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孔庙
孔庙又称文庙，别名黉宫，是祭祀儒家先师孔子兼祀先贤、先哲、先儒的祠庙。孔子死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他的弟子们在山东曲阜阙里将其生前故所居堂立为庙，岁时奉祀，这是最早的孔庙，当时只有庙屋3间，内藏孔子生前所用的衣、冠、琴、车、书。孔子的弟子们继续在他讲学的杏堂讲学研讨。两汉以来，历代帝王不断给孔子加封追谥，曲阜孔庙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由于历代帝王、朝臣、士庶崇敬孔子和儒学，全国各省、府、州、县大都参照曲阜的格局，修建了规模大小有差的孔庙。这些孔庙既是祭祀孔子和先哲、先贤、先儒的庙庭，又是官立的学校，同时还作学官的衙署，因此被统称为学宫。学宫早在孔子出生前的夏、商、周三代就有了，分为两类：在京城叫国学，在地方的叫乡学。国学分大、小；小学在宫之左，大学在郊。天子的学叫辟雍，诸侯的学叫泮宫；而乡学在州的叫序，在党的叫庠，在闾的叫塾。三代学宫，“祀先贤于西学”，祀奉的先圣是明君，先贤是名臣，把各自所授业者称作先师，没有专指。到了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一月，汉高祖路经曲阜，以太牢祀孔子，各地学宫里祀奉的就固定以周公和孔子为先圣，以所授业者为先师。唐贞观时，太宗下诏，以孔子为先圣，众儒为先师。从此学宫不祀周公，完全成了孔子庙。
云南最早的学校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汉章帝元和年间（前84~87年），王阜为益州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云南最早的学校约起于此时。
西汉时的益州，首邑在滇池县，即今昆明晋宁县晋城，是当时西南四郡之首。既设郡县，必立学校，《后汉书》说章帝时益州始兴起学校，应是有根据的。
三国时期，自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以蒋琬、谯周为劝学从事，在南中设学，提倡文化教育，儒学文化经蜀源源传入南中。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滇文化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现有建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的《爨宝子碑》和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的《爨龙颜碑》等文物可证。
唐宋时期，云南汉学文脉不绝。阮元声《南诏野史》记载：开元十四年（726年）“南诏晟罗皮立文庙”。《大理府志》记载：“至蒙氏，晟罗皮立文庙于国中”，“大理设学始于元和三年”。这与当时南诏儒家文化的发展水平相吻合，应该是可信的。南诏先后派遣了几千人到京城和成都“习孔孟之书”。史称异牟寻“颇知书，有才智”。他的清平官郑回也是文化素养很高的儒士，精通儒学，又善诗文。《旧唐书》说：“郑回，本相州人，天宝中举明经，授嶲州西泸令。嶲州陷，为所掳。阁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伽异。及异牟寻立，又命教子寻梦凑。回久为蛮师，凡授学，虽牟寻、梦凑，回得捶挞，故牟寻以下皆严惮之。”此外，如杜光庭“有诗名”，“以文章教蒙氏”，着名的《南诏德化碑》就是他手书的。其他的文士如段宗义、董成、杨奇鲲都有佳作传世。这时期，南诏一些人的诗文还被收入《全唐文》和《全唐诗》。韦皋镇蜀50年，南诏都遣子弟到成都就学。到了唐代大中初年，唐王朝缩减了南诏子弟在成都学习的名额，南诏深为不满，以朝献（文书）质问，足见南诏对儒学的重视。
《宋史》记载：政和五年（1115年），南诏大理国进奉使李紫琮等过鼎州（今湖南常德市），“闻学校文物之盛，请于押伴，求诣学瞻拜宣圣像，郡守张察许之，遂往，遍谒见诸生，又乞观御书阁，举笏扣首”。这条史料不能直接证明宋代大理国孔庙的状况，但间接证明了大理国是尊重儒学、崇拜孔子的。出使上国的“进奉使”，途中遇到规模大、文风盛的孔庙就去朝拜孔子像，就要谒见当地“诸生（儒士）”，还去参观了着名的“御书阁（图书馆）”，竟至“举笏扣首”。由此可以想见，在大理国内儒学居于多么崇高的地位。
元代大兴孔庙
宋理宗宝佑二年（1254年），忽必烈率大军攻克大理，但南宋王朝还存在，云南一直处于动乱之中。直到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年）云南局势相对稳定，才有条件新建或改建孔庙。
至元十年（1273年），忽必烈任命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主持云南军政。他于次年到达拓东城（今昆明）后，尽力缓和各种矛盾，云南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并把云南行政、军事、经济中心由大理转移到拓东城，摆脱南诏和大理国的影响。他大力发展生产，提倡文化，兴办教育。这时，汉章帝时益州郡的孔庙早已不复存在了，南诏和大理国时的孔庙远在大理，多已毁于兵火战乱。据《元史》记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盛。”由于赛典赤的提倡，云南各地孔庙就接踵兴建。
