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佛寺道观概述

长沙佛寺道观概述

古代长沙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的禅宗的重镇，也是中国道教洞天福地的荟集之地，两教并行不悖，历史悠长。佛教宣扬慈悲普度、善恶报应，倡导以修行来得到解脱。道教主张顺应自然、全性葆真，追求与道合一。看来佛道并无太大的矛盾，因而长沙百姓许多是既拜佛又拜神，佛道杂神同处的庙宇也比比皆是，体现古代长沙人民祈福求安的美好愿望。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正式产生于东汉（25—220）。原始道教的源头是楚地的巫文化，其渊源主要就是古代的神鬼崇拜和黄老之道。屈原《九歌》中的东皇太一是道教神仙谱中最为尊贵的神仙。湘君，即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是楚地民间祀奉的湘水之神，她们也成为道教神仙谱的成员。正由于道教与楚文化有不解之缘，湖南大地的名山秀水便成了四面八方修仙求道的人的乐土。唐杜光庭所着《洞天福地记》列有道教七十二福地、三十六洞天，其中今长沙地区占有二福地、三洞天。开福区鹅羊山为第二十二福地，传为成少卿升仙之处，旧有仙丹、丹台等遗迹。岳麓山云麓宫为第二十三福地——洞真虚福地，传为东晋邓郁炼丹处，今存吕祖殿、三清殿、祖师殿等道观建筑。浏阳大围山为第十三洞天——“好生元上之天”；洞阳山为第二十四洞天——“洞阳隐观之天”，相传为药王孙思邈炼丹升仙之处。望城县的黑麋峰也是道教的洞天，山上有大“寿”字石刻，相传为道教祖师吕洞宾所书。长沙县朗梨镇的陶公庙，早在晋代，道教“真人”陶淡、陶炬就修炼于此，有“丹后紫府”之称。长沙城中的街巷名斗姥阁、寿星街、玉皇坪、白鹤观、轩辕殿、太乙寺、三宫殿、雷祖殿等均是道教留下的“遗产”。

与道教创建大体同时，佛教开始传人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进入高潮。三国吴宝鼎三年（268），剡县僧人竺法崇来到长沙，创建了“湖湘第一道场”——麓山寺。隋唐五代是长沙佛教的鼎盛时期。隋代着名的天台宗创始人智（岂+页）最初出家长沙杲愿寺。六朝时建立的道林寺也在岳麓山，到唐代更加兴旺，有“道林三百众”之说。唐代长沙号称有“十大丛林”，高僧辈出。如智俨禅师就开讲于褚遂良题写寺名的“大唐兴寺”。麓山寺的景岑、宁乡密印寺的灵祜、浏阳石霜寺的庆诸都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影响的高僧。唐相裴休奏建的密印和石霜寺，分别成为禅宗沩仰宗和临济宗的祖庭。五代马楚王朝又把长沙丛林再次推向高峰。建于927年的开福寺，寺僧众多，寺院之宏，法席之盛，胜过前代。

佛教寺院和道教宫观大都建筑在风景最幽静优美的地方，把自然美和神灵美融为一体。使人产生一种“天人合一”和“返璞归真”的心理感受。长沙地区着名的佛寺道观不仅有菩萨和神仙的圣迹，而且还有山川名胜的地灵，它们把神灵的神圣性和地灵的空间性融成了一体，把天上的神灵和地上的环境结合到了一起，使宗教圣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神圣美，因而能把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的虔诚之心维系在有限的宗教空间之中。

长沙地区寺观建筑布局一般采用纵向的中轴对称、天井院组合的传统形式。佛寺常以水景相结合，大多建有“放生池”。早期佛寺建有佛塔，如南朝刘宋时麓山寺“作为塔庙”，唐铁佛寺建有湘春塔，五代开福寺建有千佛塔等。但后期佛寺建塔渐少，塔多移出寺外，或有寺无塔，这是中国佛教本土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今存佛寺规模较大者多有多进山门，多进庭院，纵深依山而上，但主体建筑都是“大雄宝殿”。在城镇的佛寺，建筑一般紧凑密集，较小的几乎与民居无异。道观规模一般较小，不设钟鼓楼之类，更接近民间祠堂神庙。较大的道观多处在城镇，常设置戏台于前部，以适应庙会公共活动的需要。

佛寺道观建筑的营造法，早期较大的寺庙多用木构歇山顶，较晚时期除主殿用单檐或重檐歇山外，其余殿堂多用硬山砖木结合，并突出弓形封火山墙及高大的牌楼式山门，与一般民间建筑形成咀显反差，成为寺庙独有的一种标志，体现了长沙本土寺庙的建筑特色。大殿的构架大多采用抬梁与聋斗相结合，早期寺庙保留了许多古老做法，如梭柱、木（木+质）、月梁、斗拱、驼峰，以及东西阶等等，但又不受官方营造法式的束缚，形成多种造型变化，从而反映出较强的地方特色。

佛寺和道观虽同属宗教建筑，但在平面布局和营造方式还是略有不同。汉传佛教寺庙深受宫殿、王府、坛庙、住宅等传统建筑模式影响，一般都由一组又一组的庭院式建筑组成，中轴线分明，左右对称。单体建筑种类非常丰富，殿、堂、楼、阁、廊、庑、亭、台等，凡是我国古代建筑的诸多类型在汉传佛教寺庙中几乎都有。道观虽然也深受传统建筑形式的影响，但更注重道法自然，提倡隐居修炼。因此，道观建筑大多依山就势，顺势布局，高低错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道观虽然也讲左右对称，但一切得遵行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的方法，在道家看来，坐北朝南代表了乾南坤北。东为青龙，属木；西为白虎，属金；东西对称，即为八卦上的坎离对称。观中庭院采用四合院形式，四方代表着金、木、水、火，中心为土，故四合院就象征着五行俱全、吉祥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