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生与出家
我是江苏扬州邵伯镇管家庄人，于民国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夏历十二月初一日生，现年六十七岁。俗姓李学名宝良。父李公国琚，母李吴夫人。育四男三女，我是男的最小一个排名第四，祖父是种田的，有农田八亩，分给我父及伯父，每家中得四亩。时我家有七八口，凭四亩田收入，难维一家生活，所以父亲于农忙后，到声州城做小生意，以补家庭开支不足。我出世后，家境稍佳，父特买了七亩农田，有说是我带来的，而实是父辛苦得来。
我有二哥，法名道禅，早已出家。乡俗出家儿，到受具戒时，正式举行剃度礼，预留少许头发，由父母剃除，以示正式允其出家。在我十二岁时，父母带我参加二哥此一典礼。寺方举行法会，仪式极为隆重，邻近各村来参加的僧众很多。由于二哥人缘关系，每一师父待我都好，因而法会圆满，不愿随父母回，父母自不同意，嗣经二哥保证，过年以后送回，父母始放心返家。但到新年过去，二哥要去受戒，逼我与之同行，但我无论如何，要求留在寺中，礼上常下善和尚为师，从此就过着出家生活。若问我为什么出家，当时实说不出所以，只好说是宿世因缘。
二、求戒与求法
民国二十三年春，在我十八岁时，邻县宝应城内福寿禅院，传授千佛三坛大戒，请我师为戒期知客，因此就随师去受戒。受戒要读沙弥律仪及五十三咒，我第一个读熟，被引礼推为沙弥头，当是家师关系，并不是我善读。师在邻近几县，不但相当有名，且为僧林所尊重。
我出家前，八岁开始读书，在私塾读三年，初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读毕大学、中庸，就去出家。出家是在高邮临泽镇范家仑福田庵，师令在私塾读论语、孟子等。塾馆设在寺内，读书非常方便。不过念书之馀，要为寺内做事，到了不读书时，还得下田工作。唯出家前后所读的书，只是将之读熟，根本没有讲解，自不了解其义。
在戒期间，有位引礼师，是镇江超岸寺当家（恕我忘其法号），一再鼓励我于受戒后，应去读佛学院，学习佛法道理，将来弘扬佛法，因而在我的脑海中，时时盘旋求法心念。戒期圆满，要随引礼师去镇东，但师说应先回祖庭礼祖，不得不随师回到祖庭。礼祖后，向师请假出外参学。师说：“不忙，祝你圆具大戒，设斋请诸护法！”
在请斋日，整个寺内，到处洋溢着喜乐气氛，但到用斋一半，师突站起来说：“现我年渐老大，不能多问寺事，演培已受大戒，应由他来住持，诸位谅会同意！”师说毕，掌声雷动，无不赞成。我听后，好像敲响了我出外求法的丧钟，使我感到不安者很久。许多初受戒者，很想即做住持，但我无比兴趣，仍想外出求法！
师在积极策划交卸，我亦积极设法摆脱，终于想出一法对师说：“我刚受戒，父母很不放心，想回家给二老看看。”师认有理，准我告假，但不准带衣物。时在夏历五月端午前后，除将戒牒暗为带出，其他仅带一套褂裤。戒牒带出，便为挂单，因为没有戒牒，大寺不准留单。
到了俗家，敬向双亲，说明我的求法志愿，并请给与我的路费，当蒙给我三块银圆，另给一条棉被，我就到上海去，在法藏寺住半年，做法事得大洋三十馀元，在当时可说是个不小数字，不想继续再做经忏。知客续祥法师，知道我的志愿，介绍我去观宗寺求法，从此离开经忏道场，踏上了求法的坦途，直到今日没有离开佛法。
宁波观宗寺，专弘天台教学，寺内设有初级学戒堂及高级弘法研究社，我由学戒堂而研究社而弘法社，年半期间，连升三级，在弘法社住满三年，就可出外弘法。时我对天台教理虽略有认识，但因社内只重讲不重文，致我在寺年半，一时信不会写，觉得不是办法，不能安心向学。有同学对我说：“你欲学习文字，最好到闽南佛学院去。”
