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孙权时期的佛教和上海地区寺院

江南地区佛教兴盛，始于东吴赤乌年间，当时孙权是相当向往和崇仰佛教的。对照同时期的魏曹丕、曹睿和蜀汉的刘禅，孙权对佛教文化最为景仰。这在佛教传播史，尤其是上海（含嘉定）佛教史上是足以大写上一笔的。

笮融在江淮打造佛寺

佛教在东汉时已传至中国，当时也建造了几处佛寺，如洛阳白马寺、镇江定慧寺。它们多是为了接待、吸引来自西域的佛教徒（胡僧、胡商）而建的。

中国皇族和高层贵族在与西域佛教徒交往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为表示诚心，也建造自己的佛寺，东汉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后汉书·楚王刘英传》）。关于建造佛寺的最早的详细记录，见于《三国志·魏书·刘繇传》所记载的笮融的故事：

“笮融者，丹杨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放纵擅杀，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裘，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

《三国志》作者惜墨如金，多处写得颇简练，唯独对此记载大有兴味，可见当时影响之深远。

按，笮融以劫掠财富，打造大佛寺，且以铜铸像，外涂以金，披以锦裘，作殿室能同时容纳三千信徒坐诵佛经。更有甚者是布告四方，广招信徒前往，通常是五千余人户，而每逢浴佛，寺外几十里长路旁遍设酒饭款待。这在东汉末年，兵灾迭生，连年荒灾的背景下，确是一大奇事。笮融不懂佛教的理论，仍是以杀戮夺掠为业，兴平六年（公元194年），他为合伙人刘繇打垮，逃到山中，最终为山民诛杀。他所建造的佛寺也在此后的混战中荒废，但如此盛事传播，我意当时必为避居对江曲阿（今江苏丹阳）的孙坚家族知晓。

外来高僧令孙权对佛教更加了解

孙权应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佛教的。

兴平二年（公元190年），孙权还只有十三岁，他之知晓笮融建造佛寺的故事，我们只是推理，一是因为《三国志》所载笮融之事盛传一时；二是因为刘繇、笮融部署中的幸存者后多归附于孙权，于是孙权在雄踞江东后，多次迎接外来高僧翻译佛经和兴修佛寺也就不难理解了。

江南稳定，海路通航，吸引了不少外来高僧，如支谦、安清和康僧会。《出三藏记集》卷七《合首楞严纪记》称，支谦“以汉末沸乱，南渡奔吴。从黄武至建兴中所出诸经，凡数十卷，自有别传记录”。《高僧传》卷一《汉洛阳安清传》亦称，安清（世高）“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洛扰胡乱，乃振锡江南”。

随同胡僧进入江南的，就是他们所译佛经，支谦、安清和康僧会等都以译经着名于世。此中如支谦所译佛经《大般泥洹经》、《维摩诘经》、《微密持经》在后世广为传播，对江南佛教诸宗形成都有影响，所以梁启超说：“江南佛教教理的开度，以优婆塞支谦为首功。”孙权对此极为关注，《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谦传》称：“后吴主孙权闻其有才慧，即召见之，因问经中深隐之义。越（支谦）应机释难，无疑不析。权大悦，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甚加宠秩。”支谦以他的佛学哲理，感染孙权。此处“东宫”，指的很可能就是孙权的接班人，第七子孙亮。少年孙亮也相当器重支谦，当他圆寂后，“吴主孙亮与众僧书曰：‘支恭明（支谦）不救所寂，其业履冲素，始终可高，为之恻怆，不能已已!”’

另一位是康僧会，他所译的《梵皇王经》、《六度集经》、《阿难念弥经》等也以“殊方异音，兼通开解”传世。孙权与他谈话后，大加叹服，于是认同建塔，“以始有佛寺，故号建初寺，因名其地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兴”。（《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自是浮图始建于中土，而吴中特盛也。”（《真如宝塔记》）

建初寺是江南早期佛寺之一，这座相传建造于吴赤乌十年（公元247年）建业（今江苏南京）古今已不存。

东吴大兴佛寺

孙权是大兴江南佛寺的第一个皇帝。

据严耀中先生《中国东南佛教史》所引木田知生从地方志摘录出68座自两汉到西晋的造佛寺案例，其中东吴时期有43座，占总数的63．2％。而在这个数字里，今见于上海地区的就有6座：

此处六座佛寺，有五座建自孙权晚年的赤乌、太元期间。

孙权在上海地区打造的五座佛寺，乃是见自文字记载的，可能还有些没载人史册的，但也有可能是唐宋以后建的，而传为此时的，如说康僧会奉孙权命所建的龙华寺，即使是，当时也应与沪渎重玄寺（静安寺）在吴淞江南北岸，盖东吴时此处尚是汪洋海水也。只是一个于当时方圆百里、人烟稀少地区，竟有多座佛寺，这恰恰说明孙权晚年时佛教在上海之盛。孙权早年很懂得保境安民，子》中说他：“乘闲伺隙，兵不妄动，故战少败而江南安。”但自夷陵、石亭等战获捷、迁都建业，骄奢日甚，行事乖张，多违常理，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直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如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三国志·吴主传》）显然此乃孙权求长生药的一大实践，后卫温等因未完成任务而被处死。此时孙权的思维和行为，可视为他对佛教的误识，是异化佛教的三世说。

即使如此，东吴的佛教经孙权倡导，子孙继续，为江南佛教传播打下了基础，而孙权作为先行者，自有他的功绩。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