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娄迦谶译师（约西元２世纪）

支娄迦谶译师简称支谶，是後汉桓帝末年（公元一六七年顷）从月支来到洛阳的译师。他通晓汉语，除了独自翻译而外，有时还和早来的竺朔佛（一称竺佛朔）合作。他译经的年代是在灵帝光和、中平年间（西元一七八～一八九年），比安世高稍迟，译籍基本上属於大乘，内容广泛；可见他的学问广博，思想细致，但他後来不知所终。∵

支谶所译佛经究竟有几种，因当时无记载，很难确定。晋代道安着述经录时，见到的写本，年代可考的只三种∶一、「般若道行经」十卷（光和二年，即西元一七九年译）。二、「般若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译年同上）。三、「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即一八五年译）。其中「首楞严经」一种，现已缺佚。另外，从译文体裁上比较，道安认为像支谶所译的还有九种∶一、「阿世王经」二卷，二、「宝积经」（一名「摩尼宝经」）一卷，三、「问署经」一卷，四、「兜沙经」一卷，五、「阿（门人人人）佛国经」一卷，六、「内藏百宝经」二卷，七、「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一卷，八、「胡般泥洹经」一卷，九、「孛本经」二卷。其中後三种现已缺佚。又支敏度「合首楞严记」里提到而为道安所未见的还有一种∶「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一卷。

总计支谶译籍现存九种，缺本四种。僧「出三藏记集」依据「别录」加了「光明三昧经」一卷，这是支曜译本的误记。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又依各杂录加了「大集经」等八种，也都出於附会，不可信。

支谶译籍里比较重要的「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原本都由竺朔佛传来，支谶为之口译。以支谶学识之博，这两种佛经也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此译功专归於他，并无不可；但从费长房以来，经录家都说竺朔佛也曾翻译这两种佛经，就未免重复了。那时候的翻译，因有安世高为先导，遣词造句都已取得一些经验，译文比较流畅，读来有「审得本旨」之感。不过翻译的总方针依然是随顺佛说，了不加饰，要求尽量保存原本面目；就是在译文结构上做了一些「因本顺旨、转音如己」的工夫也是极有限的。所以後人辨别他的译文仍用「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为标准。

支谶译籍的种类恰恰和当时安世高所译的相反，几乎全属大乘，可说是大乘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支谶的译籍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经典流行实况。例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门人人人）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的骨干。「兜沙经」又属於大部「华严」的序品。可见印度的大乘经典开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的。还有支谶译出的「阿世王经」（异译本题名「文殊普超三昧经」，道安经录说它出於「长阿含」，不确）、「问署经」（也作「文殊问菩萨署经」）、「内藏百宝经」、「首楞严三昧经」，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这些方面暗示出文殊对於大乘传播的重要关系，也属宝贵资料。

对於以後义学发生影响最大的，莫过於「道行经」。这因为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为基础，由於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入大乘的途经。又因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等一类说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准备，也就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更快地传播开来（如在支谶的译文里译「波罗蜜行」为「道行」，译「如性」为「本无」等，都是借用道家思想来传播般若的）。从此「道行」成为研究佛家学说特别是般若理论的入门之籍。只因它译文过於简略，好多义理难得彻底了解，引起了朱士行的西行求法，与「道行」同源异流的「大品般若」（魏晋的义学家都将「大品般若」看作「道行」的母本）也陆续有各种异本的译传。这就丰富了般若学说的内容，但「道行」始终受到重视。

在支谶从事译经的年代中，有一批月支的侨民数百人入了中国籍（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谶传」）。月支人信仰佛教较早，他们依照原来的习俗，立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其中有支亮（号纪明）从支谶受业，发扬了支谶的学说。佛学的初传虽然依附了道家，使它外观混同於方术，可是在已入汉籍的月支民族中仍旧保持其传统和特点。这对後来佛学传布而逐渐接近真相，起了相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