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融∵通

儒∵道∵融∵通——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定位∵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周山∵老子与孔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两位思想家。孔子问礼、问道于老子,有古籍资料可证,只是这些资料在崇儒抑道的年代里,多有被认为后人伪作。《老子》一书乃至老子其人,也以疑为由,被挤兑至战国中后期,甚至老子的存在,也在疑案之中。儒家这种做派,由来已久。以《论语》而言,孔子的几位后期弟子如子张、子夏等,一度把持了孔子死后的话语权,以致后来另一些派别的传人如孟轲、荀况等绝口不言《论语》,甚至将子张、子夏等人称为“贱儒”。自从汉代***儒术,《论语》成了华夏民族的“圣经”。直到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推倒儒学、砸掉“孔家店”,华夏民族方能摆脱了儒学的桎梏。∵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传统文化的当代定位已成为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传统文化的当代定位,首先涉及儒、道两学。儒、道融通的可能性,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准确理解老子“礼者,乱之始”与孔子“克己复礼”的一致性。孔子忧以天下,以“克己复礼”作为儒学的行动纲领。他要恢复的“礼”,不仅是在损益夏礼、商礼基础上的周礼,而且还添加了新的内容“为仁”;克己复礼的理想目标是“天下归仁”。老子认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表面看来似乎乱因礼而起,礼成了社会动乱的祸首。其实不然。从他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一条脉络延伸下去,“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讲的是“失礼而后乱”,亦即乱的原因在失礼。礼是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失礼就要社会动乱。在老子看来,用礼来阻止动乱是不够的。他对儒家企图通过克己复礼来约束人心、规范秩序表示怀疑。社会稳定的根本在“道”不在“礼”;只有按照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去治理社会,才有真太平;等而下之,只有用“上德”治理社会,才有真太平。在他看来,孔子宣扬“克己复礼”的危害性,就在于过分夸大了仁义与礼的止乱作用,忽视了道与德在止乱中的治本作用。我们发现,老子、孔子虽然在切入点上各有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目的:止乱。通过道与德,从根本上止乱,还是通过仁与义,从“复礼”上止乱,这是老子与孔子之间的区别。平实而言,老子要从“道”这个根本上平治天下,孔子要从“克己复礼”的个人行为出发平治天下,都有一定道理,也都存在片面性。漠视已经战乱动荡的现实,高谈道与德,固然有流于清淡之弊;企图用已为“先人之迹”的礼仪规范暴力,也确实是一种与虎谋皮的奢望。孟子曾经向齐王称将来统一天下者必为不杀人者,结果却是凭借军事实力的秦始皇一统天下。只有儒、道融合,道才能成为搏动的血脉,礼才有厚实的依托。∵第二,从孔子的“闻道”走向老子的“为道”,表明先人对道的追求,不仅是认识,更在实践。孔子与老子都很重视“道”。不同的是,孔子满足于闻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要明明白白地活,即便死,也要做个明白鬼,表达了他对真理的追求和敬畏。“闻道”又称“得道”;孔子曾经老子指点而“得道”,欣喜无限。老子则更注重“得道”之后的“为道”。“为道”亦即“履道”。《老子》一书,就是老子“为道”思想的全面展开。大而至于“治大国若烹小鲜”,小而至于“埏埴以为器”,总而至于“无为而无不为”,细而至于“洼则盈”,无不体现着老子从道的层面上对万事万物的剖析,将道的原则贯彻于人生和社会实践之中。他不赞成儒家张扬“仁义”和“复礼”,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只有“为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动乱问题。他主张的国家要小、民众要少的“小国寡民”蓝图,也是“为道”的展示。今人批判“小国寡民”为倒退复辟,实为误读。儒家主张王道大一统和“大同”社会的理想,是希望社会稳定;老子主张“小国寡民”,让民众少一些束缚,也表达了他对社会稳定的思考。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尤其当今时代霸权主义的猖獗,似乎证明了老子从“为道”层面上展示的“小国寡民”蓝图,较儒家的王道大一统蓝图,并不见得落后。孔子满足于书斋中“闻道”的追求,若不与老子立足于社会实践的“为道”相融合,难免要脱离时代的进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愿望,不可能成为现实。∵第三,从孔子“相濡以沫”的“仁义”到老子“相忘于江湖”的超越,是从维护社会稳定走向促进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孔子见老子而语仁义,老子给孔子讲述了一个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这个故事仅23个字,却尽显孔、老两人之分歧。∵“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是孔子的主张。一群鱼在泉水干涸的池塘中,互相用哈气湿润对方,用口中仅有的一点点唾沫涂抹于对方的体表,使对方苟延残喘,尽可能延长一些生命。在生存危机降临时,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这是何等高尚的道德品性。“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极其形象地把“仁义”情怀推向了极至。孔子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学说,正是从这里起步。当时一心图霸的诸侯们不能用他,原因也就在这里。“图霸”是弱肉强食,要挤压别人的生存空间,而“仁义”则要人们“克己复礼”。但是,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却看到了孔子的“仁义”价值。他们在不择手段夺取政权以后,无一例外地向人民宣教“仁义”,要求人们“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中国历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也都围绕这个课题做文章、求功名,乐此不疲;中国的老百姓,也便封闭在统治者倡导、知识分子营造的“仁义”氛围中生活。中国古人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漫长的封建社会世界记录,“仁义”帮了封建统治者的大忙。∵在老子看来,“相呴以湿,相濡以沫”这种“仁义”之举,根本不能解决“泉涸”这一生存危机。在“泉涸”的环境中,“仁义”的结果,必然是死亡。回到江湖中去,是鱼的唯一生路。在江湖之中,鱼忘掉了“仁义”,因为它们根本不需要“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因此,老子提出了“相忘于江湖”的主张。老子的主张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让“泉涸”这一生存危机出现。其办法,就是按照“道”即客观规律治理国家,让民众生活在适合于他们生存的环境之中,如同鱼生活在江湖之中。在这种社会里,因为不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所以,人们毋须“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二是当“泉涸”这样的生存危机不幸降临时,人们应该积极应对,创造条件,改变“泉涸”现状;或积聚力量,冲向江湖,可能还有一线生机。“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行为,不值得提倡。实际上也于事无补,没有一线生机。老子用“不若”两字,表达了对这两种应世态度的基本看法。∵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选择哪一种哲学作为主流哲学、官方文化,有其偶然性。一旦选定,便决定了以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中国封建社会历时数千年,决定于当年以“仁义”为主导的文化选择。“仁义”在社会稳定方面功不可没,同时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阻力。因此,如何对多元的传统文化进行当代定位和重新选择,是现代中国的当务之急。∵二千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仁义”应该退居二线;而被儒家、新儒家以及当代新儒家贬低、边缘、歪曲的老庄哲学,应该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中来。老子的先于天地而生的“道”,他的“命不可变,时不可止”的辩证思想,他的相忘于江湖的积极进取精神,都可以融入社会文化生活中来。

