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到中国
我是中日邦交恢复正常化之后，根据两国航空协议，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成员乘坐日中通航后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首航班机飞抵北京的，那是1974年9月。代表团团长是中岛健藏先生，随行的还有井上靖、宫川寅雄、有吉佐和子、白士吾夫、佑藤纯子等。需要说明的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是一个民间团体。我所在的访华团也有自己的特点，它是由老中青三代人联合组成的，我当时是该团中青年人的代表。在北京期间，我们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出席了周总理参加的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期间第一次拜访了中国佛教协会，并于广济寺第一次见到了赵朴初先生。记得那个时候，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后期，也许是“文革”的缘故，那时赵朴初先生看上去显得很苍老、忧郁，但给我一种沉稳、慈祥、诚恳的感觉。他当时说话不多，可待人非常随和可敬。他亲自陪我们参观了广济寺，而且陪我参拜了舍利阁。当时，我们访华团虽然有许多知名人士参加，如井上靖、宫川寅雄等，但我是作为主宾在大客厅与赵朴初会长见面的。为什么给我这么高的礼遇呢？我想可能因为我是奈良药师寺佛教徒的妻子，所以才把我做为主宾接见。当然，与中岛健藏、井上靖等老一辈相比，在当时我是非常年轻的小人物。所以说，那时给我那么高的荣誉，我是非常激动和难忘的。这也是托了佛陀的福吧！
记得当初拜会中国佛教协会时，我送了一件药师寺的佛画给赵朴初会长。这是一幅刻在木板上的佛画，它的夹板是日本白凤时代的木材，相当于中国的隋朝。这件礼品具有日本白凤时代的佛教艺术特征和风格。我送的这件佛教艺术品至今还保存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多宝殿中。当时，赵朴初先生对我说：“你送的这件艺术品对我们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是一次极大的促进和鼓舞。”那时朴老的气色不是很好，看上去好象还没有今天这么年轻。
二、艰难时代
我出生在日本大阪，后来读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当时在日本是不允许人们提到“中国”这两个字的，可以说那是一个特殊的又非常苛刻的年代。从这个角度讲，日中两国僧人们能积极接触并促进两国邦交的正常化，进行彼此间的交流，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比如：在中国抗战时期，甚至在50年代，如果谁在日本讲日中友好，谁在做日中友好的工作，就会受到人们的鄙视，甚至被投入监狱。即使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如果谁从事日中友好交流工作，同样会遭到人们的白眼和迫害。由此，你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从事日中友好的工作是多么的艰难啊！那个年代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思潮和情绪。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从事着日中友好的工作。在积极倡导日中友好运动的很多前辈当中，就有不少是我们佛教徒。可以这样说，在当时的佛教界中提倡两国友好的僧人不少，但有些人说出来，有些人没有说出来。换句话说，有些佛教徒是公开地致力于日中友好工作，而有些人却是默默地做。同时，日本佛教界中反对日中友好的也大有人在。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日本佛教徒们有时也会出现摇摆，他们的日中友好态度有时是随着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的。总之，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什么样的人都有，情形复杂多变。我和我的先生奈良药师寺副住持安田映胤都是积极倡导日中友好的人，但我们属于后者，也就是默默从事日中友好、做具体事情的人。
提起佛教界对日中友好所作的伟大贡献，我想一两本书也是写不完的。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表面上友好的人有，真心实意友好的人也有。比如商人们的友好是为了赚钱，但对于我们佛教徒来说，友好是第一位的。因为佛陀曾告诫我们众生平等，不鄙视人，人们应该相敬、相亲、相爱并和睦相处。
不管怎么说，日中友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十分艰难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换来的，是值得两国人民珍惜的。而且，我们佛教徒更应本着佛教和平主义的精神，积极倡导与中国的友好交往。
三、药师寺与法相宗
