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秉绶光孝寺虞仲翔祠碑》后记

■沈定庵

1973年10月14日这天,是我研习伊汀州隶法六十年来的一个殊胜因缘的日子。那天,我偶过绍兴古旧书店门口,该店应颐康先生(我省着名的古籍维修、装帧专家)瞥见我后从店堂里向我招呼,说刚收进一本伊秉绶的字帖,要我进去看看。上世纪70年代我经济负担极重,家有三位老人,两个孩子正在上学,靠的是我们夫妻两人不到百元的收入,真是入不敷出。月月是寅吃卯粮,所以也无心逛旧书店,因为有时遇到中意之物,而囊中羞涩,徒呼奈何。但那天当听到有伊秉绶的字帖,我非得进去看个究竟,然后应先生递给我一册殊红纸装订的书帖,上题“伊秉绶虞仲翔祠”。我急忙掀开扉页,见是墨拓剪辑的汀州寸隶,又附着一条题签,写的也是“伊秉绶虞仲翔祠碑”,是名家手笔,只钤“杜秋丞”名印一方。碑文的全称为:“光孝寺新建虞仲翔先生祠碑”,行八字,每页五行,共20页,总计736字,我惊喜若狂,因为六十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伊隶字,字字横平竖直,遒劲挺拔,结字变化多端,显示了汀州隶法的特色,捧读之余,联想到这不啻是一部伊隶小辞典,难得难得。

最后这册研究伊隶的宝贵资料,书店以收购价四角八分转让于我,并附给我一张四角八分的发票。

我对书店及应颐康先生的特殊照顾和厚爱,感激不已。获书至今30个年头过去了,我一直把书店这张发票,夹在帖子内。有一年我曾想写一篇小文来叙述获帖的经过,但发票竟不翼而飞了,翻箱倒箧毫无影踪,我唏嘘可惜不已,为文的心也冰凉了。又过了一段长时间,大概是“物有天佑”!发票失而复得,此后我像久别重逢的知交一样看重它。发票既可作为得书的凭证,也是对亡友应颐康先生永恒的纪念。

日前我将得书的经过告知了书法博士白砥先生,他对汀州此巨制也很感兴趣,并怂恿我到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公诸于世,我也这样想,目前坊间流通的伊汀州隶书帖子,其内容多从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默庵集锦》选择而来,大同小异,又很单薄,不能满足喜欢伊隶读者的要求,故极有出版流通的价值。

为了出好书,我打算做三项工作,一是请书论名家特别对伊隶有研究心得的专家作序;二是我想用曾发表在《书法导报》上的拙文《一代宗师伊秉绶》作为对伊秉绶生平的介绍;三是写一篇后记。后记中除了以上得书的经过外,我又作了以下的调查和考证:

一、光孝寺位于广州市区,始建于东晋隆安时期;(397年-401年),是岭南年代最古、规模最大的一座名刹。民谚说:“未有羊城,先有光孝”。虞仲翔先生的祠和碑则建于清代嘉庆十六年(1811年),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自我获帖后,曾去过广州该寺查询,结果是祠和碑已荡然无存,究竟毁于何时寺僧也一无所知。今夏重到广州,想从《光孝寺志》得到一些虞仲翔祠和碑的线索,回报是原有寺志已毁于十年浩劫,目前正在编辑新的寺志。在瞻礼光孝寺时,我看到山门的首副楹联,写着:“五羊论古寺,初地访诃林。”我记忆起碑文中也出现过“诃林”两字。为此,我又走访了广州市佛教协会,承该会符剑先生介绍:光孝寺建寺之前,原本植有大片诃树,故称诃林,为士绅潘某之私家园林。后以佛教传入我国,也播及南粤,后潘某皈依佛门,乃将诃林施舍建寺云云。对照碑文:“维此诃林,传为虞苑”则可能是虞仲翔先生当年讲学之所在。

二、关于碑文的主人公虞仲翔的事迹,我也作了初步的查考。虞仲翔(164年-233年),三国吴人,说来也是一种缘分,他是我的大同乡,《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十二载:“虞翻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也”,并详述了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虞翻精于经学,撰述丰富,有谋略,曾任富春长,因犯颜直谏,触怒孙权,被谪戌交州(今广州),“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常达数百人”,为开播岭南学风,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功莫大焉。孙权后来感到悔恨,曾下达交州,如果虞翻尚在人世,则给他人员和船舟,发遣还都(南京),如若已亡,送丧还乡,给他儿子做官。但虞翻已长逝人世,他在广州十余年,卒年七十。

三、再说碑文的作者,曾燠,字庶蕃,号宾谷,江西南城人,乾隆进士,撰文时任通奉大夫广东布政使。他对虞翻的遭遇,深表同情,比之屈原、贾谊尤可悲也。还说他虽身居蝮蛇虎豹南蛮之地,命轻形悴,发白齿落,但他仍埋头着述,讲学授徒,毫无怨恨,更言“仲翔无罪,罪在直谏耳”,“遭时不祥,哀哉,虽然仲翔一时无知己,而千载之知己多矣,一时无吊客,而千载之吊客多矣。”曾燠的这种铿锵言词,正道出了虞翻刚毅正直,志不可夺的伟大气概,我为有这样一位乡贤,引以自豪。

虽然,今天光孝寺内已无虞仲翔先生的祠堂和纪念碑石,但千百年来人们在心底里一直在纪念他。我衷心希望广州市的有关部门在光孝寺内树立纪念虞仲翔先生的标志,不一定要有祠堂的形式,竖一纪念碑及重刻伊秉绶、虞仲翔祠碑则足资激励人心,发扬正气,如能如愿,则幸甚,幸甚!

200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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