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慧思《立誓愿文》中的护教精神

南岳慧思《立誓愿文》中的护教精神

东山

《立誓愿文》，全称《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是南北朝时期高僧慧思禅师唯一的一卷自撰著作。陈永定二年（568）慧思开始入住南岳衡山，居止十年，演法建寺，奠南岳佛教之基础，开天台宗思想之源头，故被尊称为“南岳***”。著作成于陈永定二年（公元558年）。仿效弥陀因位之誓愿文，慧思叙述自己出家学道、习禅以及在各地游化迭遭诸异道扰乱毒害，因而发心写造金字经本的因缘，立誓愿度尽世间众生。从所发大愿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慧思的弘法利生精神及其所秉持的大乘佛学思想于当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一、末法护教，誓造金经

从东晋以来，我国佛教界中末法思想非常普遍。在北魏太武帝灭佛事件之后，多数中国佛教徒认为那时已是五恶、五痛、五烧的末法时期。慧思也具有这种强烈的末法观念，他说：“彼佛世尊灭度之后，正法像法皆已过去，遗法住世末法之中，是时世恶五浊竞兴，人令短促不满百年，行十恶业共相杀害。”而他自己就生在“末法八十二年”这样的恶浊之世，对这样的末法之世深深地充满了忧虑。文中取他一生主要事迹，依年编列，记下自己曲折的求法因缘，从他出生到四十四岁造金经时止，每记年事，都在时间后加上“是末法××年”，强调突出末法时期到来的事实。而他在弘法游历过程中屡屡遭受佛教内部具异见者的“诸恶比丘”、“诸恶论师”阻碍弘法甚至危害及性命的经历，更加深了他对末法之世的深切感受。

慧思考虑到在此五浊恶世如何让佛法“持令不灭”，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保存佛教经书。四十二岁时他在光州城西观邑寺上讲摩诃衍义，众恶论师恼怒成羞，生嫉妒心，“咸欲杀害毁坏般若波罗蜜义，我于彼时起大悲心念众恶论师，即发誓愿作如是言：誓造金字摩诃般若及诸大乘，琉璃宝函奉盛经卷，现无量身于十方国土讲说是经，令一切众恶论师，咸得信心住不退转。”四十四岁时他在南光州光城都光城县齐光寺，终于完愿造出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法华经》二部，同时又立誓发愿：“愿此金字《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及七宝函，以大愿故，一切众魔诸恶灾难不能沮坏，愿于当来弥勒世尊出兴于世，普为一切无量众生。”

如此末法时代，“世法如云，有为难信”，“∵一切众生迷失正道永无出心”，慧思因此发愿造金字经书以免坏毁，同时誓愿在未来贤劫弥勒出世讲说“摩诃大乘般若经典波罗蜜经”，众生则专念“般若波罗蜜经”以庄严世界现大光明。从这些造金经、弘般若的经历和事实，我们可以感受到，慧思禅师作为一代高僧充满着深切忧法忧教的大悲之心。

二、弘扬般若，为法忘躯

慧思十五岁出家修道，诵持《法华经》等其它大乘经典，精进苦行到二十岁，“求无上道为首楞严，遍历齐国诸大禅师学摩诃衍，恒居林野经行修禅”；二十至三十八岁，“恒在河南习学大乘，亲觐供养诸大禅师，游行诸州非一处住。”三十四至四十四岁，除继续游历与诸禅德相印证外，其主要活动是讲说摩诃衍义，这一时期可谓历经魔劫，多次遭逢危难。每次被请出讲说摩诃衍义，则有诸恶比丘或恶论师从中作难阻碍弘法。文中有时间有地点记载的大场合讲法遭受阻拦攻击的有五次，其中有三次都危及到个人性命。

