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意义

（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意义∵∵

∵∵作者:∵张雪松∵∵民族报

第二届佛耶对话国际研讨会今年在香港举办，邀请了两岸三地，以及美国、日本、挪威等国学者20余位，济济一堂。大会收到的20余篇论文中，有从理论上探讨佛教净土与基督教天国在教义上的相似与差异、互补的可能性，也有从实践层面探讨寺庙与教会的差异；有探讨中国净土经典、思想与历史，也有涉及日本净土真宗的研究；有探讨西方传教士来华后对佛教的看法、引发的争议，也有对现当代跨宗教、跨文化领域的着名学者阿部正雄、潘尼卡、西田几多郎等人思想的探讨；大会还有数篇关于当代汉语佛教界热门话题人间佛教、人间净土的研究，使对话更有时代气息。大会最后一日，部分基督教学者、日本净土真宗学者还到香港地区都市道场“佛香讲堂”体验拜佛、上香、坐禅和吃过堂饭，让对话更有现实感。

大会的论文能如此异彩纷呈，与大会所请学者的多样性，是分不开的。到会的专家学者，许多人的身份本身就体现了“对话”的特征。如田道乐先生，他的父亲当年就参加挪威基督教差会在南京景风山和香港道风山与佛教徒的对话沟通工作。来自日本郡山女子大学、龙谷大学的3位学者，自称只能是半个日本代表团，因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其中两位是欧美人，一位是华人，他们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跨地域交流的结果，而且这种交流还是非常深入的，其中一位欧美人还是日本净土真宗的信徒。出席这次大会的着名佛教学者黎惠伦教授亦是如此，他早年出生在香港，读书在日本，工作在美国，是中国汉地佛教研究的权威。参加大会的学者，有的来自基督教神学院，有的来自天主教大学，有的来自日本净土真宗创办的大学，更多的是来自公立大学；觉继法师是与会者中惟一的出家僧人，她出家在***佛光山，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任职，同时正攻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的博士学位。与会的代表，这样多重的身份，本身就是在对话。

笔者忝列这次盛会，对“对话”的意义产生了一些想法。记得，几年前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一位瑞典学者来讲学，一不留神，使用了“远东”（the∵Far∵East）这个词。他立刻说，他认为“远东”是一个很愚蠢的词，反反复复解释了半天，看样子是生怕别人把他当成“西方中心论”者。

可惜那位瑞典学者不懂中文，不知道中国（China）竟是“中”国。过去，中国人称中国以东为东洋，中国以西为西域，至今“西方”一词还是报纸、电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那位瑞典学者所说的“远东”，其实在汉语中也有对应的词语——“太西”。满清大臣口中的“太西之学”，“奇技淫巧”，在现在也算是家喻户晓。

大家为了生活方便，将各自所在地定为中心，只是参照物选择的不同，似乎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不能将地理位置中心的选择，变成文化中心的选择，即认为本国、本民族的文化才是最好的文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必须按照我们文化的标准进行规范。

近代由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强势，认为西方文化优越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盛行，许多“东方人”也是持这种观点。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许多人开始质疑西方文明是否真的比其他文明更优越、更道德。不少西方人的眼光又开始转回头伸向神秘的东方，在东方“寻找香格里拉”，宁静的精神家园，成为许多西方人的理想和憧憬。我国许多着名学者，在“一战”后也开始反思西方文化，如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开始出现东方主义思潮。

“二战”后，对西方中心主义冲击最大的，应该说是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以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为例，越战对他们的学术观念产生了严重的冲击，“由于（越战）揭露了美国在政治、道德、文化全面领先的神话，越南解放了美国史家，使他们也许是第一次放弃了西方的准绳与西方衡量历史重要性的标尺，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根植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柯文的名着《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一次最为彻底地清算了这种历史观。

历史就像玩跷跷板，当西方社会出现危机时，我们就会转向东方中心；但西方社会政治、经济走出困境，发展良好时，西方中心者又再度大行其道，历史就在这反反复复之间。但是“9·11”事件在21世纪的第一年出现了，它带来了改变这种局面的可能。文明的冲突与对话至今方兴未艾，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重视，或许我们可以再度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中心观念，不再从跷跷板的一端滑向另一端，而是在一个更加中立的平台上，心平气和地对话、商谈，化解危机，共同为人类文明寻找出路；大可不必再强分东、西，因为地球本身就是圆的，不停流动在地球村中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分清谁是东方人、谁是西方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