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一般以为，佛教对人类生态文明的贡献，在于佛教拥有不杀生的戒命、食素之理念，特别是中国汉传佛教的出家僧，自南朝萧梁时代开始施行的茹素行止。但是，在佛教的故乡印度，不杀生并非佛教一家之戒命，包括耆那教、婆罗门教及以后的印度教在内的所有印度本土宗教，都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遵守此项戒命，其差别仅是执行的宽严、不杀之生灵的范围之广狭；对此戒命自有比佛教更加严格遵守的耆那教在。更何况，现代社会中，正在逐步风行素食主义潮流，此风潮与佛教本不具有必然之联系。由此可见，如果仅从上述角度去认识佛教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似乎其意义并不突出，也不能显示佛教的特殊性和殊胜性。因此，在此层面上去讨论佛教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其价值和学术意义，确乎令人或有泛泛而谈之感，或有浮光掠影之嫌。问题是，佛教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我们应当站在什么高度、以何种视角来考察，才能予以切实的把握。
众所周知，佛陀系为一大事因缘而住世，度化生活于五浊恶世中的芸芸众生。所以，一般而言，我们似乎都看到，佛教由于主张不杀生、食素，因此佛教对于生态平衡、野生动物及环境的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其实，笔者认为，佛教的一系列主张，特别是其教戒中的相应规定，尽管确实对生态的平衡起到重要的作用，其效果和感召力也确实异乎寻常。但并不能由此认定：佛教对生态文明的贡献，仅仅止于不杀生及茹素的倡导。佛教对生态文明的贡献，以及对改善生态环境、树立人类生态文明意识的重要指导意义，首要的并不在于佛教具体对生态问题提出了什么观点和要求，而是佛教提供了什么样的思路和心理调适机制。因为，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实际上是以有情为中心的一种价值判断，是以心态调适为基础的。此点，在前几年被抄作得十分火爆的“香格里拉”问题上，即可发现其端倪：固然，香格里拉有“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之美誉；但在这种保存尚好的生态环境背后，其支撑点是“香格里拉人”平和的心态及健康的心理，那种向自然“适度”索取的理念——只取上苍赐予的、对我们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世人曾经将香格里拉的理念概括为“各民族和睦相处，不被种族、信仰、习俗所界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自然索取节制，以一种适度作为行为准则建立起来的文化秩序”。其实，这本身也是一种理想的、完美的生态文明境界的描述。理解香格里拉的理念，若离开其中所蕴涵的佛教之义理观念，无疑是雾中看花；进入香格里拉的境界，如缺失宗教的情怀，则更是难参其道。重要的是，香格里拉的境界，体现了人类高度理性的人文主题：和谐、自然、发展。
由此可见，生态文明的建设，关键在人类心态和心理的基础性调整。而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此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研究解决生态困境时，决不能忽视、甚至于无视心态对于生态的重要影响力。佛教有句明言：“心净则土净”，系“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之经文的净宗阐述，其中已经蕴涵着“心态的调适系生态平衡之基础”的命题，因此，佛教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举净化心灵之纲，张生态文明之目”的功效。
一
根据国际权威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诠释，所谓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其环境间的交互关系，以及生物彼此间的交互关系的一门学科。生态学系由德国着名生物学家海克尔所创用，并同时演绎出当代社会媒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生态系统”、“生态圈”、“生态文明”等概念，构成煌煌可观的生态学学科。该词的希腊文原义是“住所的研究”。实际上，生态学所关注的是我们人类居住生活的家园。
众所周知，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物的生存，依照佛法之教义，都需要有保证其存在、繁衍、进化的外在器世间，这是一项必要的助缘；不同生物需要不同的器世间条件，为此，自然在其演化过程中，为不同生物营造了各自所需的器世间；人类对这种器世间条件的干扰，将最终导致世间发生根本的变异，而给自身和生物的存在，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依科学的语言，则可表述为：生物的生存、活动、繁殖，需要一定的空间、物质与能量。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周围环境某些物理条件和化学成分，如空气、光照、水分、热量和无机盐类等的特殊需要。各种生物所需要的物质、能量以及它们所适应的理化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称为物种的生态特性。
