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夫人性慧而肃，训不肖等谆谆然。自一步一趋至植身接物，无不委曲详尽。又喜道往时贫苦事，使知衣食之不易。居平正襟危坐，略不倾倚，或终日不一言笑；不肖等过失，折（苔+木）操笞不少假贷，故嗣同诵书，窃疑师说，以为父慈而母严也···光禄公起家寒，先夫人佐以勤慎作苦，鸡鸣兴，泛扫浣涤，纫绩至夜分不得息。
读此，可知嗣同之成为近代重要人物，得之母教者深远。嗣同有二兄、二姊，友爱甚笃。光绪二年（一九一三年），北京发生大瘟疫，嗣同时年十二，死三日而复苏，因此他父亲字他曰「复生」。而他的母亲和伯兄嗣贻、仲姊嗣淑，先後五天内在这次瘟疫中丧命，这是他幼年受刺激最重要的一件事。
母亲死後，他「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之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焉。」（见梁任公《谭嗣同传》）。後来他在《仁学》一书中，对中国伦常观念有不少过激的想法，可能与童年的生活环境有关。
嗣同五岁启蒙，聪颖异於常儿，十岁从名师欧阳中鹄读（中鹄同治十二年癸酉科举人，官至广西按察使），学业大进。十二岁後博览群书，鄙视八股文。从武师大刀王五（名王正谊、字子彬）、通臂猿胡七（名胡致廷）学击技剑术，他之喜言任侠自此始。
十三岁时，他的父亲继洵公外放甘肃巩秦阶道（後来升甘肃布政使），他随父返乡修墓，留乡数月，结识了同年岁的唐才常，两人志趣相投，结为「刎颈交」。
光绪四年，嗣同十四岁，随父赴甘肃任所。此後十数年，他不时往来於湖南与西北各省之间。光绪十六年，继洵公升任湖北巡抚，他更漫游长江各省，考察各地风土人情。在致友人沈小沂书中，谈到他的漫游生活。
嗣同弱娴技击，身手尚便；长弄弧矢，尤乐驰骋，往客河西，尝於隆冬朔雪，挟一骑兵，间道疾驰，凡七昼夜，行千六百里，岩谷深阻，都无人迹，载饥载渴，斧冰作糜。比达，髀肉狼藉，濡染裆。此同辈所目骇神战，而嗣同殊不觉。
由此看来，他并不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後来能成仁取义，与这种任侠性格当也有关。
他曾赴过乡试，但不曾中举——当然与他鄙视八股文有关。但他的诗和古文辞却造诣甚深。光绪十二、三年间，曾到***游历，谒***巡抚刘锦棠，刘一见惊为奇才，便把他留在幕中一段时间。
嗣同十九岁结婚，夫人李闰，是长沙李篁仙之女。二十五岁时，他的二兄嗣襄在***病故。两兄先後早死，使他十分伤心。
光绪二十年，中国败於甲午之战，对嗣同刺激颇深。这时他正在湖南，因愤於中国的积弱不振，非变法无以图存。他忧国如焚的心情，在他致他老师欧阳中鹄的信中可以看出来∶
然事已糜烂至此，岂补苴所能了？平日於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痛钜痛深，乃始摒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室彷徨，未知所出。既忧性分中之民物，复念灾患来於切肤。虽躁心久定，而幽怀转结。详考数十年来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远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对於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於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於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洋之策。
这段时间，他与唐才常等志同道合之士，在浏阳组织学会，以联络同志；创办「算艺学堂」、「算学馆」以培养人才。这时北京改革的风气更加热烈。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康、梁和文廷式等又组织了「强学会」。嗣同乃於是年秋间前往北京，想去和康有为见面。嗣同抵京，康有为因「强学会」遭受压迫，受了沈增植的劝告，先一月到上海去了。
嗣同在北京会见了梁启超。启超小嗣同五岁，二人由此订交。他和启超多次晤谈，对於康有为的思想和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由启超的介绍，更认识了佛学家吴雁舟、史学家夏曾佑。夏亦研究佛学。因此嗣同与梁、吴、夏常在一起讨论佛学。并且在京中也认识了文廷式、陈炽、熊希龄、张元济、黄遵宪、严复等一班人，这些人多半是强学会的成员。
光绪二十二年，嗣同二次入京，这次是和他父亲一同去的。他父子由武汉乘轮东下，经南京、上海，抵达天津。他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报告他在天津参观了李鸿章所创办的事业∶
到天津，见机厂、轮船、船坞、铁路、火车、铁桥、电线、炮台等。他如唐山之煤矿、漠河之金矿，无一不规模弘远，至精至当。此在他人，能举其一功即不细，合肥兼综其长，夫亦人杰，惜晚节不终，弥增悼叹。
其中「晚节不终」四字，是指李签订马关条约。
在京中，嗣同奉父命捐了一个知府，要到江苏去候补。他觉得到了南京，可以在长江下游一带活动。於是在是年六月，动身南下。离京之前，他去见父执翁同和，谈当时的热门话题——「洋务」。同和在是日日记中记以∶
谭嗣同，号复生，江苏府班，敬甫同年继洵子。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中桀傲者也。
次年三月，谭继洵去看他的老同年翁同和，翁的日记中却写着∶
谭敬甫中丞来，此人拘谨，盖礼法之士，从前不知，而有此子何也？
其实，翁同和也是礼法之士，所以他把「高视阔步」、生龙活虎般的谭嗣同，看作是「桀傲」。
嗣同到南京，他本志不在做官，尤其是当时官场上黑暗的情形，与他的性格自然是格格不入。但他不能不姑从俗例，偶而到衙门参谒，除此之外，他多半是闭户读书，少与官场人士往还。
到南京不久，他认识了佛学大师杨文会。杨文会早年曾佐曾国藩幕，後来在杭州为曾公办军粮。同治三年，曾国荃破太平天国军，攻克金陵，次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檄调杨文会到南京督办江宁工程局事务。光绪初年，曾以随员身分随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出使欧洲。他由欧回国时，曾购买了一批自然科学仪器，带回国内进行实验。
杨文会二十六岁开始信佛，三十四岁在南京创设了金陵刻经处，刻印佛经，弘传佛法。嗣同到南京时，文会已五十岁。嗣同性任侠，好剑术，涉猎群书，且倾心於西方自然科学，新近在研究佛学；而文会青年时也是好读奇书，善驰射击技，有自然科学知识，又是佛学大师。二人习性相近，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嗣同在南京候补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住在南京花牌楼杨文会寓中。
嗣同在花牌楼杨寓从杨仁山学佛，主要是学唯识宗和华严宗的教义。尤其是对於华严宗更有深入的研究。欧阳竟无尝谓∶「谭嗣同善华严。」梁启超说他∶「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均可谓评价精当。嗣同在南京期间，还常到上海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二人交往密切，互相研究学问，梁启超撰〈仁学序〉称∶
