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主义视角下的林语堂

内容摘要:在追求科学民主，膜拜西方工业文明和技术文明的年代里，现代作家林语堂对自然的推崇可谓独树一帜。他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将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与西方生物学等科学理论相融合，其对自然的欣赏和亲近，恰与当今拯救生态危机的时代潮流相契合。

在追求科学民主，膜拜西方工业文明和技术文明的年代里，林语堂对自然的推崇可谓独树一帜。他出生于闽南坂仔，童年时代的山地生活培养了他对自然的爱好，并影响终生。他的潇洒气质和闲适姿态与启蒙、救亡等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然而那种对自然的欣赏和亲近放到今天，反倒和拯救生态危机的时代潮流相契合。首先，林语堂反对现代机械文明，主张回归自然。他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赖柏英》中，曾借男主人公新洛之口表述过自己的“高地人生观”：“人若在高山里长大，高山会使他的观点改变，溶入他的血液之中———它更能压服一切———山使你谦卑。“”换一个说法。假如你生在高山里。你用高山来衡量一切，你看到一栋摩天楼，就在心里拿它和你以前见过的山峰来比高，当然摩天楼就显得荒谬、渺小了。”在这种人生观中，高山作为自然的代表，与作为现代工业社会代表的摩天楼是相互对立的。林语堂认为，远离自然的都市生活造成现代人生理上的病痛不适和心理上的孤独压抑。进而，他反对将生活复杂化的物质文明，提倡精神生活的丰富，享受自然带来的乐趣。与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不同，林语堂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1936年以后又出国，旅居美国30∵年，对于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状态有着透彻的认识。在带乌托邦色彩的小说《奇岛》中，他假设西方由于物质主义泛滥而产生核战争，最后导致毁灭的情景，宣告了物质主义的最终失败。基于反对物质主义，林语堂提倡精神生活的丰富，提倡悠闲地享受生活，而非奢侈地享受生活。观山、游水、种花、品茗、饮酒，这些传统士人的消遣方式，不但所费甚少，而且亲近自然。在这种生活中拥有的不是世俗的荣华富贵所带来的物质化的表面安定，而是精神上的深度满足。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向内发掘心灵世界，与西方向外开拓进取的征服文化不同。林语堂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借东方弥补西方的不足，与当今生态时代降低自然资源消耗的追求不谋而合。

其次，林语堂在提倡精神享受的同时丝毫不回避人的动物本性，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代重精神轻物质的传统思维模式的西方式补充。儒家思想一贯轻视肉体而重视精神修养，赋予精神以浓厚的道德色彩，从道德角度拔高人的地位。道家思想虽然反复强调泯灭物与我的差别，反身自然大化，然而真正实现返璞归真和逍遥遨游的只能是精神，肉体已作为无用的形骸被弃置，凸显的仍然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精神上对苦痛现实的逃避与超越。林语堂从西方生物学观点出发，重新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进行定位，得出了人类不过是宏大自然中的渺小生物这一结论。这些观点与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观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基于人的动物本性，林语堂又提出“唯物主义”说，他宣称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里的“物质”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存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指的是肉体和感官的感受。在他看来，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获得的经验，远远大于依靠想象和认识获得的书本知识。这种对情感和感官的强调与现代生态学家如出一辙。唯有开放感官，才能充分领略大自然的神奇美好。林语堂欣赏直觉、常识、感知的思维方式，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在女性身上表现得更为鲜明。

当然，林语堂对自然的推崇不是出于保护生态环境，而是出于追求和谐和享受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心态，这一点在本质上不同于生态文学家们。生态学家提倡的和谐，是从系统论出发的整个生态体系内部的和谐，亦即生态平衡。林语堂追求的和谐，则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包括灵与肉的和谐。这种和谐，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是其儒道结合的中庸式思维模式的产物。在林语堂心中，理想的人生境界是既能够超越人生，又爱好人生，如陶渊明。这和谐显然是人本主义的。进一步地，达到和谐境地，便能尽情享受人生。在生态学家那里，对待自然的态度一方面是赞美、欣赏，另一方面则是保护、怜悯。他们既醉心于自然之美，让心灵融入自然，轻松愉快地感受自然带来的乐趣；又负有保护生态的崇高使命感，为生态危机、为自然受到摧残而痛心不已。而在林语堂那里，只有快乐，只有享受，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危机感和使命感。观山游水赏月莳花之类与自然相亲的生活方式都是出于纯粹地享受人生的目的，即使强调人的动物本性、重新界定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出发点也是为了能够从“肉”的角度享受人生———尽管他反对纵欲———因为享受生活无须分清灵与肉。他甚至津津乐道于人的食性：“吃了东兴楼的芙蓉鸡片，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受到那只鸡真的没有白死。”[3]一副心安理得、理所当然的态度，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由于出发点的非生态性，林语堂笔下“自然”的内涵和外延都与生态学意义上的“自然”概念不同。在一种情况下，“自然”是老庄思想中“顺其自然”的那个“自然”，那个“自然”是宇宙大化的化身，象征清静无为，返璞归真，被抽象化、哲学化了。在另一种情况下，自然则被艺术化，成为审美欣赏的对象，或是供士人在精神上占有的财富，或是人化、道德化的移情对象，或是逃避社会的休闲场所。现代科技文明中，人物化为工具的工具；古代士大夫文化则在精神上将自然人化，赋予动植物以人的品格，借咏物彰显自我的清高、孤洁或坚忍。在这里，道德伦理成了自然审美的尺度。美不是自在的，而是“善”所成就的。在生态学家眼中，即使屎壳郎也有其美和价值，它们滚运粪球的动作是那么和谐，那么美妙，它们为自然的清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生态主义强调的是“存在”而不是“占有”或“属于”，“占有”的心理归根到底源于人类中心的思维模式。

说林语堂是现代作家中最爱好自然的一位或许不为过，他对自然那种发自内心的欣赏，与自然共处时那种愉快、谦卑的心境今天仍然能深深打动读者的心灵。然而他毕竟不是生态学者，在对其文本进行生态学解读之后，便会发现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