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最近10年对清洁能源的重视，导致中国风电市场的增长速度已经位居全球之首——平均每小时就建造一台风力涡轮机。去年第二季度，中国仅在风能领域就投资了1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总投资额的一半。
于午铭站在达坂城的风力发电机下
于午铭人生最辉煌的时光，也许要从他50岁那年开始算起。之前30年，他奔波于***各个地方的水电站，好不容易升为***水电建设公司的总工程师。那年年初，他先是被调入水利厅的企业管理办公室做副主任，听起来像是等待退休的职位了。但半年后，他突然接到一个新任务，下属的某个企业急需一位新领导——据说，旧领导已带着一帮人投奔他处。
这位旧领导叫王文启，在***水利厅也是个名人，是那种敢于尝试新事物，不怕别人说闲话的。整个事件的起因，要上溯到1986年，王文启参加了一次去欧洲的风电考察团。回来后，他立即从丹麦订了两台风电机，想试试***是否具有风力发电的潜能。地点选在乌鲁木齐郊区达坂城的柴窝铺湖边。一年后，试验居然成功了——达坂城的大风，在***是出了名的。丹麦那时已是世界风电强国，看准了中国庞大的潜在风电市场。他们决定赠送给***14台风机，帮助王文启筹建了达坂城风电场，当时的亚洲第一大风电场。那是1989年，多年后，这被认作是中国风电工业化发展的第一步。
但王文启的创举并没有立即带来利润。风力发电的成本居高不下，达坂城风电场短期内不可能盈利。他决定投奔电力行业。而这个烂摊子，轮到了于午铭的头上。
于午铭是个稳重的人。自从1959年从西安老家考入***工学院后，他在***呆了大半辈子。他大学读的是机电，毕业后一直干的是水电，可从未接触过风电这个新鲜东西。不过他有个组织上的优点，“一生交给党安排”——后来的经历似乎证明，党安排的，也绝非不是惊喜。
最初的日子非常艰难。整个风能公司（包括达坂城风电场）一年的电费收入只有20多万元（每度电5分钱），发工资都很难。有时候，整个办公楼只有他这个总经理一个人在上班，其他员工都在想方设法从外面找点零花钱。那是1992年，中国正进入一个时代的拐点。邓小平的南巡，让***这个还在苦撑的事业单位看到一线希望。
于午铭很快摸到了时代的脉搏。他的管理方式处处迎合着中国正在萌芽的市场经济。风能公司变成一个什么业务都做的企业。他在公司内划设了许多事业部，每一个部门都可以去外面寻找自己的谋生之道，独立核算盈亏自负。其中最赚钱的，居然是达坂城风力场附近，312国道旁的一个加油站。有段时间，那里成为风能公司员工收入的重要来源。
但真正的转机，再次来源于欧洲。1994年，德国***实行“黄金计划”：每一个购买德国风机组的项目都可以无偿得到70%的捐赠。于午铭果断抓住了这次机会，一下子从德国购买了8台风电机。那年，运气似乎开始好转，电价也上升到每度电1毛8分。到了1997年，***的入网电价已经增至4毛8分，比以前翻了十倍。谁也没想到，于午铭到风能公司第六年，他们就已经甩掉连年的亏损，并且开始略有盈利。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极为少见的。
新中国的电力市场，一直是火电和水电的天下。和环保相比，经济成本仍然是电力运营商首先考虑的条件。但对风力发电的研究，其实早在1977年就已开始，浙江茶园子镇的一个18KW风电机组。到了第二年的“六五”计划时，福建平潭成立了55KW的风电机组。随后就是北京八达岭。但同时代的这些风电机组，大多都只停留在试验阶段。
1986年，四个科学家提交给中央***的一份报告，直接启动了中国的“863计划”，旨在研究全世界前沿的高科技技术。他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让中国不至于在未来世界中被高科技淘汰。这年，“风能开发利用”正式被列入国家“七五”科技攻关计划。也是这年12月，那位旧领导王文启，去了欧洲，随后就改变了达坂城的命运。他在投奔电力系统之后，很快就在达坂城打造了第二个风电场——直到今天，他仍然被认作是***风电第一人。
第二人也许就是于午铭，但他很快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之路。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风电场，都依靠进口风电机组，德国和丹麦一直是技术上的强国。1997年，于午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带着风能公司，全面进军风电制造业——要生产自己的机组，而不再仅仅是运营。没有人看好这个决定，就连于午铭的上级领导也不赞成。
那年夏天，于午铭带着一个工作组去了德国。他们在那里住了半个月，和一个风电机组公司签订了生产许可证和技术转让合同。他后来承认，那份合同就是今天“金风科技”的起源。
