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比照视野中的新儒学

尼山新儒学论坛于10月13日至14日召开，本文为田辰山先生与会的演讲内容。当前，儒学研究面临新的机遇，以儒学促进当代文明发展，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和政治家的共识。相信田先生对儒学发展路径的思考会带给我们一些启迪。

演讲人:田辰山

简∵介: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教授。中西方比较哲学思想专家。创立了中国“通变”式思维与西方二元对立式思维的比较理论。

拓展中西文明比照的视野

儒学今日之新，大义与史上历次之不同。其所谓新处，委实在于它从21世纪的尼山出发。21世纪意味着:一是人类从世界各个角落的空间接触，二是尼山作为儒学历史复兴与国际化的符号；这两个因素把今日之儒学置于时刻不可脱离、必须将视野有效地延伸至中西两种文明比照的宽阔视野。这是21世纪尼山新儒学的第一大义。

之所以拓展中西两种文明比照视野应作为第一大义，本人以为是历史的必然。今天的历史现状是，由于数百年来中国文明传统的叙述严重受到西方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和叙述话语的影响，使得中国人如果不开始进行中西两种文明的比照视野的拓展，不知己知彼地实现对中西两种文明重大结构性的差异深刻理解，我们就无法意识到在今日世界格局中自己的位置，就不能看清自己的处境和角色；而要看清眼前的迷局，要明辨眼前的道路，要有文明的自觉、自信和朝向自强的方向，首当其冲的一步，是要弄懂中西两种文明重大结构性的差异。

21世纪的今天恰好为我们这样做准备了成熟的条件:第一，有人类世界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为文明之间的对话带来了空前的契机；第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曙光在即，中国的物质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在文化上开步的支撑；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越来越使得她不能不展开对世界审视的眼光，一改内向自勉的旧性格。儒家思想传统是开放的，不是保守的，张开双臂拥抱世界是儒家思想的内在逻辑。今天，也只有途径中西两大文明比照所达到对二者结构性差异的深刻认识而产生对中华文化的自觉、自信、坚定、图强。

“差异”比“相似”更重要

中华作为数千年传统的礼仪之邦，似乎更长于讲“融会中西”“容纳西学”，而不是善于发现和理解差别。数百年来，国人以“融会”、“容纳”为满足，停留于发现中西文明在表面上的所谓“相似”，亦步亦趋、以投机取巧地模仿为得意，实则阉割了中华传统的革故鼎新精神。

人们似乎很少意识到，这其实不是中华传统的思维方式，而恰恰是堕入“二元对立”的陷阱思维。因为把谈“融会”、“容纳”与谈差别作为势不两立的对垒，其中只有一种谈“融会”、“容纳”才是绝对地正确。这种思维定式之所以流行，之所以时髦，其原因是由于它是单向的、简单的、不费力的，不用多做更深更复杂思考。学理和逻辑恰恰告诉我们，真正要搞“融合”的、搞“容纳”的，你不去认识“差别”、不去对照、不去讲“不同”，所谓“融合”、“容纳”，不过是白说而已。

不知“差别”为何物，是无从晓得“相似”为何物的。弄懂差别才能真正认识表面上的所谓“相似”；所谓“相似”，不应当是在“我们都是人类、所以都一样”这样简单前提条件下的想当然而出的结论。如果这样的说法成立，就不需要学术了。大象的腿与兔子的腿都叫做腿，都是动物，但只是表面上、抽象意义地“相似”，而在本质上、结构上却是天壤之般差异。所以我以为通过中西文明的比照，要发现差别，大讲结构性差别；当然，认识差别、讲结构差别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态度上、方法上去对“融会”和“容纳”的努力。

坚持作为两个不同范畴的视野

特别是在探讨中西两大文明问题的时候，其差异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人们需要首先认识到的是中西文明的叙事，是两个各自独立于彼此的范畴中进行的。两个不同范畴的叙事，由于题目、逻辑、结构、言辞话语是不一样的，是不能进行对话的；如果硬是进行下去，只能是各说各话从而终止。

