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越”或“超越世界”的话题，学界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已经发表了很多论述。这是由“现代性”而凸显的摆在现代人精神生活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在哲学、伦理学的语境中，相对于现实，理想就是“超越”；相对于现存世界，意义世界就是“超越世界”。理想、意义并非脱离现实和现存，而是高于并指导现实和现存。其所指就是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市场机制所激发起来的唯财富、享乐是求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正不断地消解着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和人类精神赖以支撑的意义世界。人们追求物质功利（包括名位、权势、财富）而反为物质功利所役，成为物质功利的精神奴隶；人们在物质功利的主宰下，陷于名缰利锁而不能自拔，丧失了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社会惊呼这是一种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希望重建赖以驾驭和主宰功利贪欲的“超越世界”，在价值观上实现对功利贪欲的超越，从为物所役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早在一百多年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其《新民说•论自由》中就提出了“除心奴”的口号。所谓“心奴”，就是精神上的奴隶，凡四种：古人之奴隶、世俗之奴隶、境遇之奴隶，第四就是“心为形役”的“情欲之奴隶”，也就是被功利贪欲所役的精神奴隶。梁启超疾呼：“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自除心中之奴隶”，就是不为物役，变“物之奴隶”为“物之主宰”，实现对功利贪欲的精神超越，成就“我”的自由人格。如果推至更早的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战国，与雅斯贝斯所说的作为西方“轴心文明”表征的“超越世界”相一致，也已经提出了“重己役物”、“物物而不物于物”的“超越”思想。诠释并发扬这一思想，对于现代人摆脱因被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所役而陷于的精神桎梏，或许会有一定的人文启迪。∵
一、“重己役物”、“物物而不物于物”∵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个时期的诸子思想文化与古希腊等“轴心文明”相一致，也自觉到人或人性的局限，做出了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区分，并确立了自己的理想目标，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世界和人自身，原创性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伦理学说和人生哲学。他们大多都承认人有求利的欲望。“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荀子•荣辱》）但是，“蕴利生孽”，如果顺着好利恶害的性情，“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唯利所在，无所不倾”，既害了社会又害了自己。这种以贪求物质功利（外物）为人生价值目标的生活方式，荀子称为“役于物”，庄子称为“物于物”，也就是人为物所使役、支配，成为物质功利的精神奴隶，丧失了主体的人格自由。据此，荀子提出了“重己役物”，庄子提出了“物而不物”——“物物而不物于物”。人应该超越物质功利，主宰和支配物质功利，而不应成为物质功利的奴隶。∵
荀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荀子•修身》）“役于物”，指为富贵功利所使役、支配。如此，就必然要丧失主体的独立人格，就必然会趋炎附势，拜倒在王公权贵脚下，唯利是求。在《正名》又说：去内省而重外物，“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追名逐利、纵情享乐而反被外物所役。“故向万物之美而盛忧，兼万物之利而盛害。”（《荀子•正名》）贪利而役于物，其结果反为利所害。“役物”，就是自觉地驾驭和主宰（不是技术上管理）物质功利。这就要做到心志道，也就是“志意修”、“道义重”、“内省”。心志道，则“心平愉”；心平愉，则欲恶有节，“夫是之谓重己役物”（《荀子•正名》）。“重己役物”，也就是以“道义”为人生志趣，这样就能以义统利，节制物欲，实现对物质功利的超越。荀子的“重己役物”，庄子表述为：“物而不物”或“物物而不物于物”。∵
《庄子•在宥》说：“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庄子所说的“大物”是指土地和权力，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最大的功利所在。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掌握天下、国家的统治者，虽有土地、权力而不可把土地、权力以为利，这样才能不为这些功利所使役、支配，“故能物物”。清宣颖释：“不见有物，则超乎物外，故能主宰乎物也。”（《庄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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