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利众生相

∵∵∵∵一则佛家故事讲一天，宋朝徽宗皇帝出游来到长江畔的金山寺。他登上金山寺高处的一座阁楼，极目远眺江中来往如织的船只，问住持黄伯禅师来往的船只那么多，究竟有多少只呢黄伯禅师回答说只有两只。徽宗不解真意，禅师就进一步解释说一种是寻名的船，一种是养利的船。徽宗顿时恍然大悟，来来往往的船只虽多，数不清楚，但追根究底，离不开追求功名和利禄两种目的，所以实际只有功名利禄两只船。这就如《汉书·食货志》讲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在尘世间奔走忙碌，都是为了逐利这一个目的。

逐利行为之所以是世间最普遍、最常见的社会现象，是因为这种行为是以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本能物欲本能为基础的，谋利、逐利就是为了满足人的物性之欲。所谓利，在这里就是指能够满足人的物性之欲的种种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金钱。利有小利和大利之分，小利仅能满足人的一般生存需要，大利则能满足人在社会生活中滋生和膨胀的诸多物欲。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人们逐大利的欲望和行为，即发大财，求富贵。在古代中国，功名和富贵是两大基本人生目标，也就是黄伯禅师对徽宗皇帝讲的名和利两只船。

如果说对功名的追求还带有一点士子们寻求人生理想的意味，对富贵的向往则简直就是人们的粗浅欲望，在老百姓家中、几乎家家都供着财神菩萨，似求为自家带来财运，保佑自己和家人大富大贵。早在春秋时期，怀着崇高社会人生理想的孔子就曾对此发出感叹，说现在的人都欲富贵而轻贫贱。那么，为什么人心的普遍倾向会是欲富贵而轻贫贱呢其中最直接的一点原因就是前面讲的富贵意味着能充分满足人的各种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欲望;富贵就意味着高台楼阁，锦衣玉食，三妻四妾，受人趋捧。这里面显然包含着一个基本的感性快乐原则，即富贵等阿于吃好、穿好、玩好、受人尊敬羡慕，享受快乐。贫贱则是缺吃少穿劳累卑贱受人鄙视遭受痛苦。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富贵就是人生幸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体会和感受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有钱幸福，无钱痛苦。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那一样不花钱呢钱少了，我们就会感受到物价上涨，东西昂贵的压力;我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已的消费心理;在家庭生活中，也会因处处为家务烦心而引发夫妻矛盾甚至家庭破裂;在社交上，就会因出手不大方、不滞洒而被朋友认为小气。总之，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大不富，在一般人眼里就贵不起来，也幸福不起来。反之，一旦发了财，人家不能穿的衣服自己能穿，人家不能住的宾馆自己能住，人家不能买的轿车自己能买，享受到人家所不能享受的快活，自然就会被人们认为很幸福。而且只要体有钱，别人就不敢小看你。记得笔者有一次去买卤菜，恰逢老板娘与一顾客发生争执，老板娘说那顾客没有付钱，那顾客说付了，争执不下，那顾客干脆从衣兜里猛地陶出一大叠钱，往桌案上一拍，傲然厉叫你看我是付不起钱的人吗？”数量之巨，令围观者咋舌。老板娘一见之下，也顿时语塞，不敢再说那顾客赖帐。当时我就想，这顾客这一露富真是致胜法宝，不然，那赖帐之名怕是不好洗刷的了。

