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中国哲学史稿》中的若干问题

近日，笔者阅读了孙叔干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一书，捧读之余．发现其中有许多谬误之处。特别是作者在撰写中国古代各家的哲学思想时，大抒己见，作：出一些不公正的评论。就拿佛教来说吧，它传入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时期中，它无论是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教育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和作用。所以有人说，佛学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作者在《史稿》中，并非以阐明佛教哲理为原则，而是无理地对佛教进行攻击和诽谤，结果使人看到的不是佛教哲学，而是一篇篇批判佛教的论文了。我作为一个出家之人，对此不能保持缄默，因为这无端的诽议太不公平了，也实在是令人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谁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想要去攻击、批判某一教派，首先必须要了解此教的宗旨与理论，然后再拿出确凿的事实和证据来指出其弊端和谬误，其次还要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来分析和评论，绝不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抹杀他人的功绩，否则，就只能说明他是在无理取闹和别有用心了。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孙先生对佛教到底有何高深的见解呢?

一、大乘佛教是否非佛说

对大乘佛教稍有研究的人都会知道，在《世界佛教通史·印度的佛教》中也这样记载过：“大乘佛教是在部派佛教以后兴起，部派佛教是由原始佛教的根据而发展。大乘佛教乃是继部派佛教的发展，再回到佛陀根本精神的复兴，其宗旨是探求佛陀的本怀，放弃枝末问题的诠释分析，而使佛法活泼泼地成为人间的、一般的、实用的、生活的，这种精神，‘便是在佛的本生谭中得到的消息。因此，大致上可以说，部派佛教（小乘）是保守自勺分析的学问佛教，大乘佛教是开放的原则的生***教。”（参见《世界佛教通史》（上）第一篇第八章）。而孙先生却这样认为：“小乘佛教所传的基本是释加牟尼所宣扬的教义，大乘佛教是与天竺外道相混合的佛教，说谎的本领更大……”（见《史稿》上册第531页）。

从这段语言中，首先就可以看出作者对大乘佛教根本就不太了解。根据大量的佛教经典和资料证明，大乘佛教确系出于佛陀的本怀，初期的若干大乘经典的确是出于佛说，当然有的也并非直接出于佛说．是由在家弟子的宣说而得到佛的印可，例如，在最大的《华严经》中．其中的“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现为八十卷本的卷四十八之下半卷）是佛说，其余的均为诸菩萨说。佛经中也明白地显示，佛法除了佛说的尚有弟子说，仙人说，化人说，诸天说的。所以，如今所传的有些大乘经典，无疑是已经过了增补。但这并不是后世弟子故意打着佛的招牌而发挥自己的主张，乃是由于口口传诵的师承之间，无意及有意中加进：厂新的材料。因为在每一个时代环境中，必有不同的时代思潮，这种思潮时刻影响着佛教的学者是可能的，老师将传承于上一代的经典，再传诵给弟子们时，也很可能另外传授一些时代中流行的学问，传了数个．，时代的产物与佛教原典之间的界限便会自然消失，所以这是无意的加入了新材料。还有些资料，虽然从来未见师徒传诵，可是竟在某种因缘下发现了，以佛的法印衡量，确实不违背佛陀的本怀，并且含有殊胜义，于是被佛教的学者视为佛陀的圣教，集辑起来，便成了增补的部分或新出的经典，所以这是有意的加入了新材料。这样下来，大乘经典的篇幅，便愈久愈丰富了，例如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它是一部大丛书；八十卷的《华严经》，它的成立过程也有相当的久。如果一定要说那全是佛在某时某地说出的，实有违背历史的根据，而且也大可不必。因为对于佛教来说，经典是否出于佛陀亲口所说，并不值得争执，关键是看经典的内容是否合乎佛法的原则。而大乘佛教正是把握住佛法的原则（三法印），来发挥佛陀以济度众生为目的之本怀——菩萨道的菩提心。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大乘佛教也是释迦牟尼佛所宣扬的教义。

