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1880-1942）俗名李叔同，浙江平息人，生于天津。既是才气横溢的艺术教育家，也是一代高僧∵。
“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反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尚荣耀。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太虚大师曾为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太虚大师曾为赠偈：
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
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
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李叔同书法
被丰子恺称为“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的李叔同，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了世俗眼光中的消极人生之路，1918年，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门，做了一个名“演音”、号“弘一”的僧人。一名曾经纯正而且优秀的艺术家，穿上百衲衣后，从观念到行动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断绝尘缘，超然物外，几乎废弃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宗教家的弘一法师。
诸艺俱疏，唯有书法一事未能让弘一割舍，伴他直至圆寂于泉州不二寺。在弘一6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至少有50年的翰墨活动。由此可见，书法在他心目中占有的地位了。弘一习书始于少年，初学篆书，从津门名士唐敬严学习书法篆刻，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再写隶书，后入楷、行、草诸体，尤对六朝碑版精心揣摩，认真临写，形成他劲健厚重的书风。有人将弘一书法风格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初由碑学脱胎而来，体势较矮，肉较多；后肉渐减，气渐收，融入楷意；再后来字变修长，呈瘦硬清挺之态。其实，从大的审美风格来审视弘一的书法，分为出家前和出家后两个阶段，即劲健与平淡两种格调，似乎更为恰当。为僧以前，弘一书法有绚烂之致，遁入空门做了和尚，书风突变，弃之峥嵘圭角，行之以藏锋稚拙，转入禅境的雅逸恬淡，枯寂孤清。这种巨变，来源于观念上的变化，亦即是人的变化，在俗是李叔同，离俗则是弘一法师，书写的目的发生了质的改变。隔断尘缘的弘一，不再自视为艺术家，作为“写心”的书法艺术，在其观念中自然亦异于以往；握管写字，首先是一种“广结善缘，普传佛法”的宗教活动和需要，而作为艺术的书法已退居其次，书法不再是艺术的自觉产物，而是宗教中的艺术品，其艺术价值是作者的不自觉表现而又经后人的审美接受才得以实现的。纵观弘一遗墨，清静似水，恬淡自如，实是禅修的结果。“刊落锋颖，一味恬静”，清逸的线条泯灭了个性，是禅心的迹化，是期于一种宗教式的“大我”的永恒之境，是造“平淡美”的极致。
作为高僧书法，弘一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存有差异，如智永和怀素，尽管身披袈裟，但似乎他们的一生并未以坚定的宗教信仰和恳切实际的宗教修行为目的，他们不过是寄身于禅院的艺术家，“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知”，这完全是艺术家的气质与浪漫。八大山人笔下的白眼八哥形象，讽刺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画作实在是一种发泄，是入世的，并未超然。比之他们，弘一逃禅来得彻底，他皈依自心，超然尘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宗教家。
书法是心灵的迹化。弘一书法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弘一在致许晦庐的一封信中曾说：“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他的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亦得到了升华，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弘一法师近几年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实在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这段话道出了弘一书法所臻至的审美境界。这样的欣赏，已经超越了书法的一点一线，而是深入书法的本质——文化观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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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张李叔同的照片，摄于1883年，李叔同虚龄四岁。