余之识烈士虽仅三年，然此三年之中，学问、言论、行事无所不共。其於学也，无所不言，无所不契。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数日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
《仁学》是嗣同在杨文会寓所撰写的，梁启超〈三十自述〉一文称∶
时，谭复生官隐金陵，间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接席。复生着《仁学》，每成一篇，迭相商榷。
嗣同住在杨文会家中，想像中此书受到杨文会的影响，也是极其自然的事。他由於从杨文会学佛，故而在上海也与一些学佛的人士相往还。如夏曾佑、汪康年、吴雁舟、胡中选等。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他还与梁启超、汪康年、张通典、康广仁等，在上海发起「不缠足会」。他名义上是在候补做官，实际上仍在做他社会改革的事业。
是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其子伯俨（三立）与地方人士熊希龄、皮锡瑞、欧阳中鹄、唐才常等都协助他推行新政，使湖南新事业次第出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嗣同应陈宝箴之约，回湖南协助赞画改革事业。同时，梁启超也到了湖南，任「时务学务」总教习。於是他们创办了「南学会」，目的是「联合南方诸省志士，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主张「废料举以育人才，开议院以达下情。」同时他们又创办了《湘报》，以讨论时局为主，希望以《湘报》作为南学社的喉舌，以传播南学社的改革主张。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嗣同三十四岁，康有为等在京师推行维新变法运动，嗣同在徐致靖的奏保下，九月七日抵北京，晋见光绪帝，特授四品衔的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未几，变法失败，九月二十五日被捕，二十八日成仁。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记嗣同被捕之经过云∶
时，余（启超自称）方访君（指嗣同）寓，对坐榻上，有所擘画，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而救先生焉（指康有为）。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余与相见，劝东游，且携所着书及诗文词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
与嗣同同死者，有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
嗣同学佛，为时甚暂，始於光绪二十二年在京师结识吴雁舟时，雁舟并以畅演佛教宗风相嘱托。梁启超着《谭嗣同传》称∶
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义，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
及至他到南京，从杨仁山学佛，则「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见金陵听说法诗序〉）
他的佛学思想，表达在他所着《仁学》一书中。《仁学》意在融合儒、释、老及西洋哲学於一炉。其《仁学·自序》曰∶
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盖即墨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大矣。
梁启超序《仁学》曰∶「《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又谓∶「《仁学》之作，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於人生之用。」
《仁学》凡五十篇，分上、下两卷，约五万馀言。因书中有许多讥刺清廷的话，因题曰「***人所着书」。盖以清廷马关条约割让***於日本，因借台人以抒其慨愤也。「书成（嗣同）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布之，始传於世。」（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仁学》思想，受康有为《大同书》之影响实多，《大同书》欲破除九界∶即破除国界、破除级界、破除种界、破除形界、破除家界、破除业界；以至於破除乱界、类界、苦界。而《仁学》自述谓「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者，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君子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也就是说，冲决一切名闻利养、伦常、君臣、一切学说、一切宗教、乃至佛法。这种冲决，要以佛经中说得最为彻底。经云∶「若有佛可成，即为谤佛。」
嗣同之佛学，得自杨仁山居士实多。他的遗诗中有〈金陵听说法〉一章，诗曰∶
尔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
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
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感於巴力门，
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
按∶喀私德。指印度古代之阶级种性；巴利门，指英国议会，均取其音译。
戊戌年，嗣同北上京师时，有〈留别内子〉诗一首，诗曰∶
婆娑世界善贤劫，净土生生此谛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诗後还题了几句话∶「视荣华如够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耳。」这似乎有点遗书的味道，果然他此次出门，有去无回，真是一语成谶了。
嗣同成仁後，他幼年的生死刎颈之交唐才常得到消息，恸哭辞家，欲北上京师为嗣同收葬。抵上海，嗣同遗骸已南下，因不果往，才常有联挽嗣同曰∶
我与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咽呜；
近至尊刚十馀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剑，剑气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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