曾经处于中西文明之间从事翻译的一些人，为了达到受自己认识条件所制约的某种目的，有意识地造成中西言辞与话语可以存在对等意义的假象，导演了两种文明处于误解状态的近现代史。突出的例子一个是利玛窦，另一个可举严复。历史材料显示，利玛窦用很大力气研究中国古籍中的“天”，是要说明欧洲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以此达到与中国上层君臣、士大夫取得共同语言。他向一些皇宫大臣传教时曾经说:“上帝就是你们所指的天，他曾经启示过你们的孔丘、孟轲和许多古昔君王，我们的到来，不是否定你们的圣经贤传，只是提出一些补充而已”。

清末翻译语言采用文言，诱因是为迎合国内知识阶层，为宣传“新思想”以启迪民智作为更深层原因。众多译者主张，译文之最重要功能是传递原文的“现代”意义，达到“改造中国精神的萎靡”之目的；相比之下，采用何种语言进行翻译则降为次要问题。严复译本的语体风格，就在于吸引更多知识人士阅读、接受新思想，达到启蒙效果。难怪今天我们将那时西方著作与它的中文译本做比较哲学的比照分析，发现牛头不对马嘴之处比比皆是。

以中西哲学比照分析让我们看到的中国文明叙事却完全是另外一个范畴。如果西方文明叙事范畴是“六合之外”，中华文明则应该说恰恰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在今天，恐怕几乎没有可以不将中西这两大范畴作为大视野的问题。所以，今天谈到儒学的复兴，儒学的国际化，谈到21世纪尼山新儒学的前途，没有中西这两大范畴作为大视野，是不行的。

开拓区别现代新儒学的新路径

是坚持中西这两大范畴作为大视野，使我们可看清尼山新儒学的前途在于开拓区别于现代新儒学的新路径。这是个怎样的新途径，是从两方面说的。

新儒家所处的历史关头是西方现代思潮的冲击，其任务是如何在那样的情势下做到中华儒学思想传统的延续、继承与创新。为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现代新儒家的希望寄托在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改造，让它实现现代化，与西方现代思想实现融合。由于历史的局限，现代新儒家虽然进行了尝试却没有完全可能做到开拓出中西文明比照的视野，没有意识到而且坚持将中西文明作为两个不同范畴大角度，所以尽管为在现代思潮的冲击之下保持了儒学和中华文化一种微弱的地位，历史功绩不可磨灭，却也在很大程度使得儒家的思想在一套西方语言概念之中变得面目模糊或者根本呈现为支离破碎，失掉本身原有的范畴性、主体性、结构性与逻辑性。

21世纪的时代不再是处在现代，而是处在后现代。今天的西方不再是昔日现代思潮的激荡，而是风起云涌的后现代思潮。现在的形势才是我们等到的使得儒学传统再次光大、传承和创新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这是因为，西方出现的本身思想传统的危机造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崛起。西方后现代已经声称，中华的文化英雄老子和孔子，堪称西方后现代思想意识的人物。是这样的西方思想传统发生变化的现实和西方私人资本全球化经济的每况愈下与衰落，让儒学和中华文化面临了空前未有的光大、传承、创新的历史契机。在这一契机下兴起的21世纪尼山新儒学所奔赴的，必须是一条与现代新儒家区别开来的路径，必须是与西方后现代思潮对话和联手的、批判现代性的，甩开以西方话语建构中国哲学或叙述儒学老套路的新实践。

中华文化传统结构的传承创新

创新是具必然性和自然性的，不是刻意性的。不应该是人为的、为创新而创新，而应该是如不创新，就不堪称“儒学”。其中之关键，就是所谓创新是否符合儒学和中华文化传统结构。

以是否符合传统结构衡量，我们反而异乎寻常地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现中国化，竟然反而在深层次的范畴、题目、结构、逻辑上，是儒学和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比较能够首先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继承了儒家思想追求人与人适当关系（将个人放到与群体及所处的语境关系中去看待）和事物相反相成偶对通变（“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基本结构。我们应当领略到，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文化被肢解得支离破碎状况下，向西方选择之路上中国人的历史必然取向，也是迫不得已的较好取向。所以在21世纪尼山儒学形成之始，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儒学及中国哲学的关系，不因为二者在革命中的表层所发生的必然遭遇而将二者在范畴、题目、结构和逻辑深层关系看待为是绝对对立冲突的，将其作为历史性必然大义，是十分重要的。