佛教同时又强调，世间一切有为法，都系众缘和合前提下的存在，诸法的存在并非孤立的、自我毫无约束的。诸法存在的本身即是事物间相互联系性的具体结果。同样，依科学之见，任何生物的生存都非孤立的，即使同种个体之间，也既有互助又有竞争；植物、动物、微生物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相生相克关系；而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要，不断改造环境，环境反过来又影响人类。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与多样化，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近代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生物个体、种群和生物群落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生态系统的复合系统。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问题，都是生态学面临的重大课题。其实，当代人已清楚认识到，生态问题并非纯粹环境治理问题，生态问题所涉及范围，从自然科学一直到人文科学、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系一庞大系统工程。生态文明包含三个重要特征：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坚持持续发展原则；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坚持公平原则；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坚持整体原则。
尽管国际社会对生态问题进行了多方位深入研究，但究其实质，以笔者之见，生态文明实际上是一种标量，标志着人类在改善自身生存环境、生存条件过程中，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或保护程度，从而导致对自身及其他生物生存状态的影响程度；生态文明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其他生灵的亲和之程度。因此，生态文明具有多重丰富内涵，总体反映在人类的生态意识、国家的生态制度、公民的生态行为等三个层面上。其中，生态意识是人类在欧洲工业文明之后，由人类在因贪婪和无知，而导致生态破坏、生存环境恶化，并由此惨痛教训与残酷，逐步唤醒并树立的正确对待生态问题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包括心理、意识、道德等多方面因素，以及体现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价值取向。
生态文明，在现代社会已得到普遍重视，并已成为人类觉醒的标志。人们从制度、行为两个角度，全面衡量一个社会生态文明的健全程度；由此考量社会在生态方面的意识觉醒、法律规范、道德准则、舆论力度等诸多努力的进程。我国***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及“可持续发展”理念，实际上已经明确表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同时，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不仅包括人类在生态问题上所有积极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建设，而且包括生态意识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延伸和物化建设。”从而，将生态文明建设扩大到包括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问题是，依笔者观点，生态文明的建设虽应包括上述层面，但是，宗教信仰所发挥的调适心态与心理的作用，约束人类的物欲横流，乃是不可缺少的层面。也就是说，对于自然的敬畏崇拜，以及注重心灵的纯洁，对于生态文明的建设，应当说是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上的保障。这种保障，对构建自然与人类之间和谐的关系，是重要的前提条件；相比之下，经济层面的运作是一种趋利避害、为取得长远经济效益的选择，具有明确的功利性；政治层面的宣传与规范，可带来制度的保障，但执行时的百密一疏、落实上的措施不力，都会降低实施的效率；而文化层面的熏陶，固然能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但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经几代人的矢志以求，方可产生其效果；至于社会层面上改变生活方式，倡导良好生活习惯，前景似乎十分诱人，但一个民族良好生活习惯的培养，并非短期的倡导宣传可见效的。试想，在中国高学历精英人士最为集中、文明程度最高的都市社会中，提倡“不随地吐痰”之一项，其效果如何？我们从中国最大的国际性大都市上海，至今还在宣传和倡导“七不”基本生活规范之中，不难找到答案。诚然，笔者的分析，其宗旨并非否认上述各层面的努力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和作用；相反，恰恰认为，上述各层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非常现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仅以文化层面的道德素养熏陶、社会层面的良好生活习惯培养而言，对生态的保护之意义即显而易见。有例为证：当一九四五年“二战”的硝烟刚散去，整个前苏联面对的是满目疮痍的国土。在缺乏取暖能源供应的残酷现实中，莫斯科的民众度过了漫漫冬季，他们宁愿忍受严寒的煎熬，而不去郊区茫茫的白桦树林中砍伐木材取暖，其道德素养力量可见一斑；而瑞士这个有着“世界花园”之美誉的中欧小国，其公民已经养成容不得任何裸露表土存在，在每一寸可以种植的土地上都要铺上植被的良好生活习惯。因此，笔者只是旨在揭示：生态文明的关键，既取决于外在的因素，更取决于人类自身精神追求层面上的因素。