至于孙先生提出所谓的“大乘佛教与天竺外道相混合”，那是因为大乘佛教在印度兴起后，印度的数论及胜论等外道哲学，此时已完成了体系．新的婆罗门教维修奴派及湿婆派已趋于隆盛。所以佛教避免不了与之发生争论，但在争论的同时，也发现了对方的优点，于是取长补短或发挥所长扬弃所短乃是必然的结果。同时，南印达罗维茶族的文化；北印来自希腊及波斯的文化，佛教也在容忍的精神下，在不违背佛陀本怀的原则下，接受了它们，融化了它们。经过这样数番的大开大合，大乘佛教便达于鼎盛。这也就如同大乘佛教后来传到中国，又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互相吸收、融合后，立即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欢迎和接受，于是它又在这块土地上更添光彩和发扬光大起来，是一样的道理。这不正是说明了大乘佛教有一种如同孔丘所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高尚风格吗?如果象孙先生所认为是“说谎的本领大小”那样，它岂能在中国百家争鸣的哲学时代背景下，而有它的立足之地，况且又能发展至今呢?所以，佛教并不象孙先生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大家都知道，佛教的思想范畴非常广泛，其中最基本的教义就是指导人们如何修心养性、处世做人的道理，近代的佛教大德太虚大师曾说过：“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简单地概括起来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所以佛教从古到今，都是以“慈悲喜舍，劝人行善”的美德流传于世。它不仅对于促进世界和平、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等起到重要的摧化作用，而且对于当今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建设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到那时，人们不但能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高度物质生活，而且精神面貌更是焕然一新，社会已不存在任何阶级矛盾，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你抢我夺等不良现象，这也正与佛教里很早就提出的要实现“人间净土”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自有它一定的原理和方法，对此，孙先生是个专家学者，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佛教也同样有它的理论和方法宋实现我们的这个悲愿，对于我们的这套理论和方法，没有去深入研究和实践的人当然是不可能接受的，但是你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批判人家是在说谎啊。如果不摆出真凭实据，只是一昧蛮不讲理地而单凭自己的主观意识去断定别的是说谎，自己的才是真理，那岂不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客观分析问题”的原则相背道而驰吗?不然，那就纯粹属于作者的用心不良了。

二、佛教是否有阶级性

在《史稿》的”隋唐哲学思想背景”中，作者凭着那个时期的寺院里拥有一点供僧人自食其力的田地，就作出了这样的断定：“每一个寺主都是一个地主。社会是封建的，寺院也是封建的，它们是封建社会的宗教上层建筑，他们的根本作用是教人忍受现世的痛苦，修宋生自勺幸福，这样来麻痹人民的斗争精神，为稳定封建统治服务”（见《史稿》上册第536页）。天下却也有这样做学问的；只要稍有一点佛教史知识的人都会清楚，佛教产生之初并不是为了当时社会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恰巧正是对当时的统治思想——婆罗门教的挑战。原始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正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对种姓制度的不满，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思想与愿望。即使佛教后来成为一定时代的统治思想之后，也不能说明它完全是用来麻痹人民的斗争精神，而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因为在佛教这样一个庞大的思想理论体系里。必然也存在某些人民性的东西，也就是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识、愿望、情绪和要求的因素。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封建阶级扶植和利用佛教的事实，但这并不一定能说明佛教本身就是为它们服务的，因为同样也存在着封建统治阶级限制、反对甚至打击佛教的事实，但我们也并不因此就说佛教一定不能成为它们所利用的思想工具。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封建统治阶级是主体，佛教是客体，是否利用佛教，取决于主体，而不在于作为客体的佛教本身。∵况且，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它，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阶级同样也可以利用它。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群众就多次利用佛教发动起义。例如：北魏天监十四年，曾有沙门法庆领导的大来教起义；隋大业六年曾有号召“弥勒”的数十次起义，群众杀进东都洛阳；元末韩山童的“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相号召，点燃了全国性农民起义的烈火；明代从永乐年间唐赛儿起，就不断有人利用白莲教（佛教之异端教派）组织农民起义。这就说明了在佛教这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中确实存在某些适应被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成份。例如，佛教的平等思想与农民的平等要求，佛教的“无常”思想与农民想改朝换代的政治要求就是相通的。但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农民阶级的斗争工具。因为佛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思想理论体系，它即包容了各种不同的思想素材，又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演变，融入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的思想成果。所以，对佛教干生的社会历史根源，我们必须作深入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不是凭着一气痛快淋漓的漫学所能解决问题的。

令人可笑的是，孙先生居然还能把一寺之主（即方丈）说成地主，这真是天方夜潭、风马牛不相及之事。众所周知，作为一寺之主，必然有很高的道德、修行和学识等，而且还是僧众和信徒所最尊崇的高僧大德方能被推举到“方丈”这个宝座。另外，方丈的使命也是非常的艰巨和伟大的，他不仅要为一寺僧众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而操劳关心，更重要的是肩负着绍隆佛种、续佛慧命、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佛教重担。却不曾想到，如今竟然有人能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样慈悲的方丈和那贪图享受、无所作为的主方相提并论，真是无稽之谈。是否作者亲身体验过“方丈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令人百思不解。