多有灵气的孩子，灵气中有早熟的睿智！也就是在摄下这张照片后的第二年，李叔同的父亲病故。据李叔同的幼子李端先生在《家事琐记》中曰：“我的祖父是1884年七十二岁时∵故去的……据老家人张顺讲，我祖父故去时出了大殡，由李鸿章‘点主’，马三元（清朝武官）报门'，当时是有些气派的。”李叔同的父亲在病重期间，曾延请僧人朗读《金刚经》，静聆其音，而不让他人入室。当时李叔同年幼，却时常撩帏窥探。父亲去世后，李叔同亦亲见僧人之举动觉得十分可敬。此后他便时有偕侄辈放焰口施食之戏，并自居上座扮大和尚。
有人持此一说：李叔同的信佛在幼年时即已埋下了种子。
李叔同刚到上海的时候赁居在法租界的卜邻里。他年少才盛，旧学新知又一应俱全，驻足海上不久即加入了城南文社。
城南文社是一个以切磋诗词文章为目的、于1897年秋成立的文艺团体，其组织者是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的袁希濂。文社每月活动一次，地点在许幼园的豪舍城南草堂。文社的课卷专请精通宋儒理学、又长于诗赋的张孝谦评阅，并确定成绩。李叔同加入文社后，立即显示了出众的才气，第一次参与就获得了第一名。
城南草堂的主人许幻园家中富有，为人也慷慨,一度是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他也经常举办悬赏征文活动。自从李叔同到上海以后,只要参加,每次总是夺冠军无疑。许氏慕其才华，于1899年春末让出城南草堂的一部分，请李叔同一家搬来同住，从此两人结为挚交。经常在城南草堂聚会的除袁希濂外，还有江湾蔡小香、江阴张小楼二位，他俩也都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这五位才子年岁相差无多且意气相投，遂决定结成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并摄一影纪念（即此照）。许幼园的夫人宋贞曾有《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是这样的：
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这首诗其实很可以形象地表现李叔同当时在上海的境况，他沉浸在诗文唱和之中，少年意气，潇洒无羁。
城南文社，城南草堂，"天涯五友"，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显然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少年后李叔同仍对此表示了难忘之情。他有一首《清平乐.赠许幼园》，写曰：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门着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他也有《戏赠蔡小香四绝》，其中两段是这样的："眉间愁语烛边情，素手掺掺一握盈。艳福者般真羡煞，佳人个个唤先生。……轻减腰围比柳姿，刘桢平视故迟迟。佯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浓芳是口脂。"如此公子哥一般的生活写照，恰恰说时了"天涯五友"当时在艺文活动之佘的另一个侧面。他们之间的友情是真诚的，同时又是令他们彼此留恋的。即便是李叔同1901年暂时离沪北上,他也要在《南浦月·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流露出这样的情怀："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1926年初，早已出家近十年的李叔同到上海时也曾专程到过城南草堂旧址，当他最后知晓当年的城南草堂已变成念佛的"超尘精舍"后便又留下了"真是奇缘，那时候我真有无穷的感触啊"的感慨。
事实上李叔同除了写诗文外，还参与书画活动。1990年3月，他与友人在上海组织了"海上书画公会，"名画家任伯年即是会中的一员。他自刊了《李庐印谱》，接着又出版了《李庐诗钟》这正是他二十岁的年头，艺术成绩如此，使他自己也愿意表白"二十文章惊海内"了。
江阳张小楼、江湾蔡小香、宝山袁希濂、华亭许幻园结拜金兰（左起）。
许地山在《清代文考制度》中云：“凡未入学之学生，称童生，考入学校后为其进身之始。凡童生皆当于本县考试。报考时应填明籍贯地、年貌、三代,其事由州县社房办理.学生报名,有司查明身家机关籍贯无违碍后，方为儒童。其考试为童生试，分正考，二次考试。童生则填文童。”李叔同于1898年春入天津县学应考，他在考卷正在面填写的就是：“文童，李文涛（李叔同的学名-----引者注），年十九岁，身中、白面、无须。曾祖忠孝、祖锐、父世珍。”李叔同的“自白”与这张摄于1898年的照片倒是十分吻合的。
李叔同于1918年夏出家前夕曾将自己的旧物分赠友人和有关机构。据悉，他将自己所藏印章赠杭州的西泠印社；将一些诗画扇页赠夏丐尊，将部分书法作品赠刘质平，将有关书籍赠丰子恺……李叔同做人一贯认真，就连分赠物件也是如此，似乎很是郑重其事。他在给好友杨白民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赠兄之阿弥陀佛直幅，乞收之。又有一小条，乞交质平……其余四包，乞依包面所写者分送之。费神，至好不言谢也。……又：《类腋》及《楹联丛话》各一册，系前送上之书籍内所缺者，故补奉之，附致质平函，乞转交。弟定明晨入山。”
从这张照片的题款可知，此照当是送给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事堵申甫的。
