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佛禁佛李德裕

弘佛禁佛李德裕

李德裕是会昌禁佛的主将，但他又曾经以佛教徒的身份创建一座宏制的江南寺院。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人身上，真让人难以置信。而李德裕建寺的历史过去鲜为人知，它的面纱是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次考古中被轻轻揭开的——

李德裕（787-850年）是唐代着名的政治家，同时又是武宗会昌禁佛的主持者。他曾于长庆二年至大和三年（822-829年）、太和八年至九年（834-835年）、开成元年至二年（836-837年）三刺润州（今镇江），前后长达10年左右，自述为“三守吴门”。在润州期间，不但政绩显着，关心朝政，而且对待佛教的观点和态度也颇为突出，表现出他与佛教之间多层面的立体关系。

北固山创建甘露寺

1960年4月，为了配合北固山甘露寺铁塔的修复，考古人员对塔基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包括移藏上元（今南京）长干寺、禅众寺的舍利以及金棺、银椁等大批唐宋珍贵文物。其中，并出有两组李德裕亲笔题记的石刻：

重瘗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题记石刻。方石一，10.6厘米见方，刻楷书五行，全文为“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润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德裕以长庆乙已岁正月戊申日建塔。”石函一，盖阴刻楷书六行，全文为：“上元县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二十一粒，缘寺久荒废，以长庆甲辰岁十一月甲子，移置建初寺；分十一粒置北固山，依长干旧制造石塔，永护城镇，与此山俱。”长方形石一，长15厘米、宽11厘米，面刻楷书五行，全文为“李德裕敬造石塔，石函一、金棺一、银椁一、锦绣襥共十重，并自题石函底盖及此石，永充供养”。

重瘗禅众寺舍利题记石刻。方石一，56厘米见方，刻楷书14行，全文为：“有唐大和三年乙酉岁正月廿四日乙已，于上元县禅众寺旧塔基下获舍利石函，以其年二月十五日乙丑重瘗藏于丹徒县甘露寺东塔下，金棺一、银椁一、锦绣襥九重，皆余之施也。余长庆壬寅岁穆宗皇帝擢自宪台，廉于泽国，星霜八稔，祗事三朝，永怀旧恩，没齿难报，创甘露宝刹，重瘗舍利，所以资穆皇之冥福也。浙江西道观察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润州刺史、御史大夫李德裕记。”另外，还出有李德裕为禅众寺舍利石函盖的题记，内容与方石题记相似。

以上石刻弥足珍贵，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李德裕造塔及创建甘露寺的年代、目的等诸多信息。

李德裕时任润州刺史及浙江西道观察使等职。浙江西道统辖江南运河流域6州：润、常、苏、湖、睦、杭。治所驻润长达200余年之久。润州辖6县：丹徒、曲阿（丹阳）、延陵、金坛、句容、上元（江宁），而上元即是今南京，它是隋灭陈后将六朝都城行政降格为县，并由润州管辖。其时，浙江西道及润州的衙署都设在北固山前峰（即三国铁瓮城旧址），而官邸位于中、后峰。

从上述石刻题记中可以得知，李德裕创建甘露寺是出于对佛教的信仰以及政治的双重需要。而作为名刹，通常都应该设有舍利塔。所谓舍利，即是佛家所称的佛骨，传为佛祖释迦牟尼谢世火化后的遗物，信徒们建塔予以供奉。因此，李德裕建寺之前，首先筹备建塔，而建塔又必须要有舍利。为此，李德裕于长庆四年（824年）至州属白下县长干寺，在其已经荒废的旧塔基内取得舍利。其中，以10粒移置白下建初寺，另11粒移于润州，瘗藏在北固山后峰新建的石塔之下。不久，李德裕又“施州宅后地，增拓基宇”，即将他的官邸后园辟为寺基，在北固山后峰南坡之上大兴土木，依山建寺。至宝历二年（826年）终于落成，因其年“三月己亥，甘露降北固山，李德裕建寺因以为名”，称甘露寺。

唐代润州城内外已有多座佛寺，如城内慈和寺、青苔寺，城外鹤林寺、金山寺等。既然如此，李德裕缘何还要兴建新寺呢？这可以从甘露寺塔基出土的多方石刻中窥见其端倪：首先，李德裕是一位佛教信徒（当然，他同时还是一位道教信徒，更是一位儒家忠实信徒）。因为无论是他寻移佛祖舍利，施金棺银椁，还是敬造石塔、创建佛寺的事迹都表现出他对佛教的尊崇，甚至他在自题的石刻之中直接表明自己“供养”者的信徒身份。这是他造塔、建寺的动因之一。

李德裕在建塔之初，他在自题重瘗长干寺舍利的石刻中，祈求能“永护城镇（润州），与此山（北固山）俱”，深表他对润州人民及北固山的美好祝愿。这是他造塔、建寺的又一动因。

至于后来重瘗禅众寺舍利、创甘露宝刹，则是“以资穆皇帝之冥福也”，感谢穆宗的提擢、重用之恩。这是他后来补加的另一动因。

其实，李德裕创建甘露寺还有一项重要的政治考量，他希望在衙署、官邸近旁建造一座寺院，一方面能在大江以南起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便于对佛教的沟通和掌控。

