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四祖寺与中国禅风的形成

四祖寺，古称幽居寺、正觉寺，又名双峰寺。唐武德七年（624）禅宗四祖道信大师创建，为中国禅宗丛林之始。位于湖北黄梅县双峰山下，距县城15公里，占地110多亩，与东山五祖寺相隔20公里。西山，又名破额山、双峰山，海拔599.8米。风景秀美，名胜众多。其中三塔（毗卢塔、众生塔、衣钵塔）、两桥（灵润桥、明月桥）、一石刻（灵润桥摩崖古石刻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道信禅师（580～651），俗姓司马，世居河内（今河南沁阳县），后迁蕲州广济（今湖北武穴市）梅川镇。12岁投司空山璨禅师求解脱法门，言下大悟，摄心无寐，胁不至席六十年。21岁于江西吉安受戒修学。越三年，闻璨和尚遍游江右告竣，归司空侍之，得传衣钵，为中国禅宗第四祖。大业二年（606），璨禅师寂。至庐山，住大林寺十年，研习止观。大业十三年（617），38岁，住吉安祥符寺，令城中禁屠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解围城之困。

唐武德七年，蕲州道俗请师至黄梅造寺，见双峰有好泉石，一住近三十年。大敞禅门，聚徒五百人，自耕自足，勤坐为本。着《菩萨戒本》一卷以传戒法；又撰《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教人修习一行三昧以明心地。以农养禅，行证并重，禅戒合一，融摄止观等一切法门。蕲州双峰多有得果之人。其忍禅师，承信禅师后，法妙人尊，时称东山法门；荆州法显，受“出要之方，降心之术”；衡岳善伏，得“入道安心”之法；荆州玄爽“亟发幽微，唯存摄念，长坐不卧，系念在前”；牛头法融，则悟“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之旨；新罗法朗，秉法东归，开海东禅道之滥觞。四祖及其六大神足，不仅神州禅门法运之所系，新罗法朗实海东禅道奠基人。

永徽二年（651），祖命弟子造塔于寺之西岭。同年古历闰九月初四，自入塔中，垂诫门人，言讫而寂，世寿七十有二。第二年，塔门自开，肉身不朽，众迎真身回寺供奉。代宗敕谥“大医禅师”，塔曰“慈云”。

弘忍后，有清皎、仲宣、居讷、法演、止堂、云谷、平川、三昧寂光、戒初、起高浪、晦山戒显、道纶溥等高僧相继驻锡西山。

明正德十四年，四祖真身举手至顶，吐火自焚，得无数舍利，殿亦同灰。荆王发起重建。清咸丰四年（1845）冬，毁于兵燹，光绪间复修。后又毁，仅存三间祖殿与古柏数株。

1995年12月，本焕长老担起重兴大业，历时五载，建成殿堂楼阁200余间，昔日祖庭，重现辉煌。2003年9月12∵日，本老功成身退，净慧大和尚继任方丈。师以重振四祖禅风为任，倡导生活禅法，加强僧制建设，继办《正觉》期刊，举行以禅修为主旨的四众共修法会及禅文化夏令营等活动，并进一步整治寺院周边环境。而今，寺前停车场、“慈云之塔”石牌坊、传法洞、寺院至毗卢塔及传法洞朝圣台阶等工程相继竣工。千古禅刹，生机焕然。