此照摄于1902年，李叔同正在上海的南洋公学就读，他的老师即是大名鼎鼎的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比较开明的。他当时就要求学生读日文，并鼓励学生翻译日文书籍，从中接受民权思想。在这所学校里，李叔同也翻译日本玉川次致着的《国际私法》，并出版发行。耐轩在为《国际私法》写的序中讲道：“李君广平译此书也，盖慨乎吾国上下之无国际思想，致外人之跋扈飞扬而无以为救也。……苟国人读此书而恍然于国际之原则，得回挽救于万一，且进而求政治之发达，以为改正条约之预备，则中国前途之幸也。”1903年冬，南洋公学发生过一次罢课风潮。起因是外强的侵略、清***的一味卖国，青年学生为此反应强烈。然而，学校当局并末支持学生的爱国热情，反而开除了一批学生，从而导致了学生的自动散学，蔡元培亦因同情学生而辞职离校。
李叔同忧国忧民的思想也反映在他的诗词里。此正如他在《登轮感赋》中所述：“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晚帆轻似箭，落日大如箕。风卷旌旗走，野平车马驰。河山悲故国，不禁泪从重。”
李叔同从事戏剧并不是只在留学日本时开始的，他在赴日本之前就已在上海登场演戏，开始了早期的戏剧活动。
人们目前大多知道李叔同在日本创办的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实李叔同在留学日本之前的戏剧活动同样是应该得到足够重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李叔同的早期戏剧活动对他在"春柳社"的艺术实践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对此绝不可轻视。
少年时代的李叔同就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他在在津时已交结了不少京剧名角，并时常前往捧场。而他在到上海以后，这种对戏剧的兴趣爱好又到了亲自粉墨登场的地步。
李叔同在南洋公学读书时，正是上海学生演剧活动的勃兴之际。据朱双云于1914年在新剧小学社出版的《新剧史·春秋》中记载，当时上海的圣约翰书院、南洋公学、民立中学等学校都是学生演剧活动较为活跃的地方。南洋公学早在1900年就曾以六君子、义和团等题材编成新剧并在校园内演出过。李叔同入南洋公学后是否参加过该校的戏剧演出，目前尚无材
料证明。但他在上海几次登场演出过戏剧的事实则无可否认。他的演剧热情当也应该受到当时上海学生演剧活动的影响。
李叔同在上海至少演出过两出戏，即京剧《（虫八）蜡庙》和《白水滩》。
《（虫八）蜡庙》又名《捉拿费德恭》。此剧采自《施公案》，讲的是巨盗费德恭霸占水龙窝。其人劫财好色，趁庙会期间抢夺民女兰英，因兰英不从而被棒打到死。后黄天霸奉命查办。在老英雄褚彪的策划下，巧妙地将费德恭拿获正法。从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叔同的演出剧照中，他既演过黄天霸，又演过褚彪。从中也可见他戏路较广。《白水滩》又名《捉拿青面虎》。剧情讲宋总兵李德俊擒获侠盗许起英之妹（即青面虎），∵押解京都途中，在白水滩遭许起英之妹阻劫，此时穆玉玑路经此地，经干预又杀败许妹之部。这是一出以打斗见长的剧目，李波同是穆玉玑。这又可见李波同此时不公戏路较广，而且演技也较丰富。李波同对他在这一时期的演剧活动显然是十分怀念的，比如他到日本留学后曾于1906年初回国度假，还特意利用这一段时间指导过上海的学生排演新剧，并正式演出。
据文献记载，此照摄于1905年天津。如果此说无误的话，此正是李叔同在赴日本留学前为了母亲的后事而返回天津的时候。
李叔同的母亲王氏于1905年在上海逝世。李叔同扶柩回津。他在母亲的丧事上提倡革新。当时的天津《大公报》曾连续刊载消息，农历七月廿三日以《文明丧礼》为题曰："河东李叔同广平，新世界之杰土也。其母王太夫人月前病故，李叔同特定于本月二十九日开追悼会，尽除一切繁文缛节，别定仪式。"次日又以《天津追悼会之仪式及哀歌》为题公布了"新仪式"的容，"如备有西餐，以飨来宾"，又有"哀启"曰：
启者：我国丧仪，繁文缛节，俚俗已甚。李叔同君广平，愿力祛其旧，爰与同人商酌，据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略为变通，定新丧仪如下：
一、∵凡我同人，倘愿致敬，或撰诗文，或书联句，或送花圈花牌，请勿馈以呢缎轴幛、纸箱礼彩。银钱洋圆等物。
二、∵诸君光临，概免吊唁旧仪，倘须致敬，请于开会是行鞠躬礼。
三、∵追悼会仪式：甲。开会。乙、家人致辞。丙、家人献花。丁。家人行鞠躬礼。戊、来宾行鞠躬礼。庚、散会。同人谨白。
据悉，参加李母追悼人的人有四百余人，参加者中既有中国有又有外国人。仪式上，李叔同曾自弹琴，唱歌。此又被人称做"李三爷办了一件奇事"。
办完母亲的丧事后，李叔同即东渡日本留学。
李叔同在东京与曾孝谷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人的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并在《茶花女》的演出中自扮茶花女。他男扮女装，自然需要刻意化妆。李叔同在后来对丰子恺说到扮演茶花女是很有感慨地讲道：他当时为了束腰，几天没有吃饭。从照片看，李叔同当时的腰身也确实是够纤细的了。不过他的南社同仁苏曼殊对李叔同当时饰演茶花女并不以为然，似乎颇有微詷。苏曼殊在<<燕影剧谈>>一文中写曰：
……前数年东京留学者创春柳社，以提倡新剧自命，曾演<<黑奴吁天录>>、<<茶花女遗事>><<新蝶梦>>、<<血蓑衣>>、<<生相怜>>诸剧，都属幼稚，无甚可观，兼时作粗劣语句，盖多浮躁少年入耳。
从大量史料不看，春柳社当的在日本的活动及演出，无论中国文化界，还是日本戏剧界，大多叫好。而苏曼殊如此评说，除了反映了他直率的性格外，也只能说是他的个人看法，亦算一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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