摩诃衍，即为大乘之法；首楞严，意为佛所得的坚固不坏、能究竟一切实相之法。从慧思行持习学的经历，可知他的禅学思想重视大乘的般若之道，以《法华经》和《大品般若经》为中心，以后到处讲说般若，发愿守护弘扬，这就使得他的禅法尽力于引发智慧、究竟实相。

为什么慧思宣讲摩诃衍义时会屡屡遭到阻难呢？这与当时北方的佛学风气和社会环境有关。唐道宣《续高僧传·慧思传》载：“南北禅宗，罕不承绪。”“自江东佛法宏重义门，至于禅法，盖蔑如也。而（慧）思慨斯南服，定慧双开，昼谈义理，夜便思择，故所发言，无非致远，便验因定发慧，此旨不虚。”江东佛法宏重义门而轻视禅法，北方佛学则重视禅定实践而轻视义学，慧思则互不偏废，坚持定慧双开，以至于“昼谈义理，夜便思择”，为统一南北学风作出了卓越的努力。正由于其止观***、定慧兼摄的实践法门，其因弘阐《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等诸大乘义学而有“一心具万行”之说，及其对于“《法华》***”之旨的强调，与北方流行的修禅风气并不相合，他才屡屡受到“诸恶比丘”、“诸恶论师”的攻讦与陷害。其最终的成就是以其地域上的南移为契机的，这表明其重视义学的方面因与南方学风相互和谐，易于融洽，而其禅定的境界却又足以令人耳目一新，故为佛教界另开辟出一片天地，营造了陈朝的佛海陆空新风。

三、企求神通，自度度人

面对五浊之世，为了众生以及为自身求得解脱，慧思早年发心立誓“欲求如来一切神通，若不自证何能度人，先学已证然后得行，自求道果为度十方无量众生。”造金经后，今后的修行即是∵“为护法故，求长寿命，不愿生天及余趣，愿诸贤圣佐助我，得好芝草及神丹，疗治众病除饥渴，常得经行修诸禅，愿得深山寂静处，足神丹药修此愿，藉外丹力修内丹，欲安众生先自安，已身有缚能解他缚，无有是处。”“学五通仙求无上道，愿先成就五通神仙，然后乃学第六神通。”

由此可见，身处末法时代，为拯救佛法令其不灭和普度众生脱离苦海，慧思为自己设想的目标是先自己学法禅修证悟，获得道果解脱，然后度化众生；无论是“自求道果”，还是造金字佛经，期望获得“如来一切神通”、“威神力”、“五通神仙”、“第六神通”等方便之道，以此来弘传佛法，度化众生。在他看来，不仅无上的般若智慧必得之于禅定，无上的神通之力亦是必得之于禅定的，而且只有获得“大神通力”才能度一切众生于苦厄之外。

正是这种对于大神通力的企盼渴求与誓度一切众生之宏愿的相互结合，使他有了企求作“长寿五通仙”的思想。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看出当时中国佛教界尤其是慧思所处北方流行的禅学风气与社会思潮。综合魏晋南北时期的思想发展史和佛教发展概括可知，在南北朝末期北方盛行声闻禅数，一般僧俗以建寺造像度僧为第一功德，般若性空的实相无相的心观初创，未能突破当时的旧环境，以致慧思弘传大乘般若思想时会屡屡遭受攻击迫害。当然，成长于北方的慧思，自己所创的禅法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禅风影响，比如作为声闻缘觉小乘教法中的企慕神通之力和度人之前的先自度自利思想。另外，如“长寿仙人”、内外丹术等道教术语的使用，说明佛教对于当时与之并存的中国本土道教思想在某种意义上的融合。

总之，从慧思造金经、弘般若、度众生等这些于末法乱世立誓发愿、弘法护教的一生经历，我们可感知其坚定的时代使命感和忘我的护法精神，其德行之高、教法之精、毅力之坚，足以令后辈们反复深思与不断修习。道宣《续高僧传》赞曰：“自佛法东流，几六百载，惟斯南岳（慧思），慈行可归。”此言非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