于午铭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赶上了中国“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后者给了他们300多万元经费，但于午铭的预算是4500万。他首先想到的是，必须成立一个新的产权明晰的公司来运营此事。他们东凑西借，发动水利系统的员工入股，凑足大约2000万元，又以“***新风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后来改组为金风科技股份公司）的名义，找银行贷款2000多万。1998年，他们研制的600KW风电机组正式下线，一共10台。其中4台卖给了风能公司，留下6台作为金风自己的运营资产——由此产生的电费收入，至少可以保证员工的薪水。
但于午铭知道，如何卖出第11台才是公司生死存亡的关键。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人肯轻易相信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风电机组。2000年，第一个订单来自***的阿拉山口，一个兵团订购了2台。第二年，河北承德电业局的工作人员偶然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到了于午铭的发言，坐着飞机到乌鲁木齐，一口气订了6台。到了2002年，他们中标获得广东风电公司一笔10万KW的项目，一下子卖出167台。对于金风科技来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订单。但那一年，于午铭退休了。他后来说，自己拙于官场应付，得罪过一些权贵人物，“顺理成章”的被下令退休。
我第一次见到于午铭，是在乌鲁木齐金风科技的行政大楼。他穿一身蓝色的工装，戴一副眼镜，我盯着这个貌不出众的老头问，“怎么才能找到于午铭？”
他办公室的门上写着“顾问”。2002年退休后，于午铭去了广东汕尾。他在那里的风电场度过了3年打工的生活（他说最有意思的是，工资反而增加了）。但到了2005年，中国科技部依托金风公司，成立了国家风力发电工程技术中心，他回到***。两个月后，64岁的于午铭，再次回到风能公司。和当年那次改变他命运的选择一样，他又被委以重任，试图改组这个公司。这反反复复的进退之间，中国的风力发电行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接替于午铭管理金风科技的是武钢，当年达坂城风电场的场长。他让金风科技成为如今的全球第五大风机制造商。中国***在最近10年对清洁能源的重视，导致中国风电市场的增长速度已经位居全球之首——平均每小时就建造一台风力涡轮机。即便和欧洲、美国相比，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也颇为壮观。去年第二季度，中国仅在风能领域就投资了1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总投资额的一半。但即便如此，武钢面临的情况也许比于午铭时代更为复杂。机会增多的同时，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对手。
于午铭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他在去年和老伴重新回到欧洲旅游了一次。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巴车里的韩国电视剧。他大部分时间都享受着自己的退休生活。但和许多国企干部不同，于午铭几乎赢得了他所有旧同事和下属的尊重。
2011年1月一个寒冷的下午，他开车带我们去达坂城。出了乌鲁木齐，我们沿着国道爬到达坂城的风口。于午铭指着一台矮小的白色风机对我说，“那是这里最老的一台风机，居然还在运转。”有时候，碰到一些待修的风机叶片，看起来硕大无比，触目惊心，像来到一个外星球。于午铭说，他已很少来这里，但每一次来，都觉得清爽。
也许在夏天，阳光很好的时候，达坂城看起来非常漂亮。但那天我们几乎不能下车步行。你甚至不能逆风打开车门。坐在轿车内也觉得随时会被吹走。回去的路上，我们经过国道旁一个破败的加油站，于午铭指了一下，笑着说，金风公司当年就靠它养活的。我赶紧掉头去看，那里显然失修多年，早已无人使用。但如果顺着加油站的背景一览而去，沿着公路两边，尽是呼呼直转的一片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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