西方社会的文化普及、文明程度、法律规范、道德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都相对优先于各发展中国家，但是，相比于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各欠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也并不能说已经彻底解决了生态恶化的问题，许多全球性或区域性的生态困境，同样也笼罩着这些国家。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有其根本性的基础存在，即平和的心态与健康的心理，只有具备平和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生态文明的建设才具有牢固的基础而不可动摇。去年笔者访问印度期间，发觉印度首都德里不仅在建设上严格保护原有的旧城（印度人称之为德里），并在其毗邻处新建现代化的首都（印度人称之为新德里）。其对历史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可见一斑；更见整个德里夜晚不见其首都的繁华喧嚣、灯红酒绿，似乎是个巨大的乡村，宁静幽暗，让人有回归原始森林之感。一打听，德里的民众十分讨厌城市的灯光——霓虹灯。一些商店安装了霓虹灯后，由于受到附近居民的投诉而不得不拆除。印度人认为，夜晚的强光不仅侵扰人们的睡眠，也将扰乱生态平衡。树丛中的松鼠、孔雀，以及路边的狗和牛，都需要在黑夜中睡觉；不然的话，一些植物会在强光下开花，鸟会很早离开巢穴，难免要扰乱动植物的生物钟。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我，作为来自于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另一个亚洲文明古国的公民，我和我的民族同胞们似乎从未由上述角度去考虑过城市的灯光布置。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我们向来为城市美丽的夜景而自豪，上海更有“不夜城”之谓。可我们在使用强灯光时，从不考虑是否扰乱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植物的生物钟。由此，笔者在一个由宗教文明为其文明精髓的国度，看到了对于生态文明的全新诠释。由此，笔者更为相信，印度这块宗教沃土中孕育的佛教，无疑在调适心态、心理，使之趋向于平和与健康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
二
从广义上讲，生态文明系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后，才意识到并予以追求的文明形态。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无穷财富和舒适、便利的同时，也使人类首次真切感受到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使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生存环境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现代生态研究者都确认：生态文明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较高的环保意识，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但利益的煽动无法平息日趋浮躁的心态、索取的欲望则将煎熬扭曲的心理，由此，无知和贪婪心理所导致的过度索取，贫穷窘境逼迫所导致的无视环保理念，以及急功近利于“杀鸡取蛋”式的经济模式……，这些都将使生态文明的建设仅仅停留在美丽的梦想之中。所以，上述生态文明之三大特征，必以倡导人类拥有平和的心态、健康的心理为前提。缺乏此重要前提的生态文明建设，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操作和制度层面上的规范，人类还是无法摆脱对自然的征服和索取欲的束缚。生态文明所需要的恰恰是对自然与人类自身和谐相处的认同感、亲近感。当代社会是否能够做好生态文明这一课题，对于社会的安定、政局的稳定、民族之间的和睦，其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任何轻视生态文明在上述领域重要意义的行为，都会受到来自社会和自然的强烈报复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近年来，昆明滇池、无锡太湖、青岛海域相继爆发的水面浮游植物疯狂滋长而导致的水质污染，对当地民众生活、地方经济、以及社会的稳定、和谐，都是严峻的考验。其实，当代环境科学的发展，已经对这种水质污染的成因和治理的有效方法有足够的了解。可是，类似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其深层次的原因亟待审视并切实重视。
依笔者之见，由世俗社会的层面上谈生态文明建设，其特征应当有四个，这是针对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弊端而言的：首先，由文化价值观角度，确认生态平等，包括人与自然的平等、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的理念，这是生态文明的基础和前提；其二，在生产方式上，倡导发展生态产业，推动生态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其三，在生活方式上，倡导生活的质量而非以过度、奢侈的消费为目标。人们的追求应是既满足自身必要需求又不损害自然生态、合理而简约的生活；最后，在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上，将生态意识渗入于社会结构，推动社会呈现更高程度的民主，强调在资源环境领域的共享和平等，维护更广泛的社会正义并保障多样性。冷静反思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即可发现，导致现代社会生态环境严重失衡的因素，除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外，多数是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度索取而导致。此无止境的索取，至今未见收敛。这种索取的冲动、以及索取的方式，来源于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弊端，一为无知，二为贪婪，三为贫穷。其中，如将贫穷视作是社会制度层面的难题的话，则无知和贪婪，均属于精神层面的问题。