迎接第二次的文艺复兴与启蒙

21世纪尼山新儒学应该有为实现人类第二次文艺复兴和启蒙创造人文条件的大义。

第二次文艺复兴和启蒙将是从现在开始的今后一个历史阶段。它包括西方的后现代意识，同时包括东方文明与思想文化的崛起。西方和东方都有一个寻找历史、重新审视传统和恢复自己传统中的优秀精神元素的意识。这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是全球化的条件，就是全球化带给人类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不可回避的未来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已超出追求现代性所赋予人类的能力。换句话说，恰恰是一味追求现代性及科学主义的迷信带给了人类今天的迷思。在中国，它就是重新强调儒学及中华文明传统的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适当（一多不分）关系和事物相反相成偶对通变关系的基本结构和逻辑，再也不能让任何教条束缚我们的思想。最终使中华文化找到自己的语言和话语，不是失语之中消亡，而是找回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精神。

美国比较中西方哲学家安乐哲教授提出必须从以往对孔子与中华文化的“西化”认知模式中跳出来，复归以儒家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理解自己的精神。许嘉璐则提出，中国学者如有所作为，就要推动中华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必须从百年来形成的西化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卸下镣铐跳舞”。西方未来学者奈比斯特也提出:“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推动的中西方的真正互相理解，将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现在已有不少学者在人类需要一次新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议题上进行思考。让这一动议成为尼山新儒学的大义。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所想到的，就是第二次文艺复兴和启蒙必须贯串比较东西文明范畴的比照分析不可；要进行这样的比照分析，非在结构、逻辑上进行不可；要比照结构和逻辑，非有“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这样的整体性视角不可。不如此贯串东西文明叙事范畴的比照分析，问题就讨论不清楚，认识总不能到位。

要让儒学和中华文明的“和而不同”理念走向西方，因为西方“一多二元”结构逻辑的偏颇已不适应全人类生存发展前途，而恰恰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一多不分”，可对“一多二元”给以补正，提供另一种更宽阔的思维路

向。“一多二元”和“一多不分”的差异，实际一直阻碍着中国与西方的沟通。这个障碍的拆除，不是只要会几句外语就可以解决的。历史已经显示，“翻译”并不等于“沟通”。而是用西方能够听懂和理解的方式和语言介绍中国，西方需用一种态度转换角度，才能理解中国。

争占比照视野的学术制高点

21世纪尼山新儒学要争占有利于在本世纪儒学光大、传承、创新的中西文明比照视野学术制高点，此制高点非所有人都可达到，而是只为具攀登制高点气质的人们所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诗句是具攀登制高点气质心胸的绝妙譬喻。它是说，必须有广阔的胸怀，使众山可尽收眼底。也是要大气，要充分展示海纳百川的儒家胸怀，有最广大包容之度，团结一切可团结之人。尼山是所有热爱儒家思想人的尼山，它来者不拒，向所有崇尚、践行孔子思想的人开放。

无人不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它与“道法自然”意义相通。也是说，21世纪尼山新儒学要成就一番事业，必秉承自然之意。成功是自然之理、自然之道。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而新儒学自成。儒学原为人、社会、宇宙之自然道理。儒者自己即是此种自然而然、为能动与他人他物互系不分。自然、不刻意为之品格，为自然状态之表现。倘若果与现代文明有所染指，将失去此种气质。相对于他人，你将重区分、自视属于外力，你要有为，要刻意，要与他人构以单向上下关系。而一旦处此状态之“有为”、刻意，你将掐断与他人他物的“法自然”之道，掐断与儒学德心道义之缘分，臆想“他”物可由你“所为”而左右，实是已发生对自己的异化，绝于自然。直白些说，即是尼山新儒学不行极端、不立山头，虽在制高点，不是制高点。

然而，循自然之理而行，不是与敢于担当精神左错。而是充分展示大义浩然之气与敢于担当精神，此也当是尼山新儒学本涵之义。就是说，懦弱不是儒家，儒者眼里不揉沙；要有斗争精神。儒家倡导的不是一团和气的和谐。争占中西文明比照视野的学术制高点，也是深谙与娴熟掌握中庸之艺术；如同对待眼睛那样，谨慎认真对待儒学学问叙事与付诸实践在特定情势地点与时间相合的恰到好处。儒学的包容性、从容性、开放性、创新性、担当精神是攀登学术制高点儒者的气质。