民国二十五年夏，刚好闽南佛学院招生，我就转去读书。闽院在当时，是有名的佛教学府，僧青年都对它响往，我能到此求法，自感极大欢喜，但是仅读半年，突然发生事故，无法再读下去。
时大醒法师在江苏淮阴觉律寺办学，醒公为僧青年所崇敬的对象，我和妙钦、达居二同学，转去好坏里继续求学。但是好景不常，国家积极备战，全国青年皆受边事训练，出家僧侣亦受救护训练，我乃回到出家的高邮受训，感到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受救护训练的僧青年，皆具有浓厚的国家意识，无不乐意接受训练，必要时为国家服务。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首在北方卢沟桥发动侵略战，次年于“八一三”在淞沪又燃起战火，我们五六位同学，就随慈航法师逃难香江。嗣感太平洋战云密布，国家又在浴血抗战中，我们几个同学，不安在港住下，同时知道陪都北碚汉藏教理院，不特太虚大师坐镇指导，全国对佛学有研究的法师，亦都集中在汉院计学，成为战时的佛教最高学府。白慧、妙钦、达居、文慧及我，结伴同往汉院求学。当时航空交通，没有现在发达，沿途所经艰难风险，虽不若义净、玄奘赴印法语法之难，但亦相当困苦。
一行到了重庆，住在长安寺，礼谒虚大师，大师见我们不远万里而来求法，特别慈慧，允入汉院旁听，自由选课而听。我们选课而听。我们选代院长法尊法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辨了不了义论，皆是法师新从藏文译成汉文的；教务主任法舫法师讲的俱舍论，亦是我们选听一课，可是界品没有讲完，舫公被大量派往锡半大学，教授中国大乘佛法。印顺导师当时讲阿含讲要，后来改为成“佛法概论”出版，亦是我们选听的重要一课。
太虚大师对我们真是特别的慈悲，不特准许我们旁听，并极关心我们学业，乃函印顺导师，从旁指导我们有关佛教思想问题。印公亦很慈悲，除于谈话之中，启发我们思想，并在他老静室，为妙钦、文慧及我讲摄大乘论，由我们录成讲记，使我们得到法益不少。
过去我们所学的，都是传统的佛法，虽亦有其价值，但未体认到佛法思想的演变，在汉院听课后，特别是听大师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及“真现实论”，并承印顺导师的思想薰陶，使我们对佛法有一番新的认识。如天台大师所判的五时八教，固然是对整个佛法的判摄，而太虚大师的判摄一切佛法，其思想完全是异趣的。经说亲近明眼善知识重要，于此可以得到最大证明。
三、办学与教学
在汉院听课听得正感法乐时，四川合东法王寺，退居东方老和尚，忽感僧教育重要，特到汉藏教理院，请大师派人到该寺办学，大师竟然命令我去，大师竟然命令我去，所以民国三十年秋，我就奉命前往，筹办法王学院，很快筹备就绪，择日招生开学。时我二十五岁，感于年纪太轻，佛法亦未深入，恐有误僧青年，特再回去到汉院，除向大师报告，复礼请印公上人，为学院最高导师，不但指导教务，亦指导院长。荷承印公慈允，同时到法王寺。从此学众固皆称印公为“导师”，后来老人各地弘法，信众亦以导师称之。
法王学院开学校，导师为诸僧讲金刚经，我不但随班听讲，并将之录成讲记。下学期，印公除为学僧讲“印度之佛教”，又为我们教师四人讲“中观论颂”，我亦随德随记，交由导师修改，后成“中观论颂讲记”。在法王学院的三年期间，与其说我是在办学，毋宁说我从导师学，所以在这期间，我亦得到不少佛法。