所谓贪婪，是指一种攫取远超过自身需求的物质财富或肉体满足的欲望。《楚辞·离骚》有言：“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猒乎求索。”王逸在其注中特意分析：“爱财曰贪，爱食曰婪。”人类在道德上，对此种欲望一直持批判、否定的态度。各种文学作品中，对于贪婪的鞭挞和对于清静随缘的赞美，比比皆是。但正因如此，恰恰表明贪婪乃是人类的一种固有的顽疾。贪婪被天主教列为七宗罪之一，佛教则将此作为人类及诸有情所固有的“三毒”之一——贪、嗔、痴之首。实际上，贪婪是基于将物质财富与人自身愉悦错误相联系。然而，贪婪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及市场经济发展中，渐为西方文化所接受，并被誉之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成为“新教伦理”所能容忍、甚至于赞誉的德行。由此，人类在贪婪本性的推动下，开始了近代近乎疯狂的高度发展，一浪高过一浪，人类在获得高度技术进步、科学发达和物质财富丰收的同时，其贪婪的本性得到了空前的发泄。丰富的物质财富并未如人们一厢情愿的那样，给人们带来成正比的精神愉悦，相反，精神的空虚和困惑有增无减。而这种贪婪本性的发泄，却导致生态状况的急剧恶化。
佛法认为，贪婪是芸芸众生由无明所引发的本性，其依靠所谓的道德感化、制度约束、舆论监督、法律制裁，虽能有所收敛，或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这在佛教修学的立场而言，都仅系“伏道”。伏者，乃是对于贪婪等的对治方法之一，系从外在的各种对治因素入手，克制和压覆贪婪等人类之劣根。其中，克制可由各种崇高的目标为起因，乃“伏道”之正义；但压“覆”则为生恐因贪婪而声败名裂，从而对自己的贪婪、嗔恚的隐匿系拒绝悔过之行为，非伏道正义。人类社会贪婪习气的对治，事实上包括了道德感化、制度约束、舆论监督、法律制裁等诸方面。但是，这种伏道的功效是有限的，因为贪婪作为一种人类的顽疾，依照佛法之分析，系由累世的宿缘与今世的诱因激发而就，其中虽有今世“分别起”之成分，更有累世积累的引业、满业所带来的“俱生起”之缘由。所以，一旦发起运作，则会突破道德、制度、舆论及法律的制约，而泛滥、横流。这不仅会对有情造成毕生的痛苦和烦恼，且为满足其难填之贪婪“欲壑”，对殃及生态之举当会毫不顾及的。君不见，中国浙东地区本系鱼米之乡，百姓之家只要勤奋节俭，即可粗茶淡饭、衣食无愁。但曾记何时，在巨大商业利益驱动下，不顾山清水秀之生态沦为穷山恶水，一时间，浙东大地冒出如过河之鲫般的豪商富婆，GDP也以两位数不断攀升，给当地***和官员带来巨大财富和耀眼政绩。试问，当事者中，有谁不明道德和法律，又有谁不晓舆论与制度，为何明知故犯？回答只有一个，贪婪之本性所致也！此本性的最终熔化根除，须经自身的修行，以息除浮躁的心态、纠正扭曲的心理为其基础，方能逐步渐入佳境。对此，佛法中谓之“断道”。“断”为不续、除害、不生之义。依佛法之理，断道为断惑之道位，系指有漏及无漏之无间道，其中见道唯是无漏，修道则通有漏与无漏。“道能证断，及能断惑，得断道名，即无间道。”如于见道断见惑，于修道断修惑。“修所断贪嗔慢痴，色等境中唯起染着增背高举不了行转故，并说为依有事惑。……修所断惑于色等中，谓好丑等。然色等境非无少分好丑等别，是故可名依有事惑。又见断惑迷谛理起，名依无事。修所断惑迷粗事生，名依有事”。此断道与伏道之别，从一个侧面看出，世俗之道德与舆论、制度与法律，相比于心灵的净化、心理的健康之差别。因为，只有断道能永断烦恼、所知二障之随眠，有漏道及加行智绝非断道。所以，根除人类的贪婪之本性，非由断道之修行的工夫，不能为之。
人之本性不仅贪婪，更有无知。无知对生态的破坏，其能力不可低估。我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所兴起的全民动员消灭麻雀的举动，如今人们想起，尚甚感可笑；更有人们在自身贪欲和无知愚蠢的煽动下，成就了多少荒唐之事。仅举一例：人们由于无知，自古至今，在草原上与狼群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搏斗，争夺着牛羊，在人类围剿狼群的武器尚未发达之际，由于狼群本不因人类的围剿而呈现种类的危机，因此，人类与狼群的关系似乎永远是敌对的，互不相容的，人类与狼群之间的特殊相互依赖关系远未被人类所认识；但是，在当今人类异常强大，将狼群几乎被赶尽杀绝。直到此时，人们才发现，人类与狼群之间的关系所组成的生态链，并非因人类由无知而想象的那样简单，没有了狼，牛羊种群的自我优胜劣汰的机制失去了；狼不吃牛羊了，而牛羊赖以生存的草原，却被因天敌狼群的消失而疯狂繁殖的草原鼠啃蚀，成片成片消失沙化。结果是，狼没了，牧场也日见衰败……。无怪乎呼伦贝尔草原最近会为野生狼群的重新出现而欢呼，从农牧到工业等各行各业，由于人类无知而导致的生态失衡，其事例不胜枚举。
佛教认为，无知系由无明所致。无明之梵文原义为“不明白”，在佛法中其内涵为于诸法无所明了。“明”是智慧、学识。因此无明即无智，无知源于无智。世人一般都自以为是，自认聪慧无比，但由于对诸法之真相缺乏洞察之智慧，故有此自大狂之顽症。由于无明，芸芸众生未能了达唯一绝对之真相，故与众生真心本性不相应，由此产生种种之烦恼，导致心态的浮躁和心理的扭曲。《大乘起信论》说：“以不达一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为无明。”总之，无明是蒙昧错误的认识。我们对宇宙人生之真谛缺乏体悟，所理解认识的均系肤浅的、虚妄的、表象的、非不实在的世间存在，故此，常在心态浮躁与心理扭曲的状况下，追求着、索取着。如此作为，能不败坏我们的生存环境吗？能不破坏众生的生态世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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