奈良的药师寺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日本诸多宗派和寺院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但说起药师寺与法相宗，我们不能不追溯它与中国的法脉关系，不能不提及唐代伟大的高僧玄奘法师来。众所周知，玄奘法师出生于隋末唐初（约600—664），后来他发愿去印度求学取经，曾参拜过许多佛教圣地和道场。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时带来了大小乘经、律、论共六百五十七部，并得到唐太宗的召见和礼遇。当时的长安有许多日本的遣唐使和留学僧，其中有一个叫道昭的僧人。道昭，俗姓船连，河内丹比人，是百济王辰尔的后代。他在白雉四年（653）五月，随日本遣唐使赴唐都长安，受教于玄奘三藏，并随慧满兼学禅宗。在唐求学七年，他回国时把玄奘法师所译的一部分汉文经书带到了日本，后来他在元兴寺和药师寺盛张法筵，其后便逐渐形成了以药师寺为中心的日本法相宗。这就是奈良药师寺与唐玄奘法相宗的传承和因缘关系。可见唐宋时代，日本与中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是很频繁，也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著名的中国高僧鉴真大和尚东渡日本传法，不仅创立了日本的律宗和其它诸多宗派，而且对日本的佛教文化艺术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奈良时代的日本文学家真人元开就着有《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述了鉴真大和尚在日本的弘法事迹。那个时候，日本也有许多求法僧来到中国学习。例如日本天台宗的高僧圆仁就曾着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求法的艰难经历。
药师寺虽然是1300年前建立的法相宗寺院，可是当时的建筑物仅存一座木制的三重塔。近30年来，我们为复兴药师寺伽蓝做了许多努力，重建了金堂、西塔、中门等。大讲堂目前正在施工，预计两年后完成。
去年，药师寺被注册为世界文化遗产。复兴寺院所需的经费都是靠信徒抄写《般若心经》后作为纳经费捐献的，是来自老百姓的善款。现在，抄经数额已达700万卷。
另外，我们药师寺还荣幸地邀请到了供奉在琦玉县岩槻市内慈恩寺的玄奘法师顶骨的分骨。为此，药师寺在复兴寺院的同时新建了一座玄奘三藏院，该院中央的八角堂内纳入了玄奘三藏顶骨舍利，舍利座上安奉了一尊玄奘三藏法师译经的坐像。该木雕坐像由大川逞一氏制作。像背后是一幅玄奘法师历经艰辛西行取经壁画。这幅画由平山郁夫画伯制作，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使我们药师寺僧众难忘的是，在玄奘三藏院伽蓝院落成的法会上，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携夫人陈邦织女士亲自为赵朴初先生题写的“玄奘三藏院”额匾举行揭幕仪式。
四、踏寻玄奘法师的足迹
从1974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至今我来中国已40多次了，其中有一年来了6次。但在中国，我最主要的访问地点是***，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常人难以到达的地方并拍了数万张照片，又是什么原因让我对丝绸之路有着如此大的热情和兴趣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丝绸之路是一代高僧玄奘法师西行取经走过的路，是玄奘法师的舍身求法之路。我们药师寺作为法相宗寺院，彰显开宗祖师玄奘的伟大精神是我们法相宗信徒应尽的义务。
作为法相宗的弟子，我们也想重新走一遍我们的前辈祖师走过的艰辛历程。重踏玄奘法师足迹之路的活动，是从1984年药师寺始建玄奘三藏院开始的。从那时起，我们就发愿要沿着三藏法师的足迹重走一遍。其实，在此之前，我的丈夫安田映胤先生从1964年来中国时，就已经开始了重踏玄奘法师足迹的活动，那时他去阿富汗4个月，也可以说他是我们这一活动最早的发起人。
迄今我已历经了中国以西的吉尔吉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国。
当然，我无法全部重踏1500年前玄奘三藏历时17年行走过的道路。比如阿富汗正处于战乱，也有些地方沙漠化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我已不可能重寻玄奘的足迹。为此，我深感和平之必要。我想重新学习、理解和体会玄奘法师对我们现代人的意义。
我很幸运，因为我已将西域即***境内玄奘取经之路全部走遍。不但走了玄奘走过的地方，还去了玄奘法师没能到过的地方，比如天山的南路和北路，伊犁、喀什、石河子、楼兰等等。
谈到玄奘法师西行求法壮举，以及他的《大唐西域记》，我们不妨谈谈日本的玄奘学研究。日本的一些学者由于没有走过玄奘法师走过的道路，没有进行过实地的考察，因而他们论文和著作中有许多失误或差错。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研究玄奘的学者不亲自到大漠沿着玄奘法师的足迹走走，不去亲自体验、感受西行取经的千辛万苦，那么玄奘舍身求法的实质精神是难以领会的。在日本有一种说法，认为玄奘是当时唐朝派出去的特务或间谍，是搜集情报去的。去年夏天在日本奈良举行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主题是“踏寻玄奘法师足迹之道”，会上就有学者提出了以上所谓的“间谍说”。以我为首的药师寺的信徒们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和有力的驳斥。像这类学者，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玄奘法师的初衷。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赶紧修正自己的方向，回到正道上来。
