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佛教在华弘传概要
一、大法东来
佛教源起于印度，创自释迦世尊，已如前章所述。释尊灭度后，两千余年来，渐次向外传播，南则由锡兰而缅甸、暹罗、南洋，北则由中亚而中国、***、朝鲜、日本。近年来更遍及于英美德法诸国。然而其中弘传最广，变迁最着，而史实足征者，则首推中国。
佛教东来，相传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西历六十七年），然而永平之前，早有佛法东来的史迹，如列子仲尼第四谓：“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此似是孔子已知佛为大圣。
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载：...又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宝经来化，始皇不从，遂禁利防，夜有金刚丈六来破狱出之，始皇惊怖，稽首谢焉。”按此说在佛祖统记中亦有记载，但释利防名为室利房。
魏书释老志载：“汉武元狩中，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此中所谓丈余金人，可能是指佛像而说。
佛祖统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笠，始闻有浮屠之教。&rdquo
以上诸说，虽可视作永平以前佛教已东来中国之证迹，但皆为片断史料，无其他可征文献足资证明。而在史书上可资征信者，为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载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祭祀事。传谓“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喜为浮屠斋戒祭祀。八年（永平），诏司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三十匹，诣相国曰：“托在番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衍罪。相国以闻，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沙门之盛馔。&rdquo
该诏书赐于永平八年，书中有浮屠（即佛陀之义），伊蒲塞（今称优婆塞，为佛门在家信众），沙门（即出家僧众）等译名，可见当时不但已有佛教之仪式，即翻译事业已略其端倪。按汉代中国与西域交通而言，汉武帝时张骞使西域，交通已通，其后霍去病击匈奴，李广利伐大宛，自敦煌至盐泽皆为汉有。宣帝时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天山南北及葱岭以东诸国，悉为汉属。其时交通既已通达，则佛法东传，自属可能，不过一般公认者，系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我国。
我国正史所载，后汉书西域传谓：“...明帝夜梦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遗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rdquo
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七谓：“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rdquo
以上二说，略而不详，佛祖统记中有较详尽之记载，且亦为一般所采信者，谓：...（永平）七年帝梦金人丈六，项佩日光，飞行殿庭，旦问群臣，莫能对，太史傅毅进曰：臣闻周昭之时，西方有圣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西域，寻求佛道。
十年，蔡愔等于中天竺大月支，遇迦叶摩腾、竺法兰，得佛经像梵本六十万言，载以白马，达洛阳，兰以沙门服谒见，馆于鸿胪寺。
十一年，敕洛阳西雍门外立白马寺，摩腾始译四十二章经，藏梵本于兰台右室，图佛像于西阳城门及显节陵上。
综上所说，佛教来华，当在汉武帝之后，至明帝时天竺沙门来华，朝廷尊之，遂载之史籍，传于后世。其后西域译经大师相继东来，宣译佛经，华土有志之士也相继西行求法，于是释迦世尊的经教就渐渐在中国弘传流布了。
二、佛经翻译
东汉末季，西域沙门相继东来，弘传世尊之教。然而佛法弘扬，须藉经典为媒介，故我国早期佛教，恒视译经为一重大事业。我国上自晚汉，下迄中唐，前后七百年间，佛经翻译的工作未尝间断。今日大藏经所传，数逾八千余卷，是皆为古德筚路蓝褛之下所遗留的智慧结晶。
佛经的翻译，可略分为三个时期;自东汉至西晋可称为前期;自东晋至南北朝可称中期;自隋统一至唐中叶可称为后期。宋元以降，虽亦偶有译者，然不过补苴而已。