不难看出，人心的欲富贵而轻贫贱，以富贵为人生最大欢乐和幸福，暴露了人心的某种缺失，即缺乏对生命归宿的终极关怀，缺乏使生命超越的理想。而这反过来说也是人们热衷于富贵利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孟子曾经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就是说，心中有了比生命更重要的关怀对象，在二者只能选其一的时候，就只能牺牲生命，包括现实的一切富贵利益，以维持保全终极关怀的对象。如若不然，心中没有彼岸世界，没有死后生命的宏扬，就必然会加倍地迷恋和看重现实生活、现实享乐、现实幸福，全力追求和享受人生富贵。事实也是如此，抛弃了超越理想的人，也就是提倡及时行乐的人;淡漠了超越理想的时代，也就是人欲横流、以富贵享受为荣的时代。儒家提倡以不朽之名为实现生命超越的目标，因而儒家重义轻利，安贫乐道，视富贵于我如浮云，把成就不朽之名的理想看得高于一切。然而在名教废弛的魏晋之际，产生了一本伪托《列子》书，书中《杨朱篇》的主人公杨朱，则公然抛弃了追求成名与不朽的理想。一天，杨朱在鲁国游历，住宿在一位姓孟的朋友家里，姓孟的和他讨论起名的意义。孟朋友问老老实实做人就够了，要名声干什么呢？杨朱回答靠名声来发财致富。孟朋友问已经富有了，为什么还要求名呢杨朱回答还要谋个显贵地位。已经显贵了，怎么还在追求名呢。为了身死之后。大都已经死了，还要名干什么呢为了子孙。在杨朱看来，所谓名的不朽意义，就是为了荫及子孙后代，使之绵延繁荣，但实际上，真正有名的人，如管仲，他死后他的家运也就衰落了，子孙受穷，而那些并没有什么实际贡献的人，如田成子，只是因为善于笼络人心，骗取了假名声，他便据有了齐国，子孙得以享用，至今不曾中断。而且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务实的人并没有名声，而求名的人却并不务实，所以名声是虚假的。更何况，无论是有名的人还是无名的人，无论是名声好的人还是名声坏的人，死了都是一堆枯骨，谁知道他们生前的差别既然如此，杨朱说且趣生前，奚遑死后，还是赶紧追求眼前的快乐吧，哪有闲功夫去考虑死后的事情。那么人生最大的满足和幸福是什么呢杨朱说是拥有华丽堂煌的房屋、美丽鲜艳的衣服、美味可口的食物、娇嫩漂亮的姑娘。而这也就正是古代富贵者的享乐生活。可见，杨朱丢弃了对死后命运的终极关怀，所以把追求幸福的目光投向了现实的享乐，这不仅是感性的倾向，而且是理性认识的结果。

同样，当一种传统的、长期为人们所信仰的生命超越境界受到怀疑，从而使时代和社会缺乏有吸引力的超越理想时，整个时代相社会就会变得人欲横流，发财求富求贵之声就会弥漫人间。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西方历史上有过，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当时，传统的基督教理想受到怀疑，过顺应人性自然生活的呼声普遍高涨，社会上享乐之风极其盛行，富贵、金钱、爱情三者被视为人生最大的追逐目标。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人欲横流的时代，明朝中期的社会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人们对传统儒家取想的理解产生了分歧，许多人主张名教不应成为束缚人心人性的绳索，提倡枉灵自由，提倡在现实人生中寻求幸福。因而当时整个文化情绪的特征如李浑厚所说的，是充满着对人情世俗的津津玩味，对荣华富贵的钦羡渴望，对性的解放的企望欲求。而在实际生活中，则从宫廷到民间，都充满了恣意纵欲，享乐富贵的存为。不过，在我们今天的的社会现实状况中，我们对理想衰落富贵之心腾起的事实更有感受。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商品原则、经济原则、市场原则，正在成为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主导灵魂;过去一切神圣的事物，包括理想、道德、人格、文化事业，政治追求、爱情、友谊等等等等，在金钱面前全都变得软弱苍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间实相重又毕现无遗。在家里，在单位，在工厂，在农村，在机关，在学校，人们心里想的，嘴上讲的，几乎全是如何发财，能否发财;富贵如山挡不住，金银似潮滚滚来,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之类的老式求财对联随处可见;地摊上摆满了《发财要诀》、《商海捞珠》、《怎样从别人口袋里掏钱》以及算命测字等满足人们求富心理的书籍;电视中连续点播流行歌星演唱的发财歌曲，北京的倒爷震东欧，开张大吉发发发，股市行情牛牛牛……;．这两年逢年过节，笔者的BP机必然会收到恭喜发财的祝愿，朋友见面，也必然询问发了没有一句话，仿佛整个社会都在围着钱字转，连小孩子也不例外。一天，我听见读幼儿园的儿子在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就没了下文，只是反复唱这两句。我便问你捡到钱干什么？儿子回答说放进存钱罐里。我又问“为什么不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儿子说我长大了要买汽车，交给警察叔叔我就成了穷光蛋。我震惊于儿子的回答，我无法确知他这种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但我想这与我们的社会在清除旧思想、旧观念的过程中，尚未树立起新的生命超越理想不无相关。

对于众生欲富贵而轻贫贱，以追求富贵发财为人生最大目标的社会普遍现象，如果仅从人生倾向角度来看，本身无可指责，也无所谓善恶。然而，佛家把这种人性倾向与放纵这种人性倾向对人和社会的实际影响联系起来看待，就不能不对之特否定态度，视之为人生需要予以超越的主要对象。因为佛家的基本价值观和人生觉悟在于认为，人的欲利之心投之于社会并不能给人，给社会带来欢乐和幸福，相反却正是造成人生和社会苦难的根源。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佛家是如何启迪人在人欲横流的世界中觉悟并追求生命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