刚才您也提到了大谷光瑞探险队，包括欧洲的斯文·赫定、斯坦因、勒柯克、布鲁斯、普尔热瓦尔斯基等西域探险家，他们虽然也踏访过一些玄奘法师当年所经的路线。比如当年的斯坦因在西域探险考古时就怀揣着一本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可是他们与玄奘法师的目的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我自己认为研究玄奘及《大唐西域记》，不能仅仅局限于从佛教的角度去阐发研究，还应从历史地理及多学科的角度加以研究，这样才能充分发掘出玄奘及《大唐西域记》的历史文化价值。
五、远山先生的教诲
在与中国20多年的交往中，除了进行佛教文化交流外，我还参与了中国的希望工程和绿化事业等其它方面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直到今天，我还是一名教师，所以我对希望工程有着特殊的感情。我们曾经向湖南、宁夏等地捐献过希望小学和捐助学习用品。此外，现在中国西部的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作为一个佛教徒，如果我能为中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做些事情的话，那不仅满足了我自己的心愿，同时也是一件积德的善事。
记得1985年，我在***和田的库布其地方，与远山正英先生不期而遇。这个人非常有名，是日本鸟曲大学的教授，他当时是日本沙漠协会的会长。当时，远山先生对我说：“毛主席虽然在晚年犯了许多错误，但他为缔造新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他的一大功绩；他的另一大功绩是，在他的提议和倡导下发起了中国的绿色长城运动，这是毛主席的另一伟大贡献。”当时远山先生对我说：“我希望你能为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长达百年的绿化工作。”这是他对我的希望和要求。正是在远山先生的感化和教诲下，我也积极参与到了中国绿化事业的行列之中。我们曾在***沙漠化地区、黄土高原以及宁夏、山西等省区进行了植树造林工作。因为我时常在中国从事绿化工作，在日本好多人开玩笑地说：“安田夫人是不是离婚了？总往中国跑。”但我先生对我从事的日中友好工作非常理解，也很支持。
六、悠悠丝路情
我对探寻古代西域悠久的历史遗址和伟大的佛教艺术有着强烈的兴趣和热情。可以这样说，我对丝绸之路古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探索的欲望。同时，作为专攻历史地理的学生，我痛感重走玄奘法师取经之路在今天的深刻含义。我不仅仅是以一个佛教徒的眼光探寻古代辉煌的西域文明，同时我也是从一个历史地理学者的眼光思考和追问丝路文明千年的沉浮更替。正像您说的我对西域、中亚的历史地理及交通史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这是我的专业研究。比如您刚才提到的日本学者松田寿男着的《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一书，就一直是我的必读书、看家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
从人类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丝绸之路本身就是沟通中西文化的重要交通要地。比如敦煌、吐鲁番、高昌、楼兰、尼雅、于阗、喀什等等，它们在促进中西商贸的发展、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传播交流上曾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此外，西域及丝绸之路也是世界上几大宗教文明互相影响、彼此融合交汇的地方，诸如佛教、景教、拜火教、伊斯兰教等等，都曾传播到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重镇。的确，作为一个历史地理学者，我很幸运数次来到天山南北，并且将玄奘法师取经之路全部走遍。在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古代文明丰富多彩、宗教历史文化极为厚实的文化区域，我常常被一个个石窟寺伟大的古代佛教美术所震憾，被戈壁大漠淹没的一座座寺院遗址所感动，同时也被丝绸之路的大漠风光、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歌舞风俗和浪漫情调所吸引。我不仅为丝路的古代文明所感动，也为丝路的现代文明所感动。
我这次之所以来北京，在中国佛学院举办“玄奘三藏法师的丝绸之路”摄影展，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巩固日中两国传统的佛教友谊，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古圣先贤们的崇敬之情，建立纯正的佛教信念，昭显玄奘法师的伟大精神。如果现在年轻的法师和年轻的信众们，通过这个摄影展，能够认识到、体会到、领悟到玄奘法师舍身求法的坚定信念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
（本文采访中得到李贺敏先生大力相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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