国人之知有佛经，早在西历纪元之前。魏书释老志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是为国人闻佛经之始，然此仅为口传，并无笔译——事实上，释迦世尊的经教，最初结集的时候，都是闇诵口传，并无笔录记载。至佛灭数百年后，随教所彼，各土渐有佛经写本。我国最早的译经，相传为迦叶摩腾译的四十二章经。而佛教史上最早的译经事业，除摩腾外，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华为始。
安世高，安息国（今波斯地）人，早岁出家，博探经藏。弘化四方，遍历诸国。以汉桓帝初来华，至洛阳，未久通华语，宣译众经，改梵本为汉语。其后二十余年间，译出安息守意经等三十九部。高僧传称其所译之经：“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rdquo
支娄迦谶，月支人，汉桓帝末抵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间，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等十四部。
在前期译经事业中，除安、支二公外，尚有支谦及竺法护者，贡献亦多，支谦本月支人，从支娄迦谶弟子支亮受业，汉献帝末年，避乱入吴，孙权拜为博士，自吴黄武初至建兴中，译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等经数十种，江左译经风气，实由谦启之。
竺法护者，系出月支，世居敦煌，八岁从外国沙门竺高座遍历西域诸国，通三十六国言语文字，西晋泰始二年，大宝梵本，自敦煌至长安，复入洛阳，再至江左，沿途传译，未尝间断，曾译出光赞般若、维摩、正法华、无量寿等经一百五十余部，其时佛典广为流传，护力居多。
自后汉历曹魏孙吴，以迄西晋，二百五十年中，共译出佛经七百余部，一千四百余卷，译经缁素计三十余人。除前述数人外，尚有安玄、严佛调、支疆梁接、竺叔兰等译经师多人。此时期内，译出的佛经数量上虽颇可观，但多是零品断简，少有整部全品的。因之所译的经典，文体既未能确立，内容亦不成系统。故而译经事业真正大规模的开始，乃在鸠摩罗什大师来华之后。
鸠摩罗什大师，为印度大乘佛教建设者龙树菩萨的四传弟子。父为天竺国相，母是龟兹国王妹。罗什夙慧聪颖，七岁即诵偈两万三千言。洞解毗昙（即小乘论），九岁随母之印度，从盘头达多学杂藏及中长阿含四百万言，博览四围陀五明诸论，及外道经书，阴阳星算等。并师事专弘大乘的须利耶跋陀及须利耶苏摩兄弟，受诵中论，百论，及十二门论。其后龟兹王迎之还国，罗什乃在龟兹广说大乘诸经，四远宗仰，东土亦闻其名。符秦建元十八年，秦王符坚以道安法师之请，遗将吕光迎之，龟兹留不遣，光灭龟兹，挟之以归。此时符秦已亡，光在西凉自主，罗什见羁于凉十有八年。姚秦弘始三年，凉降于秦，秦主姚兴迎什至长安，待以国师之礼，为辟逍遥园，四事供养，请译经典，并使沙门僧肇等八百余人咨受襄译。弘始四年译出坐禅三昧经，阿弥陀经;五年更译大般若经。译此经时，罗什手持梵本，口自传译，姚兴亲执旧经，以相仇校，与诸宿旧义学沙门僧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然后书之。此后并译大智度论、妙法违华经、维摩诘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等前后共三十五部，三百余卷。
罗什大师译经，意义与文不悖，而文字典丽，发挥幽致。师为人神情朗彻，傲岸出群，且笃性仁厚，泛爱为心，虚己善诱，终日无倦，住长安十二年，于弘始十四年寂于长安大寺，年七十。
与罗什大师同时，而在江左译经的，为佛驮跋陀罗。驮为北天竺人，少以禅律驰名，姚秦弘始六年至长安，罗什倒屐相迎，每以疑义共相赞决，后因细故为罗什高座弟子憎道恒辈所摈，驮飘然南下，渡江至庐山，应慧远大师之请，译达摩多罗禅经，后至建业，与法显共译摩诃僧只律、泥洹经。至刘宋永初二年，译出大方广佛华严经，实肇华严之端绪。
罗什与佛驮跋陀罗之后的译经大师，首推真谛三藏。真谛为西天竺优禅尼国人，于梁太清二年抵建业，梁武帝迎于宝云殿，竭诚供养，谛欲传译经教，值侯景之乱未果。后梁元帝即位，谛于金陵正观寺与慧金等共译金光明经七卷，之后并译出大乘起信论，大乘唯识论，俱舍论，四谛论等多卷，至陈宣帝太建元年圆寂。
自东晋历南北朝二百余年中，共译出佛经一千零八十余部，三千一百余卷，译经缁素凡九十六人，除上述诸师外，余如法显、昙无竭、智猛、求那跋陀罗、菩提流支、般若流支、阇那崛多等，皆有贡献。此一时期译经事业的成就，计四阿含经、华严经全部译出，法华经第二译本出，涅盘经初出。他如大集，宝集部份译出，般若大小品皆经再译，律藏，大乘论及其他数十部大乘经亦皆译出，成绩可谓至丰至伟。
在后期译经事业中，出了一位佛教翻译界空前绝后的伟人，就是唐三藏玄奘大师。
大师洛阳人，生于隋开皇十六年，幼年聪悟不群，十三岁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因感于众师讲经，各擅宗途，圣典亦显隐有异，莫知适从，发誓远游西方，以释众疑。乃于贞观二年，私发长安，经凉州，出玉门，涉流沙，展转西行。经高昌，阿耆尼等国，度葱岭，越大雪山，遍历西域印度诸国，前后十七年，将梵经六百五十余部，经中央东亚细亚东归，于贞观十九年正月抵长安。其时僧俗出迎者数十万众，太宗皇帝迎慰甚厚，诏于长安弘福寺从事翻译，并特为制三藏圣教序。大师乃网罗贤者，大开译场，前后十九年间，共译出重要经论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综计隋唐之世，共译出佛经三百六十余部，约三千卷，出大师之手者几居其半。其中最有价值者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六百卷，大毗婆娑论二百卷，成唯识论十卷。尤以成唯识论，名虽为译，实如自着，为树立法相宗的纲维。