为情堕妇鼻中虫

过去有一位优婆塞,持戒严谨,精进不懈。有一天,这位优婆塞生了重病,群医皆束手无策。眼见优婆塞已命若悬丝,他的妻子非常地悲恸,依依不舍地对优婆塞说:“我们夫妻多年,一向感情和睦,现在你被病苦折磨,命在旦夕,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你受苦,却无法为你分担,减轻痛苦。再说,假如你真的走了,留下我和儿子孤苦零丁,无依无靠,教我们怎么活下去呢?”优婆塞听了,心如刀割,倍增爱恋,不忍之情油然而生,面对此刻的生离死别,内心更是万般难舍。无奈大限已到,由于优婆塞对妻子的情执太过深重,死后神识便附在妻子的鼻子里,化作一只小虫。而妻子见优婆塞已撒手人寰,便放声嚎啕大哭,悲不可抑。

正在此时,有一位已得道证果的比丘从这里经过,以神通力得知优婆塞持戒修行、精进不懈,本该生天享福,但因临终时起了一念爱心,堕入畜生道,附在妇人的鼻中,便想藉此因缘度化他。于是上前安慰妇人,劝她不要如此悲伤。不料,妇人看见比丘,哭得更加伤心,这时候,小虫随着鼻涕流出来,掉到地上,妇人发现自己的鼻子里竟然有小虫,感到很难为情,准备一脚把虫子踩死,比丘立刻制止说:“且慢,千万别把小虫踩死,它是你的丈夫所化现的啊!”妇人怀疑地说:“怎么可能?我的丈夫持戒严谨,又非常精进用功,怎么会变成一只小虫呢?”比丘回答:“因为你的丈夫临命终时,无法割舍对你的爱恋,所以才会投生为虫。”比丘接着对小虫说法:“你以精进行道及持戒的功德,原本应该生天,得见诸佛;但因为你临终起一念恩爱、恋慕之想,以致于死后堕入三恶道,将来还会继续受苦。现在你知道欲爱的过患之后,就要好好地惭愧忏悔,以求早日投生善道,脱离未来的苦报。”小虫听了,随即心开意解,深深地克责自己的愚痴,不久便舍报,往生天道。

省思

《楞严经》云:“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众生因爱欲垢重,耽染五欲,遂致迷糊颠倒,纵有持戒功德,然欲心不除,亦不免堕落三涂。

情爱的执着不但是生死的根本,更是一切苦恼的根源,要想脱离苦海,唯有化除欲爱、色爱的烦恼,不受情爱的缠缚,进而将小爱化为大爱。能够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心量广大,自然能远离诸苦,解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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