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穷见节∵矢志不移——从一个侧面看可敬可佩的宝昙法师

彭太熉

编者按:宝昙法师圆寂两年了,我们编辑部还不时收到回忆、赞颂他的文章,让我们感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今天择刊此文,以表示对他老人家的深深景仰与怀念。

俗话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越是在艰难困境中,越能看出一个人的操守与品德。对于宗教徒来说,也是如此,其信仰的虔诚和道心的坚固在逆境中得到了检验。已圆寂的宝昙老法师,就是这样一位时穷见节,身处逆境而矢志不移的人。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次强力的政治高压,结果导致严重的扩大化,全国有55万余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时年32岁的宝昙不幸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因在一次座谈会上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说了一些真话、直话,就被视为鸣放了“右派言论”。后因在另一次座谈会上为虚云老和尚说了几句公道话,又被加上了一条“为大右派分子鸣冤叫屈”的罪名,从而他本人也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从此他就交上了厄运。所担任的南岳佛教协会代理秘书长职务立即被撤销,安排到佛道农业社南台寺小组专事劳动生产。这之后,尽管他在“苦干、实干、拼命干”的“大跃进”运动中一直表现积极,群众反映也较好,而且他总是一个劲地检查自己,责难自己,从多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希图得到领导的谅解,允许他“回到人民怀抱”,然而领导对他的真诚恳切之心却不是鼓励、鞭策,而是只有否定与责骂,硬要他作无病呻吟,尽讲些自己“屡教不改啦”、“没下决心脱胎换骨啦”之类的违心之语。他因感到在南岳呆不下去,便流浪到湘阴县杨林寨农场,糊口度日,一共呆了三年,可是同样没能摆脱遭白眼、受歧视的命运。

1966年“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比反右斗争还要强烈得多的政治高压,宗教界面临的压力特别大,宗教已被界定为应予迅速、彻底扫除的“四旧”中之最旧,宗教徒被打入另册,归入“牛鬼马神”、“专政对象”,大批宗教徒受到了残酷的批判斗争,甚至遭到关押和毒打,几乎所有的出家僧尼都被动员或者强迫放弃宗教信仰,破戒还俗。这段时期,他先是在衡山县福田公社境内的白云寺,与润莲老和尚相依相靠,刀耕火种,自食其力。后因修水库将白云寺拆毁了,但公社领导却不准他与润莲和尚一同迁往另一山中小寺,硬要他到山下的云岭一队落了户。数年后,他又获准返回湘乡原籍居住,从事农业生产,所住房屋仅一间卧室加半间厨房,可谓是个真正的“陋室”。在此期间,由于他的“右派分子”身份,本来就是专政对象,加之此时宗教已濒临灭亡,于是他的和尚身份也不为人所承认了,地方当权者纯粹把作为***分子、阶级敌人看待,经常被无缘无故地揪斗,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游街示众,或者上台挨批斗、罚跪、挨打。在劳动生产上指令他和社员一起出集体工,却又不给予同工同酬,只许拿妇女劳力的工分。在日常生活上不准他和贫下中农社员一样上山砍柴回来烧火做饭,逼得他只好把捡来的牛粪晒干当柴烧。他孤身一人,形单影只,又过着这样受歧视,受煎熬的日子,真正是尝尽了人间的冷漠、辛酸与凄凉。但是,由于他在内心深处坚信自己从七岁出家所笃信的佛教是正确的,所以即使他的生存条件如此艰难困苦,他也没有破戒还俗,仍然是一个佛门弟子,每晚临睡之前还默默地做着佛教的功课。他暗暗发誓: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决不背离自己所热爱的佛教。也正是这种对信仰的执着和坚定,支撑他经受住了长达23年的重压,始终保持了僧人的气节,并且连他自己也没有料想到,他的长期艰难坚持,终于等到了佛教的又一个春天。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圣辉法师在给宝昙法师文集《羊肠小道一僧来》所作的序言中写道:“他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还过俗的法师”,“生活的磨难并没有磨损他的坚固的道心,并没有磨损他追寻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艰难中现传奇,传奇中却又觉平淡的他——就是宝昙法师”。应该说,这些话的确就是对宝昙法师在那段遭难岁月的恰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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