初出办学，要好心重，恨不得每个同学都能成龙，不特管理甚严，见到学僧没有进步，更是心急如火。后来有位刘畴九老先生，在清朝时曾中秀才，办学亦有数十年经验，他是学院董事，有次上山对我说：“办学不能希望每个人成材，三五十人一班学生，能有二三人成材，那你办学就有了代价。”我听后，心里稍为感到轻松！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导师及妙钦法师均在汉院，虽欲急返收复区，为佛教做点事，但交通的困难，难于逃难之时，直到民国三十五年清明前后，乃得乘西北公路，转乘陇海铁路东下，经过数月，始得回到沪杭。
到了上海，因虚大师住在玉佛寺，我们就到该寺向大师礼座。大师问我们为什么不留在西安，办巴利三藏院？我们答说：“该院有汉院定悟同学主持，办得很好。”礼别大师，大师忽又叫住我们说：“你们回来也好，杭州现成立武林佛学院，没有人负责，你们就去主持。”妙兄急于要回厦门，要我先去负责教务，回来可在学院讲课。就这样，我又负起杭州武林佛学院的责任。杭州是世界有名的风景优美地方，但学院设在“灵峰观梅”的灵峰寺内，寺固残旧，交通亦不方便，但确是读书的好环境。
后来大师来信，说已请会觉法师来任院长，我非常的欢喜，因会觉长老是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僧，佛学诗文均有极深的造诣，而我在阁院读书时，亦曾听过他老讲圆觉经，现在得再亲近，自是最为理想。嗣后妙兄果来灵峰，为学僧讲舍颂。灵峰初创，规模不大，但因教师陈容坚强，在京沪杭各地，一时声誉雀起，各地僧青年，纷纷求来入学。会觉院长年事虽高，但对办学仍极热心，看到学院办有成绩，老人亦感到很欢喜。
武林佛学院如果办下去，相信还会有很好的成绩，但是刚要三年毕业，局势紧张，沪杭渐近战争边缘。民三十七年冬，导师应性愿长老请，到厦门参加戒地，不能再回到杭州，应请在南普院，创办大觉讲社，我和续明兄应邀前往，仍由我担任教务。但因战火又渐烧到闽南，大觉讲社被迫停办，我和仁俊兄先行到港，导师及续师等，亦陆续来港！
在港期间，虽仍亲近导师，继续听闻正法，但因居处不定，内心时感不安！民三十八年到港，在港前后三年。到民四十一年春，应李子宽居士请，赴台接办大醒法师辛苦创立起来的***佛教讲习会。原因醒公在新竹灵隐寺，办成讲习会不久，忽然中风卧床不起，不能继续主持讲会。寺主无上法蚰及诸护法居士，咸认讲会成立不易，如停办太可惜。代理会务的圆明法师，本中主理讲会，因要赴日求法，就建议子老说：“你们急什么？有现成人选，为什么不请？如请在港的演培法师来，岂不最为理想？”
子宽老为此，立即飞函香港，请我赴台主持讲习会，并请陈静涛长者劝我，所以我于是年夏历二月十九日到台。佛教讲习会是男女合班，时有四众学生四十馀人。醒公年高德重，领导男女学生，自然不成问题，我是三十六岁，深恐男女合班，会有诸多不便，我又不善领众，力主男女分班，老居士们均极赞成，于是采取分班办法：女众迁到中坜圆光寺办，男众仍留在新竹灵隐寺，原有四十馀名学生，经分班后，男僧仅十馀人，浸染日人馀习，在会中穿插僧装，出门着西装，对此极感头痛，经过逐渐调伏，始得渐上轨道，到毕业时仅剩十二名，有成现在弘法健将者！
民国四十六年，导师在新竹一同寺办女众佛学院，院长当然是导师，我则被任副院长，时我已任善导住持，每周只去讲四小时课，未负实际责任。民国五十六年，慧日讲堂与法藏寺合作，就慧日讲堂办太虚佛学院，以纪念太虚大师者。时我已在星洲定居，事前全不知有此事，可是到达决定成立，印海、常觉等诸法师，一致请我担任院长名义，除举行开学典礼日，我曾参加讲了几句话，只是挂名而已，说来非常惭愧，民国六十六年，基隆月眉山住持晴虚法师，发心创办华文佛学院，不但再三函请挂名院长，我则介绍道安长老膺此重任，但安公示寂后，睛虚法师旧话重提，而且亲来星洲面请，只好勉强应允挂名，只在回国任松山寺传戒羯磨时，于戒期圆满后，到学院对诸学僧讲了一次话，看到学僧渴望我回去授课，使我非常感动。