《元史·张立道传》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张立道除中庆路总管。先是云南虽知孔子，而祀逸少为先师。立道广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中庆路是当时云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首邑就是今昆明，辖昆明、富民、宜良三县和嵩明、晋宁、昆阳、安宁四州。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孔子”，再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这些史料都证明，元初的16年间（1276年~1292年）云南各路都奉命建立孔庙。但各路、府的情况差距很大，有的建了，有的建了却没有坚持下来，有的干脆没有建。据光绪《云南府志》记载，元代创建的孔庙，经过历代扩修、改建、重建，到清末还存在的有10处，即：云南府孔庙、安宁州孔庙、嵩明州孔庙、大理府孔庙、临安府孔庙、石屏州孔庙、河西县孔庙、澄江府孔庙、鹤庆州孔庙、永昌府孔庙。
建孔庙艰难，继续扩充维护也不易。《元史·忽辛传》里就有个很好的例子：赛典赤“为学校拨田五顷以供祭祀教养”，但他死后，“田为大德寺所有”。赛典赤之子忽辛（即纳速纳丁）为云南行省右丞，“按庙学旧籍夺归之。乃复下诸郡邑，遍立庙学，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文风大兴。”
这条史料可说明三点：第一，孔庙建立后仍有被其他势力（主要是元朝分封到云南的贵族和特权僧侣）夺占的情况，须要有人维护，有***支持；第二，由于忽辛等人也像赛典赤那样有远见，关心庙学，所以“诸郡邑”便也“遍立庙学”了；第三，初立庙学时是“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和“其教官以蜀士充”，时过29年，云南可以“选文学之士为之教官”了。元代建庙学时间不长，还是有成效的，庙学为云南培育了人才。
元代在云南虽一再明令“遍立孔庙”，但由于各种原因建立得不多，且难于稳固，所以只在几个云南行省***能直接控制的大府保存下来，又经过兵灾战乱，到明初已残破不堪了。
明代在云南省广建孔庙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王朝建立时，云南仍处在元朝梁王的控制之下，大理段氏及一些实力派还各保其地。直到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亲自部署，调集20万大军进军云南，到第二年云南才基本平定。随着政权的稳固，这一时期云南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发展很快，为广建孔庙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学制空前完备的朝代，学科扩充，学规严密，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府、州、县学，书院、义学、私塾、家学遍布城乡。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了学官，全国上下都在大建孔庙，儒学得到空前的尊重和发展。洪武时几十万大军及其眷属进入云南，把尊孔建学的风气也带进来了。明代在云南建孔庙59处，其中20处就是在洪武时建立的。
据明代朱国桢《大政纪》：“永乐十年三月丙申，云南左参政吕明善言：‘武定、广西等府，居民繁庶，请设学校。’从之。上曰：‘学校，风化所系，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特在上之人作兴之耳！”永乐皇帝认为边疆民族的人性，也和中原人一样是善良的，办学校是教化百姓，关系重大的事，应该提倡。凡云南申请开办学校他都批准，据《明史》载，永乐十五年（1417年）顺州知州王义请求建学，他批准了；永乐十六年（1418年）丽江府巡检庞文郁请求在丽江府和宝山、巨津、通安、兰州四个州建学，他也批准了。
此后，明朝历代帝王都放手在云南建庙学，各地纷纷修复、扩建、改建、重建孔庙。
到嘉靖、万历时，云南主要府、州、县都建了孔庙。到崇祯时，云南共有孔庙69处，其中有59处是明代建立的。由于文教的发展，明代云南不仅有了举人、进士，还有人点了翰林，入了中书。
清代云南省孔庙大兴盛
明代云南已广建孔庙，可是到了明末清初，云南迭遭兵乱，特别是吴三桂统治云南时，忙于军事割据，儒学不被重视，各地孔庙已衰微残破下来了。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冬十月乙卯，六岁的福临于北京即皇帝位，立即办了三件大事：一是告祭天地；二是颁布新历法，改元；三是“以孔子六十五世孙允埴袭封衍圣公”，表示对孔子和儒学的肯定。次月（农历十一月）下旨“设满州司业、助教。官员子孙有欲习国书、汉书者，并入国子监。”（以上均据《清史稿》）。那时福临才6岁，这些政令当然是孝庄太后和多尔衮的旨意。顺治十八年（1661年）福临亲政后，下旨全国府、州、县建孔庙。但当时云南还在吴三桂割据之下，所以云南孔庙的复兴，始于康熙，盛于雍正，成于乾隆。由于清***的重视和提倡，到道光时全省已有80多处孔庙，除极边僻地区外，绝大多数府、厅、州、县都已设学建庙，这是云南孔庙的极盛时期。
清咸丰、同治时，云南广泛发生了大动乱，许多孔庙遭到不同程度的焚毁、破坏、抢掠、盗窃，到光绪时才得以逐渐修复、扩建、改建、重建和充实。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下旨，把对孔子的祀典升为“大祀”（即与祭祀天地等同的最高祀典），孔庙的规制也随着升格。这时，云南省的孔庙已增至86处，其中17处是清代兴建的。但有些被毁的孔庙还未修复，另有9处被批准了的孔庙未及建立，清王朝就被推翻了。
辛亥革命后，历届民国***虽屡有尊孔的命令或祭孔的举措，但新学校取代了旧学宫，孔庙除祭祀外已无实用功能，大批孔庙被改作学校、机关、兵营、工厂、市场。到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所存孔庙已寥寥无几了。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