佛经翻译事业，自安世高支娄伽谶始，至玄奘大师达最高潮。大师之后，尚有实叉难陀重译八十卷法华，义净译“有部宗”毗奈耶百余卷，菩提流志完成大宝积经，不空译密部经咒一百四十余种，般剌密帝译大佛顶首楞严经十卷，般若译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其后自唐贞元至宋太平兴国约二百年间，译经事业完全中断。宋太平兴国八年重起译场，先后有法护，施护，法贤，惟净等译大乘中观论，大乘宝要义，大乘集菩萨学论等五百余卷。再以后虽偶有译者，已微不足道了。
尚有一与译经事业有关，且因此影响我国文化至钜之大事者，即国人西行求法事。
我国地理环境，东南临海，西北障山。北横大漠，所居者为文化落后之游牧民族，故我国文化，向以单调保守称。魏晋以降，佛法输入，乃使国内贤智之士，然于六艺九流之外，尚有学问。而具有崇正信仰之古德，为求正知正见，不惜冒险犯难，西行求法。如本节所述之玄奘大师，是其着者。然魏晋之际，国人西行求法者，实以颖川朱士行始。
士行少怀远悟，脱落尘俗，于曹魏甘露年间出家，是为汉地沙门之始，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乃誓志捐身远求大法。以甘露五年发迹雍州，西度流沙。既至于阗，得梵本正书九十章，遣弟子弗不檀送归。后由竺叔兰，无罗叉译出，即今本放光般若。
士行而后，西行求法者，代不乏人，自魏晋至中唐，前后五百余年间，西行古德可考者不下百人之多。如晋之法显，姚秦之智猛，刘宋之昙无竭，北齐之道邃。至唐之玄奘，达西行求法之最高潮。奘师而后，尚有会宁、窥冲、大津、义净、慧超、不空等。以篇幅所限，兹不赘述。
三、早期弘传
大法东来，虽在汉季，而佛教确立，乃在晋代。盖佛法初来，知者尚少，历经了三百余年的译经和弘布，才取得社会人士的普遍信仰。然所以如此者，实亦与时代背景有关。兹为述魏晋之世的社会情形如下：
东汉末季，黄巾乱起。虽赖皇甫嵩朱隽之力幸获平定，然继以董卓及西凉诸将之乱，袁术，袁绍，曹操，刘表等割据自立。其后三国鼎峙，晋武统一。八王之乱，五胡入侵。百余年中，九宇鼎沸。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朝不保夕。有史以来，国人遭遇之惨者，莫过于此。而际此境遇之中，忽闻我佛世尊，救苦救难，人民为求精神之安慰，或避朝廷之徭役，是以相继入道，皈依佛门，佛教倡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之说。重福报行业，功德因缘，乃使稔恶之徒，亦自怵祸害，俯首皈信。即在智识分子之间，以汉末之干戈扰攘，礼教式微，贤达之士，立命无方，闻佛法智信圆融，乃以本身环境的感受，证之佛法所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盘寂静”之义，感触愈深，于是英才硕彦，遂多入于佛门，并且佛教输入，至此已二三百年，在社会上酝酿亦渐趋成熟，再值佛门大德登高倡导，于是风行天下，奠定了佛教的基础。
在此时期有一位特别值得介绍的人，是西域来华的佛图澄。
佛图澄，龟兹人，高僧传称他：“少出家，清真务学，诵经数百万言，善解经义。”他于晋怀帝永嘉四年来华，抵洛阳，值刘曜寇洛，帝京扰乱，他乃潜泽草野，以观世变。后以后赵的石勒石虎，以暴虐杀戮是务，澄悯怜苍生，杖策军门，尝现种种神异，为二石所崇信。于是中州胡晋，多因澄故营造寺庙，相竞出家。佛教至此，弘扬乃盛。二石对澄奉若神明，虽不能尽用其言，但残暴杀戮之习，却因澄而少改。澄居华数十年，虽未尝译经着论，然高僧传称其：“妙解深经，旁通世论。”随其受学的弟子前后将近万人，且有自天竺康居等国涉流沙行万里而来者，多因澄说而“妙达精理，研测幽微”。在他的弟子中，以道安、法和、竺法汰、法首、僧慧、法常等最为知名，然最能光大其业的，则是道安法师。
道安法师，是中国佛教划时代的人物。法师以前，译经弘教的都是外来西僧，法师以后，我国的僧侣始为弘法的中坚。法师之前佛学是沙门的专业，法师以后，才把佛学公之于智识阶层及广大社会之间。
道安法师，俗姓卫，常州扶山人，世业儒，十二出家，以貌陋，不为师重，然安笃性精进，斋戒无阙，受具足戒后，谒佛图澄于邺城，事澄为师。后更游学诸方，备求经律，中年居于襄沔间，符秦建元九年，符丕陷襄阳，师乃入长安。秦主符坚曾云：“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也，习凿齿半人也。”器重安公，有至如此。师在长安居五重塔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后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者，每劝坚迎致，什亦远闻安风，谓之东方圣人。然安卒于符秦建元二十一年，后十二年（姚秦弘始二年）罗什始至长安，东西二大师卒无一面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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