在我没有到四祖寺以前，∵对祖师禅是什么，理解还不是很深刻。到了四祖寺以后，看看那里的山川形势，看看寺院前后那一块一块的田地，再想想当时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的双峰山麓，聚集五百人学法参禅，如何能够维持下去？只有走中国佛教独辟蹊径的自食其力的道路。这条路是一条违背戒律的路，这一条路是四种邪命食当中的下口食，当时的主流佛教是绝对反对的。下口食，就是自己种田、自己找饭吃，这就叫下口食。律宗的人最激烈反对禅宗的这一条。但是禅寺聚集那么多人，要靠化缘吃饭不可能，只靠信众的供养也不可能。黄梅四祖寺那个地方很偏僻，当时，唐朝总人口只有几千万，要那个小县城供养五百个僧人，会极大地增加当地老百姓的负担，同时也不现实。所以四祖大师提出一个新的禅宗僧团的生活方式，叫做“坐作并重”，坐禅和农作这两者并重。这一下就解决了禅宗寺院的物质基础，解决了禅宗僧团的吃饭问题。当时五祖在四祖座下专门领导五百人当中能劳动的人种田，解决吃饭的问题。佛教能够生存到今天，禅宗能够生存到今天，跟这一条“坐作并重”或者“农禅并重”或者“以农养禅”的道路是分不开的。所谓如来禅跟祖师禅的根本区别也就在这里。如来清净禅，从形式上来讲，接触了农业生产，接触了种地开荒，那就不清净了，违反戒律了。所以仰山祖师跟某一位禅师讨论禅门见地时说，汝只会得如来禅，没得祖师禅。祖师禅的见地与功夫相一致，禅师们经过禅门生活方式的历练，师师相传，心心相印，面对中国社会重农的现实，禅师们将农耕生活融入禅宗僧团的生活之中，从四祖道信禅师的“坐作并重”到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形成了祖师禅最生动活泼的内容之一。这一点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说是维系法运、延续佛教慧命最根本的一种手段，一直到今天，“农禅并重”已经成为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之一。

后来，百丈禅师出世，有所谓“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马祖建的什么丛林呢？禅宗的丛林。因为当时禅宗的僧侣寄居在律寺之中，诸多不便，所以当时马祖就在江西开辟了许多禅宗的寺院。今天我们到江西去参访，还有很多寺院是马祖开创的。禅宗的寺院多了，就有马祖的弟子百丈禅师建立寺院清规的必要。禅宗寺院的清规贯彻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的根本要求，没有这一条，当时的禅宗丛林林立，要得到供养解决生活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建立禅宗寺院这一举措，就使禅宗在中华大地上牢牢地扎下了根。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这一举措就使中国佛教、中国禅宗真正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条规定、这一条措施，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经历的几次教难中挽救了佛教。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是这一条原则，使中国佛教和社会主义制度找到了一个共同点，找到了一个切入点，找到了共同语言。在解放初期，跟中共的领导人能够对话、能够沟通的人，在佛教界还很难找到。当时有一位信佛的居士，他是国民党第19路军的起义将领，后来又在人民***做了中南地区的农林部部长，叫陈铭枢。他当时写了三封信给毛主席，讨论佛法在新中国如何发挥作用。在三上毛泽东论佛法的书信中，能够和新政权找到共同语言的就是六祖大师的四句偈子：“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使佛法与世间法，找到一个契入点；然后就是百丈禅师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生活的传统。说明佛教是主张自食其力、主张劳动生产的，和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按劳分配”、“生产自救”、“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这些主张是不矛盾的。中国佛教协会1953年成立，就把“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一条作为中国佛教最根本的优良传统。所以说禅宗祖师禅的这种具有中国农耕社会特色的生活方式，在新中国再一次挽救了中国佛教，使中国佛教能够起死回生。

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还是如此，还是要继续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发扬祖师禅的优良传统，发扬中国禅学的根本特质。当然，在今天，“农禅并重”这个具体原则如何来运用，是我们所面临的一道新课题。我们说修行不能离开生活，不能在生活以外再找一个什么叫作修行的法门。修行本身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信佛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样，信佛才有实际的内容可言。通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来实现个人精神上的烦恼淡化，智慧开朗，心地清凉、自在。也可以说，把道场建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当中，建立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建立在每一个人所在的单位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善自护持自己心灵的这个道场，善自护持自己家庭的这座道场、学校这座道场、办公室这座道场、公司这座道场……那么我们整个山河大地，就是一个清净庄严的道场。修行一定不能脱离实际，不能空谈，不能离开自心，另外去找一个修行的门路。“农禅并重”的原则可以和我们每个人所从事的任何有益国计民生的工作相结合，让禅与千千万万个工种“并重”，使祖师禅、生活禅在广阔无垠的生活土壤中开花结果。