三、佛教对社会是否有害无益

作者最后再也找不到什么把柄来攻击佛教了，于是就干脆赤裸裸地漫骂道：“僧人是社会的蛀虫，寺院是罪恶的渊薮。天竺佛教也好，中国化的佛教也好，都是一丘之貉”（引文同上）真是岂有此理一派胡言。只要稍有点良知的人都会认为，这简直是一种失去理智的行为，象个疯子说出的话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僧人、佛教对人类、社会作出过许多伟大的贡献。别的不说，单就载入中国史册的略举一二。例如：唐代的玄奘大师，他西行印度游学十九年，走遍了五天竺，跋涉了五万余里，带回并翻译了大量的梵文佛经。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文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宗教、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此外，玄奘大师还将这次所经历的各国各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信仰和历史传说等撰写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成为研究中古时期中亚、印度半岛等国的历史、地理和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所以，在西方学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始终给他留下了应有的篇章。继玄奘大师之后，我国还有一位高僧义净大师也浮海赴印度，先后周游三十余国，历时二十五年，回国后，也带回和翻译了大量佛经，还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其中记录了南亚很多国家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状况等．这些记载也是研究七世纪时印度、巴基斯坦和南洋各国的历史、地理的宝贵资料。不仅如此，而且还有很多僧人对中国的科技、文学、艺术等取得辉煌的成就。例如，唐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一行和尚，他最早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七一八年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早了将近一千年。他还用科学的方法实测了子午线的长度，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比外国早了约九十年。在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年，又完成了《大衍历》，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历法，后来的历法家几乎都是按照它的结构来编写历法的。唐朝著名的诗人寒山大师，他的诗赋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后来宋代文人王安石编写了《寒山集》，专门收集寒山大师的诗篇三百多首，于是形成了一种“寒山体”。唐朝中期与颜真卿齐名的大书法家怀素和尚，他的草书刚劲有力，奔放流畅。其代表作《自叙贴》是古典浪漫主义书法艺术的珍品。如此等等，在中国历史上，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僧人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此外，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还对中国的民间文十七和艺术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和作用。例如唐代僧人宣讲经文，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对当时的传奇小说后来的宋人话本以及民间的弹词说唱等都有很大的影响。唐代的雕塑大部分以佛像为主题．四川乐山的石雕大佛坐像，是我国最大的石佛像，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是世界上罕见的艺术宝库。唐朝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表现在寺院和石窟巾的壁画上，敦煌千佛洞的壁画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空前的，其题材都是以佛经故事为主，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另外，佛教的古朴建筑已成为许多著名风景区的突出标志，给祖国的锦绣河山更添光彩。佛经的刻印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典籍。其它还有影响较大的佛教医学和佛教音乐等等，不胜枚举。僧人对社会的贡献如此之大，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如此之深，而且给我们留下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难道就能被孙先生这些荒谬透顶的无稽之谈而一笔抹煞和全盘否认吗?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困为事实胜于雄辩，我相信铁的历史事实会作出公正的评价的。

四、尾声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孙先生在他《史稿》的序言中，坦白地说过这样一段话：“……感到没写佛教哲学家的专章，是一大缺陷，乃决心学点中国佛学。又靠友人帮助，我借到几本佛学入门书和《大藏经》。我硬着头破读下去……，佛家的哲学，我勉强接触一点原着。系统的研究，我没有力量了……。”（见《史稿》序言第2页和第18页），吗呼!仅仅凭借着对佛教这点粗浅的认识，就来批判佛教，打例僧人，真是天下奇闻。古往今来，曾有多少文人、学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研究佛学，无不为佛理的精深，佛法的广大而叹服。同样也有——些学者曾反对。攻击佛教，但结果却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正说明了佛教确实有它渊深广博的道理，所以人们常用“佛法无边”这个词语来赞叹佛教的高深和伟大也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当今却突然出来了孙叔平大学士，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研究出佛教哲学，并且还能发表他自己“一鸣惊人”的“高见”，真可谓奇才伟人。但却未免又有些令人疑惑和失望，因为佛教里的三藏十二部经论和各宗各派的理论思想，是我们一生都学之不尽，用这不完的。而孙先生只是为了完成他的大作才不得已去学点佛学，凭他这点佛学水平怎能诠出博大精深的佛教哲理呢?尽管他在资料上还是发费过一定功夫的，但也不够完整，诚如作者自己所言：“在我撰写本书的时候．以我手头掌握的材料为准。因此各章有繁有简。”（见《史稿》序言第2页）。另外，从文中也显而易见地可以看出作者与中国传统文{仁有着鲜明对立自勺一面。他说：“对于一个作家的分析，评价是我的，但我力求主观与客观统一，……对于我并无好感的唯心论者和形而上学论者，我也不抹煞他们的个别合理的见解和出色的命题。也有少数我认为一无可取的人物和著作，我觉得把他们作为反面教员来论述，也很有意义，”（见《史稿》序言第4页）。因此，在孙先生的整部著作中，除了佛学以外．对于其它一些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和著作，他都或多或少地评论、批判过。当然，其中自然也有许多不是“力求主观与客观统一”之处，这里我就不再一一指出了，将有待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分析辩论，这也正是我所要撰写此文来作“抛砖引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