此外，抗战期间，在四川时，曾于什邡罗汉寺佛学院、成都十方堂莲宗学院，操作教学事定，为学僧讲俱舍，但都未能讲完，或是因为有病，或因抗战胜利；胜利以后，回到京沪，曾任上海玉佛寺佛学院教师，讲解深密经及异部宗轮论，虽因国内不靖，都未能够讲完，但是以此因缘，后来各别定成“解深密经语体释”、“异部宗轮论语体释”两书出版。
四、弘化与著作
［泰国的弘化］
过去在慈航沙土师座睛，曾为他老代座讲经，但自己从未应请为从说法，到台以后，创造应***省佛教分会请，曾经环岛弘法一次，在印公具为善导寺导师及住持时，由于他老慈躬违和，经常代替他老为众说法。民四十六年我接任善导寺住持后，每年四季讲经，除请其他法师，都是由我讲说，每次说法，听众约在三四百人之间。
在我接任善导寺住持不久，泰国京城龙华佛教社马子鸣理事长，来函请我去泰主持太虚大师舍利安塔三周年纪念，同时为众宣讲佛经。因从未到国外弘化，当时对此非常犹豫，因恐不善说法，有损大师声誉。嗣香港陈静涛长者，一再来函说明应接受邀请，前往弘扬佛化的理由。在我接受所请，而于启程前，旅居越南的超尘法师，函告中越佛教徒准备联合邀请顺便到越南说法，接着又接到柬埔寨法亮法师来函，请我于泰国弘法以后，顺道到柬埔寨侨胞讲经。这末一来，这次出国，得到三个国家弘化，确实不是我始料所及的！
民国四十七年四月卅日离台飞港，在港逗留几天，于五月三日离港直飞曼谷，被迎接到龙华佛教社，抵达该社未到十分钟，就在大悲讲堂宣讲大宝积妙慧童女经，因早决定今晚开讲，听众亦已坐满讲堂，所以不能改期。我用华语宣讲，由陈慕禅成士译为潮语。因泰国侨胞，多数是潮州籍。创造在龙华佛教社宣讲妙慧童女经，中华佛学研究社陈克文社长、光华佛教会蔡永翰会长，都很诚挚的请我去讲经，由于时间关系，只允在这两个道场，各作三天专题演讲，听众亦是相当的钦。在这两个道场讲后，以为讲说告一段落，那知莲华佛教社长翁通戌，率领该社多人到龙华佛教社，诚敬的向我礼请，并呈一张礼请书，务请我到该社讲一次经。他们既是这样的诚心，只好答应到该社作三次通俗演讲，以与大众略结法缘。
我在泰国弘化，前后共一月零四天，除在上述几个道场，说法计三十次。还在其他几个佛教团体，或略开示。六月六日结束我在泰京的一切弘法活动，七日上午离泰飞柬埔寨，继续我的弘化工作。
［柬埔寨弘化］
由泰飞柬没有多久，就到达金边上空，飞机着陆后，法亮、圣扬二法师率领三百馀华侨来迎接，使我深为感动。驻锡正觉寺，在正觉寺讲经前，在莲林寺、莲光精舍、观慧寺，各作一次通俗说法，正觉寺内亦两次通俗说法。嗣后信众们热烈请求，复在中华正觉寺宣讲八大人觉经五天，听众每次在百馀名以上。金边华侨不若泰国之多，有这么多听众，亦可说是相当不错。
泰柬都是奉行小乘佛教的国家，其制度、其仪规、其思想、其生活、大体是一致的。我曾访问两国的僧投井下石，讨论一些有关大小佛法的问题。有的思想较为一明，并不怎样严数斥大乘，有的思想极为顽固，根本否定大乘是佛法，是以要在这两国，弘扬大乘佛法，并不是件易事，不过人类思想，总是不断在进步中，南北传的佛教，如经常的作思想交流，大乘佛法亦未尝不可传到他们国土中去。惟在宣扬大乘佛法时，只可说大乘佛法时，只可说大乘佛法积极济世救人精神，绝对不可对他们所奉行的小乘有所贬抑！
［越南的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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