而李德裕在润时期，更是十分敬重学者型高僧，并曾多方延请他们来讲学或住持。《唐语林》曾记有李德裕礼敬上元瓦官寺僧守亮事。“李卫公镇浙西，以南朝旧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诸寺，令择送至府。瓦官寺……守亮既至，卫公初见，未之敬。及于言论，分条析理，出没幽颐，公凡欲质疑，亮已演其意。公大惊，不觉前席。命于甘露寺设官舍，自于府中设讲席，命从事以下皆横经听之，逾年方毕。既而请再讲，讲将半”，突然发病去世，“公（李德裕）率宾客至寺致祭”，“自草祭文，谓举世之官爵，皆加于亮，亮尽受之，可以无愧。”表达了对高僧无比崇敬之意。另，有上元栖霞寺僧清源，“学赡经肆，人罕畴匹”。“长庆初，工部尚书李相国德裕，镇于浙西，洗心道域，延居京口（今镇江）。赞禀禅要，推契夙心。”待李德裕调离润州，清源才返回栖霞寺。

甘露寺的创建，倾注了李德裕的多年心血，体现他既重视佛教、又要控制佛教的双重目的。

查私度、禁圣水、罢山房

在唐代，佛教的膨胀发展对于国家的经济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如何抑制寺院经济、限制僧尼总量是唐代***面临的难题之一。李德裕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非常鲜明，在润期间采取了若干措施，如查私度、禁圣水、罢山房等，力克弊端，影响较大，表现出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和勇气。

中唐自元和后，天下严禁私度僧尼。长庆四年（824年）“徐州节度使王智兴聚货无厌，以敬宗诞月，请于泗州置僧坛，度人资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党渡淮。”此事李德裕得知后，即亲临润州蒜山渡查证，发现一日内渡江者有数百人，其中十之八九是去徐州参加剃度。他立即向朝廷劾奏：“泗州有坛，户有三丁，必令一人落发，意欲规避王徭，影庇资产，自正月以来，落发者无虑数万。”“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诞节，计江淮以南失六十万丁。”旋后，敬宗下诏禁止。李德裕此举，避免了国家数十万丁徭赋的流失。

宝历二年（826年）亳州“妖僧逛惑，狡计丐钱”，“诡言水可愈疾，号曰‘圣水’。转相流闻，南方之人，率十户僦一人使往汲……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他汲，转鬻于道，互相欺诈。”李德裕又亲自去城西蒜山渡点验，“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日三五千人，严勒禁逻捕绝之”。并建议朝廷速令填塞，以绝妖源。朝廷很快采纳，从而打击了“妖僧讹惑，狡计丐钱”的不法行为。

江南地区古来信巫，野祠山房泛滥其间，这既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又影响社会治安。李德裕采取了教化和严惩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请社会贤达扩大宣传，另一方面对野祠、山房予以取缔。仅在浙西一地，即“拆毁淫祠一千一十所，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盗。”

李德裕在润州十年，对于取缔私度僧尼，保护国家役赋对象，抑制寺院经济的膨胀；打击妖僧滋事惑众，欺骗民众、聚敛钱财；铲除打着佛教等旗号的野庙、山房，维护社会治安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为调整国家与佛教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保留佛教艺术瑰宝

李德裕主持的会昌禁佛，在全国共取消寺院四千余所，“收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为两税户”，此举为国家与佛教关系的平衡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当时也并不是取消一切佛寺及僧尼，而是实施保留少而精的政策。会昌五年（845年）中书门下奏请，“诸上州国忌日官吏行香于寺，其上州各为寺一所。”而润州属上州，在十万户州之列，所保留的佛寺当是李德裕创建的甘露寺，这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有明确记载，在会昌中“唯甘露（寺）不毁”。甘露寺不仅被保存下来，而且还将州内各寺的名画集中于甘露寺保管。这一史实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有翔实的记载：

“先是宰相李德裕镇浙西，创立甘露寺，惟甘露不毁。取管内诸寺画壁置于寺内，大约有：顾恺之画《维摩诘》在大殿外西壁。戴安道《文殊》在大殿外西壁。陆探微《菩萨》在殿后面。谢灵运《菩萨》六壁在天王堂外壁。张僧繇《神》在禅院三圣堂外壁。张僧繇《菩萨》并《神》在文殊堂外壁。展子虔《菩萨》两壁在大殿外。韩干《行道僧》四壁在文殊堂内。陆曜《行道僧》四壁在文殊堂内前面。唐凑《十善十恶》在三门外两头。吴道子《僧》二躯在释迦道场外壁。吴道子《鬼神》在僧伽和尚南外壁。王陁子《须弥山海水》在僧伽和尚外壁。”

以上，共记录有11位画家，35壁（幅）画作，内容基本上是佛教题材，有菩萨、文殊、维摩诘、行道僧、神、鬼、十善十恶以及须弥山海水等。画家时代从东晋至唐代，而即使是属于唐代的画家，他们的绘画活动也都是早在李德裕创建甘露寺之前。由此可证，这些作品绝大多数原不是甘露寺所有，确是从别处寺院中移置于此。这中间，如顾恺之的《维摩诘》，显然是取自上元（南京）瓦官寺，而其余作品当是从润州地区内各寺院择优收集。其中，许多名画在甘露寺被保存了较长时间，直至北宋时苏轼游甘露寺时，还见壁上画有“僧繇六化人，霓衣挂冰纨。隐见十二叠，观者疑夸漫。破板陆生画，青猊戏盘跚。上有二天人，挥手如翔鸾。”可见历经二百余年之后，陆探微、张僧繇的名画还能得以保存，这不能不说是李德裕的功劳。

会昌时期甘露寺的聚宝之举，体现了李德裕重视佛教艺术珍品，意将甘露寺打造成一座历代名画“博物馆”的良苦用心，这在我国艺术史上也是开创了一项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