投身儒学的国际化事业

我最近才越来越意识到，今天谈中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谈儒学国际化事业的话题，如果不提起辜鸿铭，不能说是在该在的路上；所以，今天在这儿谈论21世纪尼山新儒学兴起，也必须鲜明地提起辜鸿铭。

我这样想的缘由是，中国需经过一个将西方文明搞懂的过程。它首先是个人完成的，同时是全民族的过程。有些个人首先完成这个过程，等众多人完成了它，便是全民族完成了这个过程。其实中国迄今有众多个人已经一个接一个地完成或正在完成这个过程。辜鸿铭当是完成此过程之第一人。对全民族来说，这个过程仍在进行当中，尚未完成。辜鸿铭对全中华民族走完这个认识过程，至少有五点启示:一、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蒙昧，其标志恰恰是对辜先生的误解、偏见、不屑一顾与嘲讽；二、辜鸿铭的先知先觉，将他人远远甩在后面；三、中华文化自觉，非有贯通中西文明的彻悟不可；四、在中西文明贯通之意上，辜鸿铭学术意义重大；五、儒学的国际化事业需要辜鸿铭式的贯通中西人才。

辜鸿铭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第一人。1883年他发表题为“中国学”英文文章，成为第一次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人。19至20世纪年间，他史无前例地做出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工作，先后翻译《论语》、《中庸》、《大学》为英语，相继在海外刊载、印行。1915年他英文著述《中国人的精神》引起轰动，之后被译成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在德国掀起“辜鸿铭热”，一些高校和学术机构成立“辜鸿铭俱乐部”。辜鸿铭提出了如何评估文明价值的以人为本标准。他说:“如今要想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最应关注的问题不是其所建造的或能建造的城市是如何宏伟，建筑是如何华丽，道路是如何通达；不是其所制造或能制造的家具是如何典雅舒适，仪器、工具或者设备是如何巧妙实用；甚至也与其创造的制度、艺术和科学无关:为了评估一个文明的价值，我们应该探求的问题是人性类型，也即这种文明产生了什么类型的男人和女人。事实上，男人和女人——人的类型——是文明的产物，正是它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可以说，揭示了文明的灵魂。”辜先生指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精深、博大和淳朴，还要加上一个优雅，是很大程度上，除了古希腊及其文明以外，很难在别的地方再找到的。他的结论是:“无价的、至今仍无可置疑的文明财富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是一笔文明财富”。

辜鸿铭对中国自咸丰同治而来源自对中西之肤浅理解而导致之恶性循环生动概括:“窃谓中国自咸同以来，经粤匪扰乱，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一丛病之躯，几难着手。当时得一时髦郎中湘乡曾姓者，拟方名曰‘洋务清火汤’，服若干剂未效。至甲午，症大变，有儒医南皮张姓者，另拟方曰‘新政补元汤’，性躁烈，服之恐中变，因就原方略删减，名曰‘宪政和平调胃汤’。自服此剂后，非特未见转机，而病乃益将加剧焉。势至今日，恐殆非别拟良方不可。”辜先生对他所处时代的概括，我们还用加什么额外之字来描述今日眼前之状么，我以为不用！

在很大意义上，辜先生时代的争论仍然是今天的争论，造成辜先生时代动乱的也仍然是今天在发生动乱的隐患，似乎尚在继续……这也是我们处于今天应担当的儒学国际化、让中华文化走出去之所以将辜鸿铭先生作为先驱与榜样的必要性。否则我们绝对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中国亟须尽快完成对西方文明的充分认识。中国亟须尽快培养全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自觉、自信、自强意识。中国亟须尽快培养全民族的将中华文明讲述给别人的能力，帮助人们如实地了解中国的现状，让世界对中华文明充满理解与尊重。“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还可以防止人类文明的彻底毁灭。”辜老先生说得多么好啊！

▲孔子像

▲尼山圣源书院，旨在弘扬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开放性文化学术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