,人们心中的恐惧。而在波德里亚的理论里,消费是用来对抗政治的有力武器,“哪怕是无用的或是荒谬的东西,我们都去消费,其目的就是依靠欲望的力量使资本主义面临灾难。”

上述消费理念距离《黑客帝国》太过遥远。实际上,《黑客帝国》就是通过大中对其的文化消费推销了自己的世界观。换句话说,《黑客帝国》的世界观,是典型的为了消费社会而量体裁衣的结果,是技术的成功。众多论述《黑客帝国》的文章中都谈到了“真实”,波德里亚认为,“影像不再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虚拟的实在。”这就是《黑客帝国》比它的诸多前辈科幻小说家和哲学家们获得更大成功的原因所在。因而可以说,《黑客帝国》本身已经扭曲了我们对真实的感知——一个关于真实世界的无限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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